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OPEKA SCHOOL
. Ben Lerner. 282pp. Granta. 16.99.
正如菲利普·拉金說他自己那樣，大部分的寫作者都不會「連環屠龍」。在他們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之後，一個人的文學生活就可以與另一個人進行比較：能夠花在寫作上的時間，以及思考寫作的時間；在校園裡寫作，或者如果幸運的話，在異國他鄉的文學藝術節裡寫作。對於自傳體小說及其附屬題材的創作者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挑戰：在已經充分發掘了自己的成長經歷之後，如何避免無休止重複製造處於狹隘的社會背景中的相同的敘事？對於某些人來說，答案是沒法避免。也許這足以驅動他們重寫早年的作品（例如派屈克·莫迪亞諾）；或者也有人可以為了追求真實的目的而與乏味鬥爭，用盡所有內容，包括廚房水槽的描述在內，以耗盡文學的可能性（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或者也有人會去寫一本名為《悲傷的年輕文學人》的小說（基思·格森）；或者還有人會利用這種體裁，作為思考作者對母性的矛盾情緒的一種方式（席拉·赫蒂）；或者認為創造「角色」已經不再適合我們此時的文化時刻（蕾切爾·卡斯克）；或者就充分利用公費出國旅遊來為自己的創作提供背景和敘事追求（傑夫·戴爾）。自傳體小說及其技巧具有令人愉悅的延展性。但這仍然會是一個貧乏的——而且在政治上令人不安的——文學領域，它只能為我們描繪那些創作者的成長過程以及成為作家後的畫像。
本·勒納的頭兩部小說是經典的現代自傳體小說。《離開阿託查車站》（
Leaving the Atocha Station
，2011年）描述了一個不諳世事的美國青年詩人亞當·戈頓（勒納本人隱藏在一層宛如保鮮膜似的偽裝後面，所以我們只能相信如此），在某個項目資助下遊蕩於馬德裡。他服食藥品、閱讀書籍、反躬自省（參見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詩人自瀆」）；他的西班牙語很差勁，於是他常常處於誤解，尤其是通過想像而進一步豐富的誤解之中；他試圖用自己的詩句和謊言打動女性。在如此題材的基礎上，《離開阿託查車站》以其質量給了我們最大的驚喜。勒納（在此之前他已經出版了三本詩集）展現了自己是一位具備敏銳觀察力、靈巧控制力和誘人智慧的小說家。他開啟了一個令人愉悅——即便是其中的模糊朦朧也令人愉悅——的空間，介乎於他作為一個精明但又不老練的敘述者的自言自語和表達他作為創作者的聲音之間，調和於自我厭惡和自我迷戀的恰當平衡之中。
《離開阿託查車站》
在他隨後問世的《10:04》（2014年）中，勒納在拓展自己的創作能力的同時，攀上了後設小說的表面。亞當·戈頓成為了本·勒納，一位剛剛收到一大筆訂金來創作他的第二本小說《10:04》的小說家。這個版本的勒納比他之前的化身更加成熟，但同樣內省。他在紐約（以及德克薩斯州）四處閒逛，思考著自己的藝術，並為世界而憂慮。他正試圖通過人工授精使他的朋友懷孕。與《離開阿託查車站》一樣，儘管表面上看似內容狹隘，但仍有許多故事發展：精細描繪的聚會或醫院探病的片段；關於約翰·阿什伯裡和藝術家克裡斯蒂安·馬克雷的令人愉悅的題外話（不過這裡沒有什麼是真的題外話）；關於精子捐贈的考慮，以及主人公本對成為父親的不安，產生了某種更加廣泛的緊張情緒；源自電影《回到未來》的一個有益的延伸比喻。這是一個關於多種未來，多種可能性的故事。也許值得留意的是，現實中的勒納是兩個孩子的已婚父親，而我們並沒有理由相信書中關於人工授精的線索並非虛構；某個從未發生過的未來——儘管無論怎樣這都沒有關係。正如本在《10:04》中所說的那樣，「我之所以喜歡詩歌，部分理由是因為小說與非小說之間沒有區別」。
這兩本書中，儘管有明顯的自我審視的成分——部分是通過其幽默的效果——勒納表現了自傳體小說並不一定自戀的某種實踐：亞當/本這兩個人物不是卸下包裹的貨車，而是穿越其它一切的導航船。而這「一切」包括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政治世界：他在《離開阿託查車站》中穿越了對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的憤怒，以及對2004年馬德裡蓋達組織爆炸案的恐懼。在《10:04》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被超級風暴和社會動蕩所包圍的紐約。但是，自傳體小說有其局限性。勒納本人曾經評論過《10:04》可能獲得的反響：「哦，又來了一本一個戴眼鏡的傢伙寫的布魯克林小說。」
