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描繪的官場:「官貪吏虐」令人髮指

華夏經緯網   2013-07-09 07:55:55

　　編者按：6月7日，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李文海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1歲。先生走得非常突然，去年他心臟病加重以後，有一段時間一度不能寫作。6月4日，李文海先生最終為清史研究校訂完成了《〈聊齋志異〉描繪的官場百態》一文。誰知3天之後傳來噩耗，先生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斯人雖逝，壯文猶在。本刊決定刊發先生的絕筆，作為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蒲松齡自己稱《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他通過談狐說鬼，講神論怪，宣洩和傾吐著自己對種種社會現實的滿腔悲憤。書中涉及的社會問題林林總總，而著力最多的，還是「刺貪刺虐」，對官場黑暗無情地予以揭露。

　　「今日官宰半強寇」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曾經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國」人的對話，討論了「官」是什麼的問題。「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這裡對於官的描寫，主要強調了他們安富尊榮、威風八面、頤指氣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麼，這些聲名顯赫、位高權重的官員們的行徑和作為，又是怎樣的呢？

　　「老龍舡戶」指的是出沒於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盜，他們「以舟渡為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水底」。但歷任有司，對報案者「竟置不問」。一直到朱徽蔭「巡撫粵東」，才把那些江洋大盜緝捕歸案。對此，蒲松齡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彼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薰心，尊優雖至，究何異於老龍舡戶哉！」這段話講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樣對百姓痛癢不聞不問的官員，其實同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沒有什麼區別。可惜的是，這樣暗無天日的政治，並不只是粵東一地。

　　《成仙》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山東文登一位家道殷實的「周生」，因細故同「黃吏部」發生糾紛，黃仗勢串通邑宰，將周生家的僕人「重笞」一頓。周甚感不平，「欲往尋黃」。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勸之，說：「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把當時的官宰說成大半是不打旗號的強盜，由這些人來統治，世界當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可惜周生不聽，非要同邑宰去爭個曲直，結果惹惱了邑宰，不僅把周生抓了起來，「搒掠酷慘」「絕其飲食」，還賄迫監獄中的「海寇」，「使捏周同黨」，必欲置之死地。在嚴刑逼供之下，「周已誣服論闢」，最後全靠著「成生」多方營救，才得以「朦朧題免」。

　　在更多場合，蒲松齡常常把那些殘民以逞的官員比作吃人的猛獸，悲憤地說：「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耶！」《三生》一文描寫了一位姓劉的孝廉，前生是縉紳之家，但「行多玷」，作惡頗多。死後始罰作馬，繼又罰作犬，最後則罰作蛇，後來「滿限復為人」。借這個故事，蒲松齡發了這樣一段議論：「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們如果作惡多端，難免變成犬馬之類，而且特別指出，其實「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儔」在。這段略顯隱晦的話，如果說得直白一點，無異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過是「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

　　大家都知道，《聊齋志異》寫狐，其實是在寫人。書中講了這樣一位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卻並不隱秘自己的身份，有人來訪，「無不傴僂接見」「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問其原因，回答說：「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為民上，乃飲而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為伍也。」「飲而醉」是一個典故，原意是說，只要有錢，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見錢眼開的意思。驢之為物，體大氣粗，表面威風凜凜，但扔給一點草料，也就「帖耳輯首」，實在同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齡評論說：「以此居民上，宜其飲而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則德日進矣。」在這裡，蒲松齡再一次把貪官汙吏比作禽獸，明確提出「願臨民者，以驢為戒」，不要弄得連狐也「羞與為伍」。這可以說是對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儔」的呼應。

　　令人髮指的「官貪吏虐」

　　《聊齋志異》通過一個個故事，將許多「官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體情景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促織》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統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齡不得不把時間設定在明宣德年間。由於皇帝喜歡鬥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為「常供」的一種貢品。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下邊便變成按「丁口」搜刮聚斂的藉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賣子，傾家蕩產。對此，蒲松齡這樣說：「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邊就往往會形成一場災難。

