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代教育家傳媒）
來源：當代教育家傳媒微信公眾號
「錢學森之問」不是問大學，而是問社會
在全國各地媒體和我們日常言談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評的。這就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講素質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素質教育行不通。減負講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發了文，但是負減得了嗎？
2009年，上海參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PISA），結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國家的震驚。2012年第二次的測試結果出來，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說第一次測試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總不能再說是偶然的吧！這個測試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國際組織派人到上海來做的，而且測試的對象是隨機抽樣，包括最差的學校，是一個全面的測試。測試的標準是公開的，至今沒有聽到多少批評。
我們一直在讚揚人家的教育怎麼好，但歐巴馬在美國說中國的教育搞得好，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反差？
為什麼我們培養的人在國內發揮不了作用，但到了國外很快就發展起來了？
楊振寧、李政道在西南聯大讀本科，在美國讀研究生和從事研究，得諾貝爾獎主要歸功於在美國受的教育。同樣在西南聯大打好了基礎，留在國內讀研究生並繼續從事研究的人為什麼得不了諾貝爾獎，而且到現在還沒有突破呢？這也要問大學嗎？我不是為大學推卸責任，但說明這絕對不是簡單的大學裡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是所謂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之問」不是問大學，而是問社會，我想錢學森本人心裡也很明白。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更多是要問社會，而不要僅僅問大學。
社會應該為青年創造上大學以外的出路
有人說現在高考是「一考定終身」，要多考幾次才公平。其實，考試設計得再好、再公正，總會有人因為考得不理想而認為試卷出得不好，永遠都會有人認為自己沒有正常發揮。你讓他考5次，他都會說沒有正常發揮，為什麼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的，只能儘量減少弊病，卻無法完全消滅。
我說過多次，教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應試，但將應試能力與素質對立起來是錯誤的。為什麼素質高的學生就不應該有很好的應試能力？難道素質高的學生都考不出好成績才正常嗎？人生不都在應試嗎？個人之間、群體之間以至國家之間的競爭往往都是「一考」決定的，奧運會比賽時能因為「發揮不好」要求再來一次嗎？
其實，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終身的。如果社會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揮棒你可以不聽。如果你選擇了不上大學，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這根指揮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從高考的指揮棒中解脫出來，首先得靠學生本人和家長。比如有些學生從自己的興趣愛好、實際能力、職業目標出發，選擇不上大學，或者先創業、先工作，或者在大學期間退學創業，有多少家長會支持？請問在座各位家長，如果你們的孩子這樣做，你會支持嗎？如果家長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學生，對這一部分學生，指揮棒就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會，靠政府。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20年大學的毛入學率應該是40%。也就是說，到2020年，同齡青年中會有40%的人能夠進入大學。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沒有出路，或者說與那40%上過大學的人以後的差異會很大，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那是可以想像的。
經濟和教育都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德國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學的，它們的毛入學率在50%左右，不會超過60%，就算達到60%，也還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學，為什麼就沒有高考的壓力和惡性競爭？
因為在義務制教育結束後，學生就開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據個人的特長、興趣和職業目標選擇不上大學。剩下的人也不會都選常青藤大學或頂級的大學，比如家庭經濟條件不太理想，估計自己又拿不到獎學金的，就選所在地的州立大學，學費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進一步深造研究的，會找實用型的大學；申請失敗的學生也會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機會。
可是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絕大多數孩子和家長都將上大學、上名校視為唯一目標，儘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備條件。不能怪他們自不量力，造成千軍萬馬擠上獨木橋的根本原因是殘酷的社會現實——青年的出路越來越窄，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越來越差。
用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上大學還有什麼出路！
這些年大學擴招，毛入學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卻越來越尖銳。因為水漲船高，招聘或錄取研究生的條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學。同樣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還要拼其他條件，成績績點、競賽、實習、社團、證照，甚至戶籍、相貌、家庭條件、社會關係，多多益善。
於是競爭越來越提前，從高中、初中、小學，已經提到了幼兒園。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家長不惜從買學區房開始。我大膽地預測，如果這樣的競爭不終止，下一步必定會出現胎教競爭，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競爭。
高考改革得再好，辦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學率。到2020年，如果有60%～80%的青年參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選出40%最合適的考生，總還有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青年已經合理分流了，剩下40%多一點的人準備上大學，而他們又很明確自己是要上應用型大學還是要繼續研究等等，不僅高考不會有什麼壓力，就是名校也會遭遇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可以實行各種考試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國統一招生，連入學後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解決青年的出路問題，不是大學也不是幼兒園的事情，而是政府、社會的事，也需要家長的積極引導以及本人的理性選擇。社會解決好這個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夠在不同的階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後都有體面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才能夠保證各級學校是良性競爭，也能保證各種人才得到發揮，也能夠使學校、老師盡心盡責使孩子成才。
