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理論上的案例。
在科學發展觀和唯物辯證法的關係上，一方面，唯物辯證法是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它在哲學方法論的高度為科學發展提供指導作用，表現出科學發展實踐與唯物辯證法關於發展的方法論的一脈相承；另一方面，科學發展觀又把唯物辯證法關於發展的方法論中國化、時代化、實踐化，實現了哲學方法論與發展實踐的有機結合和統一，賦予唯物辯證法以鮮活的時代主題和強大的生命力，把唯物辯證法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科學發展的時代主題下，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科學發展觀是關於如何實現科學發展的方法論內容，集中體現在其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和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等方面。這些「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充分體現了唯物辯證法關於發展的種種方法論的原則和要求。換言之，當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原則來指導當代中國發展時，就必然要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從科學發展觀「基本要求」的角度看，科學發展具體表現為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全面」，是就發展的要素而言的，這些要素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是對唯物辯證法的「全面」觀點的具體運用，表達的是全面發展，不能搞「單打一」或「一花獨放」式的發展，這就提出了科學發展的全面性的原則或要求；「協調」，是就發展的橫向關係而言的，表達的是發展之各要素的關係要和諧、比例要合理，發展速度和效益要統一；「可持續」，是就發展的縱向關係或代際關係而言的，主要解決的是今天的發展和明天的發展的統一性問題，表達的是當代人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不能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和條件造成危害。當然，無論是協調，還是可持續，其實都是對唯物辯證法的「聯繫」觀點的具體運用，是基於橫向聯繫和縱向聯繫的視角而看待、對待發展的具體表現。
從科學發展觀「根本方法」的角度看，科學發展具體表現為堅持統籌兼顧的方法。統籌兼顧也是對唯物辯證法的全面觀點、聯繫觀點和發展觀點的具體運用。進一步來說，統籌兼顧是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分析法的集中體現。在唯物辯證法看來，「全面」實質上是指事物內部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雙方；「聯繫」的根本內容就是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的矛盾雙方之間的本質聯繫，事物「發展」的源泉、動力在於事物內部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雙方的地位具有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表現為：在諸多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分；在矛盾的兩個方面中，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其中前者處於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後者處於被支配地位。矛盾地位不平衡性的客觀事實，形成了關於矛盾分析的「兩點論」和「重點論」。辯證法的兩點論，就是面對複雜的事物，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關注次要矛盾；在面對任何一種矛盾時，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關注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關注一點而忽略了另一點，就會導致形上學的「一點論」。辯證法的「重點論」，就是在面對複雜事物時，要著重把握它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在面對任何一種矛盾時，要著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去把握這個重點甚至否認這個重點，而是平衡用力，就會導致形上學的「均衡論」。實現科學發展的統籌兼顧方法，正是對辯證法的「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具體運用。它在立足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時（體現了「重點論」），又總攬全局、兼顧各方、科學籌劃（體現了「兩點論」），在方法論的原則上，實現了「重點論」和「兩點論」的有機統一；在發展實踐上，又能體現並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堅持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就必須反對形上學的發展觀和發展傾向。這種形上學的發展觀和發展傾向在發展實踐中，堅持的是片面的、孤立的和靜止的觀點看待發展，要麼表現為「唯經濟主義」（或唯GDP）而忽視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要麼只見物不見人，要麼只顧今天的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問題。
其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堅持新發展理念」，更是唯物辯證法在當代中國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新發展理念，是對科學發展觀的堅持和發展。
（二）「積小勝為大勝、積小變為大變」
這是實踐上的案例。
王充在《論衡》中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荀子曾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黑格爾提出：「問一粒麥是否可以形成一堆麥，又如問從馬尾上拔去一根毛，是否可以形成一禿的馬尾？當我們最初想到量的性質，以量為存在的外在的不相干的規定性時，我們自會傾向於對這兩個問題予以否定的答覆。但是我們也須承認，這種看來好像不相干的量的增減也有其限度，只要最後一達到這極點，則繼續再加一粒麥就可形成一堆麥，繼續再拔一根毛，就可產生一禿的馬尾。」《百喻經》裡有這樣一個寓言：有一個人餓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個餅子，覺得沒飽，又吃了一個，一連吃了六個，還是沒飽。於是拿起第七個餅子吃，吃到一半，飽了。這個人非常後悔，一面用手打自己嘴巴，一面自作聰明地說：我今天飽了，是因為吃了這半張餅子。前面吃的六個餅子，都是白白浪費。如果早知道這半個餅子就能吃飽，我應該只吃這半個就行了。上述故事講的都是量變和質變的關係問題。
中國革命發展也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毛澤東同志1930年發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判了當時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當時的時局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革命力量嚴重受損。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能因為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僅依據某些現象，就發生悲觀的念頭。實際上，雖當時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裡不僅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可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點點火苗逐漸燃起（量變）也會燎原（質變）。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取得徹底勝利的代表性表述。
實際上，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只要逐步積小勝，必然會產生大勝的結果，如我們在革命戰爭年代所取得的勝利。一個一個小的變化積累起來，也必然會產生大的變化，如1978年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發生的巨大變化。再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歷史性成就」，都是久久為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