　　其實，貪官汙吏們可以把任何事情變成壓榨百姓、大發橫財的機會。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廷為了解決噶爾丹作亂，用兵於廣大漠北地區。「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軍糧的供給便成為很大的問題。朝廷決定用錢購買民間騾馬運糧。長山一個姓楊的縣令，「性奇貪」，便「假此搜刮，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趁墟者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餘頭。四方估客，無處控告」。這個楊縣令竟然置軍國大事於不顧，熱衷於藉機肥私，不但將地方頭畜搜刮一空，而且膽大妄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派兵搶掠商賈的馬匹，數量達數百之多。面對這樣的暴政，受害人控訴無門，楊縣令雖然遭到輿論的譏刺，卻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懲處。

　　貪官汙吏們為了聚斂財富，怎樣不擇手段、泯滅人性，書中不乏描寫。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為家庭矛盾，涉訟官府。「官貪暴，索望良奢」。他一面對臧姑嚴刑拷打，一面向二成大肆勒索。最後二成不得已將田產悉數賣掉，才結了這場官司。在另外一個故事裡，描寫了「湖南巡撫某公」，派人押解餉銀六十萬赴京，途中餉銀被盜，「蕩然無存」。巡撫多方追查，卻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巡撫看到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馬上設法補解。幾日以後，驚嚇而死了。

　　《聊齋志異》對貪官鞭撻的主要矛頭所向，或者是「位極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開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當時政治舞臺上的中高級官員。這當然不難理解，因為高官們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一旦身涉貪賄，其惡劣影響及社會危害就特別嚴重。而且上行下效，一個貪瀆成性的高官，往往成為一群貪官的保護傘，必定會在破壞政治秩序和敗壞社會風氣方面產生巨大的惡劣影響。但是，也還有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小官大貪，如該書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一些底層官員、甚至那些被稱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書吏、門丁之類，只要手中握有一點權力，也往往會對小民多方刁難，百計勒索。而且因為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觸，許多具體事務都經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徵、護餉之類，在在皆須其力」，是「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這就為他們殘民斂財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且正由於他們身份低賤，連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對他們的約束力，為非作歹時就更加無所顧忌，膽大妄為。因此老百姓對這樣一些人就更加有著切膚之痛。《聊齋志異》在評事論理時，一般不大用不留餘地的絕對化語言，但在談到對「公役」的態度時，卻講了這樣一番話：「餘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謂虐。」說「公役」無不可殺，自然有點過分，但在這種咬牙切齒的詛咒背後，反映了群眾的滿腔委屈和無比憤恨，卻是不可忽視的現實。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權與司法權為一身的，斷獄判案是他們的主要公務之一。司法不公是社會不公最突出的表現，也是貪官們弄權納賄的主要渠道。貪贓必定枉法，在這方面，卑劣和無恥也表現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張胆。對此，《聊齋志異》作了這樣的描述：「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只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這一段話，既揭露了官吏以權謀利的種種手法，又訴說了小民在冤獄面前的悲慘境遇，無異於一篇對黑暗刑獄制度的血淚控訴書。

　　貪官心態的深刻揭示

　　貪風熾盛之處，必定吏治敗壞，賄賂公行，公理蕩然，民怨沸騰。《聊齋志異》中涉及官府事務時，通過賄賂以枉法謀私的情節隨處可見，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賄上下」，本擬死罪者「得不死」；大盜落網，可「以重賄脫之」；官吏治獄不公，遭上司追究，「納數千金」，即可「營脫」；官員獲罪，「罰贖萬金」，即可免刑；一人涉嫌「訟誣」，擬嚴辦，「啖以重賄，始得免」；一「狂生」因與某刺史為酒友，「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官員欲謀「遷擢」，需「齎銀如幹數赴都」鑽營打點；奪人妻女，以「貨產行賕」，官府反將本夫「拘質」；有的本屬冤枉，為免遭凌虐，也需要「醵錢賄役」，以免受苦；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也有的通過賄賂，妄攀無辜，禍及良善，以莫須有的罪名置人於死地。幾乎整個社會風氣，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斷之以法，而斷之以賄」的怪現象。將以上種種聯繫到一起，就使讀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樣一種政治生態下，公正斂跡，正義不伸，法律已經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僕。