一味將社會的責任推到學校，這對政府來說是不負責任，對輿論來說是誤導，對家長來說加重了不必要的負擔，對孩子來說扼殺了個性，迫使他們走這樣一條獨木橋。我認為這才是中國教育的實質問題。
社會不能過度幹涉教育
教學是人對人的藝術，是因人而異、因校而異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規矩，社會用不著去幹涉；學校如果什麼都被社會幹涉，那這個學校是辦不好的。
現在我們校長規定學生不許帶手機，馬上報紙就要討論。實際上只要家長、學生籤字同意，不違反法律和國家規定的教育方針，學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傳統。
韓國到現在為止，還允許老師體罰學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規定，幼兒園、小學、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褲，到高中，才可以穿長裙、長褲。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凍得發紫，規規矩矩還站在那裡，這些都是有規定的。
當然，國情不同，我們不應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規律，允許學校、教師在不違背法律和教育方針的前提下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而現在，學校禁用手機，馬上會引發軒然大波，引起媒體的普遍批評。
學生考試作弊被學校開除，法院卻判學校違法。北京某大學一年當了8次被告，全部輸掉，因為法院認為原告都是學生或家長，屬弱勢群體。
中學不敢組織學生春遊，除非家長籤下免責承諾。
小學教師下課後會看著學生，不許奔跑嬉鬧，怕萬一引起傷害事故擔不了責任。
甚至連社會上的人跑到大學自殺，學校也脫不了干係。
片面要求社會公正一定要由學校來體現，根本不尊重教學的規律，讓教育承擔不應該承擔的任務，那麼中國的教育是辦不好的。
義務教育需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首先，學校的公正要靠政府。義務制教育是強制的，孩子到了規定的年齡，家長或者監護人就必須要送孩子上學，在美國，如果孩子不上學是要申請的。義務制教育對政府也是強制的，政府必須要保證孩子有這樣的機會，比如說這個孩子家離學校很遠，那麼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了，我說應該公布國家義務教育最低標準，多少孩子要配一個教師，餐廳要達到什麼樣的標準，公布之後讓我們看有沒有做到。
像美國、日本，窮鄉僻壤的學校和城市的沒有多大的差別，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但是基本設施都是有的。
2001年初我在中國南極長城站時，參觀了毗鄰的智利弗雷總統考察站的小學。這所小學只有十幾位學生，但有兩位由國家派來的專職教師，配了好幾臺電腦，還開通了網際網路，學生們每年還能回國參加活動。當時得知，有兩位學生即將升中學了，政府已決定再派一名老師，同時確定由一位有專業學位的考察隊員兼任物理教師。
我們說要辦世界一流大學，這是中國夢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說要辦成世界一流的義務制教育，絕對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樣，義務教育的質量已經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體設施上都能達到先進，在地區、城鄉之間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義務制教育。
即使是現在最貧窮落後的地區，只要中央下決心調動全國的力量，也不難使每一座小學、中學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師資數量或質量不夠，既可在本地培訓，也可以從外地招聘或從發達地區派教師輪流服務。如果我們的義務制教育是一流的，那麼絕大多數家庭的孩子就處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線上，今後能不能上大學，如何選擇職業，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國家的國民素質的提高，任何學校進行素質教育的基礎，前提都是從小的家庭教育。根據我個人的體會，很多規矩、規範，涉及信仰的某種行為，最關鍵的是從小灌輸，習慣成自然。到了大學甚至是高中就來不及了，或者已經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了。
例如一個人不能撒謊，就是一種習慣，一種自覺的行為規範，不需要講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個孩子從小養成了撒謊的習慣，長大了是很難糾正的。你告訴他不能撒謊，他會說撒謊的人很多，為什麼我不能？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還有不撒謊的人。
現在的家庭教育為什麼出現那麼多的問題？根子就是他們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從小就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將一些全人類都普遍認同的美德當作工具和手段。
「文革」期間我當中學教師，眼看我的學生變得開口國罵閉口「滬罵」，老師處於被批判鬥爭的處境而無能為力，還得昧著良心讚揚「革命小將造反有理」。我們私下感嘆：將來等到這些學生為人父母，成為國家棟梁，他們如何教育子女，管理國家？
教師的作用能否發揮，結果也不同。以往中國人普遍崇拜「天地君親師」，老師的地位很高。「文革」前，我當教師時不滿20歲，到學生家去訪問，有的家長還以為是他哥哥的同學，可一旦知道我是老師，立即非常客氣，有的家長年齡可當我父母，但對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長的說法、要求與教師不同，學生就會理直氣壯予以拒絕：「是老師說的。」家長就會讓步：「當然聽老師的。」
但現在，老師在家長心目中處於什麼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師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地位，從教幼兒園開始就接受家長送的購物卡和禮物，千方百計利用家長資源；另一方面，不少家長以為只要有錢有勢就能左右老師，他們怎麼會將老師當作孩子的行為楷模和靈魂導師？
其次，義務教育要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做到這一點，就能糾正家庭教育的一些問題。現在強調不輸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不是將責任交給每一個家庭，因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進入學校，孩子們要在同一起跑線上。輸在起跑線上，往往就是說輸在義務教育階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擠。國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創造一個一個所謂的教育奇蹟。
我很奇怪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為什麼要跑到人大附中這樣的學校去？為什麼不能到一般的學校，或者是比較貧困的學校？難道還要花更多的錢製造一個個遠遠脫離中國實際的超級學校嗎？如果一個國家不從基礎教育開始，不是通過政府做到教育資源的相對均衡，不是使孩子從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麼今後我們怎麼保證這個國家穩定的發展？
這些不是中國的教育問題，而是教育的中國問題，教育部門和學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但如果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政府不全面來解決這些問題，單獨要求學校將教育辦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