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控制，這種全方位(total)的統治也就是極權(totalitarianism)，德國成為一個納粹的黨國。
黨國政治要求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是極權政治的支柱。希特勒的教育部長魯斯特(BernhardRust)宣稱，取得政權絕不是納粹的唯一任務，取得政權只不過是一個更重要的事業的開始，那就是從此啟動一個用教育改變人民的過程，「這個過程將使得人民的全部生活(total life)都按照納粹的哲學得以重新塑造」。
為了強有力地統治德國和爭霸世界，為了牢牢地控制教育和利用教育，希特勒及其納粹政府極力將德國的青少年培養成堅定而極端的德意志國家主義者。這種極權的國家主義並不單純是德國傳統國家主義的傳承，而是國家主義的變異。
它把極權政黨的利益放置於國家利益至上，並將這兩種利益混為一談，成為一種實質上的黨國主義。在魏瑪政府之後到二戰結束的十幾年時間裡，納粹德國建立起了一整套適合專制統治的法西斯黨國主義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為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和侵略戰爭提供了黨國所需要的那種特殊的「德國人」。
一開始，納粹德國實質性的變化是在普魯士帝國到魏瑪時期的傳統學制似乎沒有變化的表象後面發生的。十九世紀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外戰勝了丹麥人、奧地利人和法國人，對內戰勝了主張議會政治的政敵，他在戰場上的勝利「是在學校課堂裡奠定的」。
俾斯麥的成功離不開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教育，「而勞苦功高的則是那些終年在課堂裡任勞任怨的教師們，他們領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卻培育了普魯士日耳曼特有的『愛國主義』」。
在普魯士帝國崩潰之後，教師們仍然是帝國之夢的傳承者。1918年，新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號仍然是「德意志帝國」，當時，許多教師雖然在政治上支持社會民主黨或其他中間派的政黨，但在思想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國家主義者，學校也仍然是培育國家主義的溫床。
德語語言文學教師們共同為學生選用的教材是漢斯·格林(Hans Grimm)的《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Volk ohne Raum)。這是格林於192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轟動一時，銷售超過70萬冊。「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成為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的政治口號，表達了德國人因凡爾賽條約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絕望心情：德國已經成為一個貧窮、悲慘、人口過剩、無以生存的國家。
納粹用這個口號來作為侵略波蘭和蘇聯的藉口，「我們需要土地和疆域來維持我們的人民，需要為過剩的人口進行殖民」。德國人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是被猶太人奪走的，德國學童玩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遊戲被叫做「雅利安人和猶太人」。
1931年，納粹還沒有上臺，反猶太情緒就已經在社會中湧動，德國猶太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了普遍瀰漫的敵意，他們的社區報紙上刊登一些不太反猶的學校名單，讓猶太家長把子女送到那裡去上學。
納粹德國的國家主義，它的「國家」是以「民族」來表述的，這與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一類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確定國家性質是不同的。「民族」與「國家」之間有一種看起來「自然重疊」的關係，是現代「民族國家」神話得以建立的根本條件。在納粹那裡，這兩個概念極其曖昧地混合在一起。希特勒所許諾的「社會主義」既是國家主義的，也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的納粹黨，全名叫「國家社會主義黨」，也有翻譯成「民族社會主義黨」的，為了方便起見，這裡簡稱為「國社黨」或「納粹」。
納粹統治德國，依靠的不僅是完全由納粹控制和操縱的國家機器，政府、各級納粹黨組織、黨衛軍、衝鋒隊、警察等等，而且更是無處不在的納粹意識形態，它滲透到德國社會、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確保納粹政黨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正是由於納粹政黨實際上已經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德國的國家主義才會按照納粹的意志轉變為符合納粹黨利益，並為它的利益服務的黨國主義。
納粹黨人喜歡將詩人恩斯特·莫裡茲·阿恩德特(Ernst Moritz Arndt)視為他們自己的國家主義精神先知，因為阿恩德特為納粹的國家(第三帝國)範圍是什麼提供了一個語言學的答案。對於「德國人的祖國(國家)在哪裡」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有人說德語的地方，就屬於德國」。
顯然，這是一個刻意保持國家與民族曖昧關係的回答。國家主義使得納粹能夠和平、順利地從魏瑪共和過渡到法西斯專制。納粹是利用魏瑪共和的民主選舉制度獲得權力的，這和革命政黨領導「革命」，通過殊死的流血內戰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新朝代是不同的。
建立革命新朝代的首要任務便是斬斷與前朝的文化聯繫，但是，替代魏瑪共和的納粹卻不必如此。在德國平緩過渡到納粹統治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德國的國家主義及其國家主義教育傳統。
納粹取得政權後，最劇烈的措施是接管或關閉所有的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從來便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也是一種保護教育不受國家直接管制的傳統體制。對於納粹教育來說，首要任務是把所有的學校都置於納粹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
與此同時，納粹還大幅度減少了學校招收學生的人數，1934年1月，大學女生已經減少到只有全部學生的10%，到1939年，德國大學生已經比1933年減少了57%。而中學生(grammar school)也減少將近五分之一。
升學機會減少，使得那些想升學的學生之間競爭加劇，許多學生爭相表現對納粹的忠誠，甚至向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出賣自己的同學或揭發老師的不忠行為。政治正確代替知識學業成為「好學生」和「擇優錄取」的主要標準。學生作文時照搬照抄納粹報紙，如果老師對作文打低分或者有負面的評語，學生就會匯報上去，揭發老師的行為。
然而，作為整體的教師，他們是最配合納粹的職業人群，至少公開的表現是如此，97%的教師是納粹教師聯合會(NSLB)的會員。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大批乘順風船的人入了黨，1936年納粹停止大規模吸收黨員。
就在這之前，已經有32%的教師聯合會員是納粹黨員。教師聯合會中的黨員人數是納粹公務員聯合會的將近2倍。擔任納粹黨政領導幹部的比例更高，教師是14%，而公務員則是6%。在納粹黨高級幹部中，有76名區領導和7名大區領導是教師出身。教師們所慣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說教和腔調對納粹話語有很大影響。
（註：本文節選於著名學者徐賁的文章《納粹德國是如何進行黨國主義教育的？》，標題為編者所加，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