袁氏當國失敗之後，新興知識分子掀起全盤批判中國文化的激進運動，對中國文教體系發起最後一擊。引發新文化運動的因素是廢科舉等政策帶來的儒教之劣質化。清廷廢科舉、 廢書院之後，大多數士人轉入新式教育和知識領域，最聰明的青年才俊或出國留學，或進入國內新學堂，依然堅守儒教者則是些老衰之士，基本喪失了思想學術上的創造力。為顯示其存在的價值，甚至刻意對抗新潮流，拒絕新觀念、新制度，反對一切新事物。
（張之洞和袁世凱聯合廢除科舉）
康有為即是典型。戊戌維新之前十幾年間，康有為在思想上、政治上十分激進。維新失敗、流亡海外後，則日趨守舊，堅決反對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又呼籲建立孔教會，在君主制和儒教之間建立了強聯繫。革命之後，康有為著《中華救國論》，專門論述建立孔教對於維持共和之重大作用。
（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
康氏以為，共和政體對國民道德、倫理之要求甚至高於專制體：「夫共和政者，民自為治也。人能自治者，必其道德心盛，自行束修，蠢迪檢押，夫若是則何待人治之，故自治可也……無人治己而進為自治，則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就須尊崇孔教。民國建立之後，社會風氣迅速劣質化，這讓不少人士痛心疾首，他們認為應當加強國民道德教化。康有為抓住這一時機，推動孔教會建制化與入憲。
（康有為推動孔教救國論）
1912年10月，康有為鼓動其學生陳煥章在上海成立孔教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1913年9月24至30日，第一屆全國孔教大會在曲阜召開。另一方面，袁世凱為收攏人心，強化國家權威，也訴諸儒教，1913年發布《尊孔令》，次年又頒發《祭孔令》，袁本人親臨祭孔。其所草擬的「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也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事」。
（《天壇憲法草案》起草人員合影）
凡此種種思想上、政治上的異常變化，引起新生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極大憤怒，由此而有了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是現代現象，中國知識分子是清末民初出現的新群體。隨著滿清解體，士大夫已不存在，清末乃至民初社會領導者是過渡性的紳士，接受過良好的古典教育，對中國文化始終保持忠誠，不僅有文化、社會上的權威，也參與地方行政。立憲又為其提供了參與地方乃至全國性政治的正規渠道。
（清末立憲時期的保守主義思潮）
廢科舉、書院、私塾後，青年轉入學堂或出國留學接受新式教育，其中大部分成為專業人士，少數人關心公共事務，並通過報刊等現代大眾媒體表達意見，通常針對既有宗教、文化、社會、政治等一切建制發表批判性意見，而塑造輿論。此即知識分子。他們寄居於現代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與中國文化缺乏有機聯繫，也脫離基層社會，沒有參與地方治理，在政治上屬於邊緣人物。知識分子在體制之外，心態自然趨於激進，在文化、政治上均如此。西方也為其提供了觀念武器。19世紀初，西方開始出現現代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
（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
現代紳士關注秩序構建，對此了無興致；知識分子卻熱衷於這些，並借各種現代文化、政治制度廣為傳播之，對日益擴大而心情急躁的青年學生群體產生了廣泛影響力。袁氏稱帝、民國政治秩序聲譽掃地之時，知識分子群體已初步形成。共和建政之挫折，令知識分子十分失望，反思挫折的根源；康有為倡導孔教與袁世凱尊孔之間的互動，讓他們很方便地把政治失敗歸咎於孔子、儒學，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都曾於 1916 年在《新青年》上撰文抨擊孔教入憲。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興知識分子找到了文化與政治批判的靶子，對以五經之學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文教體系展開全面批判。
（一份永遠值得紀念的媒體）
1912 年，蔡元培就任教育部長，廢止癸卯學制特別強調的中國學問部分：下令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學科。持續了兩千年的「經學建制」徹底瓦解，中國固有經史之學在教育建制中喪失存身之地。在此基礎上，胡適提出「整理國故」觀，意謂中國固有的知識、價值、制度已成為「國故」，即死去的歷史，曾持續生成國家根本法的經學成為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對象。當然，中國固有的人倫、法律、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制度也都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
（在這飛雪中，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講）
在胡適引領下，顧頡剛等人發展的「古史辨」範式更進一步，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研究思路，宣稱經學、儒學賴以成立的五經基本上是戰國、秦漢之間的儒生所偽造。這是康有為提出的孔子託古以創教說之自然發展。據此結論，五經即便作為歷史研究的資料也是不可信的。因而此後整個二十世紀圍繞五經的研究甚至不是歷史性研究，而是文獻學研究，主要辨析文本之真偽。
（從信古到疑古）
中國現代知識體系切斷了與五經的聯繫，哪怕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也不討論三代，而直接從孔子始創的「子學」時代開始。在固有學術廢墟上，現代學人主要通過移植的方式構建了中國現代學術體系，最初是移植日本，而後移植美國、歐洲；自然科學如此，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如此，甚至人文學科也同樣如此，比如，中國的哲學研究普遍依循西方哲學範式，關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則歸入哲學史領域。
（錢玄同抄錄的《文學改良芻議》）
知識分子認定，不僅中國固有思想已經過時，用以表達思想的文章和語言文字體系也已過時。胡適的成名作是 1917 年 1 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點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實際上，自古以來就有雅言和俗言兩套系統並行，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也早已出現，並在眾多日常生活場景中應用，但朝廷文書和文人書寫還保留雅言。
（拉丁化，人人爭做倉頡的激情年代）
胡適要求雅言系統，使語言文字完全地俗化。《新青年》於 1918 年 1 月號開始使用白話文，並很快成為風氣。更進一步，有些知識分子要求廢除漢字，或者推進漢字的拼音化，所幸未能付諸實施。知識分子對中國固有的人倫道德觀念發起攻擊。他們認為，正是這些觀念妨礙了個性發展和個人自由，從而妨礙了科學思想和民主政治。其攻擊集中於家庭、家族制度和與之相關的禮教。新文化運動對家的批判多以文學方式表達，尤其是新興的小說最重要的母題是描述家內黑暗和青年逃出家庭、獲得自由的 艱難過程，所謂「娜拉的出走」。由此，人倫所維繫的社會結構在新一代精英心目中喪失了正當性。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由此又有更大範圍的社會批判：知識分子斷言中國民眾是愚昧的、落後的，且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因而需要改造「國民性」。總之，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現代知識分子斷定，中國文化整體上是落後的，甚至是反乎人性的，不可能依靠自身完成新生。中國文化必須「全盤西化」，胡適首先倡導之，且不斷有人重提。中國要建設現代國家，全面放棄自己的文化，接受歐美的文化。
從康有為首倡孔子創教託古說到「古史辨」派宣告五經系偽造，從《大同書》主張去家到新文化運動吃人禮教說的流行，從紳士借立憲構建地方化權力到北洋將領割據一方，清末民初二三十年時間，大一統的政教體系徹底瓦解，中國陷入無序狀態。重建大一統的政教秩序成為中國人所面臨的基本歷史任務。
（摘自《可大可久：中國政治文明史》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