　　貪贓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風險，上則國法難容，官德不齒；下則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一旦事情敗露，難免聲名掃地、身敗名裂。為什麼許多官員還是如蛾撲火，甘冒不韙呢？他們究竟抱著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呢？我們來看看蒲松齡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續黃粱》描寫了一個醉心功名利祿、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夢中經歷了「一言之合，榮膺聖眷」，在天子的恩寵下，大富大貴，權勢煊赫，由於擅作威福、百計聚斂、縱情聲色、作惡多端，最終一朝失勢，淪為獄囚，甚至難逃天譴，墜入「九幽十八獄」的故事。雖然魯迅認為此篇事跡，「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但不論從內容的豐富，還是以文採的華美，都不是《枕中記》或《邯鄲夢》的簡單複製和演繹，而是真正的藝術再創作，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夢中，濃縮了當時宦海兇險、仕途齷齪的眾生相。當主人公高居於權力巔峰時，「捻髯微呼，則應諾雷動」「公卿贈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甚至「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如果「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片語方幹，遠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說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寵，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則「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終於眾叛親離，成為影單形只的孤家寡人。

　　這位黃粱一夢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權、身居高位之際，叱吒風雲，頤指氣使，卻又毫無奉公盡職、為國為民的觀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國計民生，罔存念慮」，當然就經不起金錢美女的種種誘惑，利用權勢，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不是仗勢凌人，賣官鬻爵，就是「聲色狗馬，晝夜荒淫」。「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

　　他們難道不怕人們的抗拒、憤怒和揭露嗎？對此，貪官們自有一套奇特的邏輯。《夢狼》中弟兄倆的一段對話，極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數貪官的心聲，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事情的緣起要從直隸一位姓白的老人說起。老人有兩個兒子，長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到了兒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惡狼，臺階上則白骨如山。兒子竟然用巨狼銜來的死人「聊充庖廚」。老人正驚疑間，忽見兩個「金甲猛士」將其子鎖住，其子「撲地化為虎」，「虎大吼，聲振山嶽。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這個夢讓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為什麼對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為「黜陟之權」「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眾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臺」伺候好了，「便是好官」。這樣的思想自然更是為許多無恥之徒奉為圭臬，使自己的貪瀆行為有恃而無恐了。

　　我們把《聊齋志異》關於貪官心態的揭示作一個簡單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們無力抵禦和抗拒權力誘惑和金錢誘惑。在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又缺乏有效監督的時候，他們不能自制，恣情妄為，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擅權枉法。在雕梁畫棟、錦衣玉食的巨大物質利益面前，他們目眩神迷，窮奢極欲，聲色犬馬，驕奢淫逸，紙醉金迷。這雙重誘惑，使得他們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這樣，官吏貪賄的現象就成為社會的毒瘤，不但長久存在，而且不斷蔓延擴散，以至於在那個時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幾等於麟角鳳毛」了。

　　蒲松齡生活的時代，主要是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到他的晚年，開始進入「康乾盛世」。總的來說，這時清朝統治漸趨穩定，國家的統一得以實現，版圖有所擴大，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文化走向繁榮，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統治的黑暗和殘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老百姓的頭上，人民照樣遭受著各種各樣難以掙脫的苦難。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的「盛世」，絕不是老百姓的極樂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過是像魯迅所說，生活在一個「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可以把《聊齋志異》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澤東同志把《聊齋志異》同《紅樓夢》、《金瓶梅》相併列，稱這是中國小說中寫社會歷史的難得的三部書。讀《聊齋志異》對官場百態的描寫，必將有助於我們對清初社會歷史的進一步了解。（李文海）


　　作者簡介

　　李文海(1932—2013)，江蘇無錫人，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歷史並不遙遠》、《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等專著。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楊馥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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