在《託皮卡學校》中，他擴大了自己的領地和範圍，將我們帶離了那個自由主義的大都市和某個屬於單一意識的領域（或者說，汽車駕駛席）。他打出了一張尚未使用的王牌來實現這一目標：挖掘他的童年。他也展示了他在《離開阿託查車站》中描述過的事（有趣的是，他試圖以此解釋他對西班牙語的誤解：「我在她的話裡想出了幾個可能的故事」），以此來展示他所具備的「在多個世界中和諧思考」的能力。換句話說，他的行為像傳統小說家一樣，居住在其他人的思想和聲音中。我們仍在勒納的土地上：處在亞當·戈頓（對原始自我角色的回歸）在現代的布魯克林那本書的框架中：這本小說就在我們手中。但是大多數行為發生於1990年代，在堪薩斯州的託皮卡（勒納/亞當成長的地方），並且以多種模式、多個角色的視角進行敘述：亞當（以第一和第三人稱形式出現）；他的母親簡（第一人稱，在某一章節中她喊了一聲「你」，指向成年的亞當）；亞當的父親喬納森（第一人稱）；以及亞當的老同學達倫，在每個漫長的章節開始時，都有短短一段斜體字講述他在第三人稱下的故事。整部小說的結構很出色：主要章節是獨立的情節，或微型回憶錄，在主題上而非時序上相互迴響，為讀者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空間。同時，達倫的故事——在小說的開頭以在警署審訊室中開始，他承認用一枚桌球的母球犯下了暴力行為，然後從我們在破碎零散的片段中，跟隨他從幼年至今的故事——提供了一個線性的線索，最終呈現為小說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0:04》
在某些方面，《託皮卡學校》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簡單家庭故事，創造性地展現了兩對父母與兒子之間的關係，以及形成這些角色的世界。書中的十幾歲的亞當——勤奮，有才華，敏感但又不成熟，衝動而咄咄逼人。他正努力成為一個成年男子，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努力提高自己，同時又陷入自由與智性的家庭生活環境與在保守的堪薩斯州環境中其他好鬥的年輕人之間的矛盾。他是一位出色的辯論隊成員和堅定的舉重運動員。他認真地為女友帶來歡愉，並上網學習技巧。他希望能夠有卓越成就，讓自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在精彩的開幕篇章中，他和女友安伯在湖裡的一條船上；時間是晚上，他們正在享受一瓶南方安逸利口酒。「很長時間裡他一直都在說話。當他轉身去看看他那番話的效果時，她已經不見了，牛仔褲和毛衣堆成一堆，與菸斗和打火機放在一起。」比起恐慌更加奇怪的是，他划船回到岸邊，從那裡一路飛奔到她的住處，推開滑動門爬到樓上。只是，那並不是她的房子（湖周圍的所有房子看起來都一樣）。他成為了一名闖入者——第一個對象是安伯，他的男性說教把她趕下了船，而現在的對象則是這個陌生人的房子，他在那裡的徘徊變成了小說家的錯位、出竅的徘徊。這一段的故事講述可謂討喜（緊張而有趣）；它也與本書更廣泛的主題相呼應。
亞當的母親簡是一位心理學家，撰寫有關家庭和婚姻的臨床心理學暢銷書。她富有同理與同情心、聰明、直率、無拘無束。她那個「欺負她的兒子」（她自己的話）並不是她的生活中唯一一個難以忍受的男性。還有她的（溫柔的，大部分時候支持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心理學家（「失落男孩問題專家」）以及他的「忠貞情懷」；她在「基金會」的嫉妒的同事覺得她太受歡迎，並以「雄性奮鬥」（此時的時代背景是1970年代）的指控抹殺了她的女權主義課題；有「男人們」經常打電話到簡的家裡，然後以汙言穢語大聲辱罵，指責她是婚姻破壞者（他們的妻子讀了她的書）；還有她自己的父親，她的父親多年以前曾犯下過一次虐待行為，其影響仍在迴蕩。簡是小說的道德中心（喬納森的性格著筆不多）。她也是低聲私語時的勝利者。當她將亞當辯論比賽中一位令人討厭的參賽者形容為「迷失在她的對手中的過時美人」的時候，我們都覺得這正是她會觀察到的。
就貫穿全書的隱喻而言，辯論賽無論在結構上（提供內在的敘事，再加上內在的話語內容）和主題上都是巧妙的手段。在一開始，勒納就向我們介紹了「高速發言」的概念：這是一種用於辯論的技巧，力求以論點的數量——而不是說服力——來壓制對手，「規則是……『放棄論述』，不管論點的質量、內容如何，都應予以承認」。這顯然與辯論的精神背道而馳（「它使政策辯論脫離了現實世界」），但它也被視為時代的標誌（「企業人員一直在應用某種版本的這種辯論技巧」），同時也預示了幾十餘年後的今天，四十歲的亞當/本正在寫他的書：信息超載、政治措辭雜糅、對公共話語的刻意混淆，與現實脫節的語言。
如果說《託皮卡學校》所實現的眾多奇蹟之一是其豐富的理念得到精心布置，並互相交織，相互強化的方式（在一次辯論中，亞當優雅的致辭被描述為「一套將連貫性和封閉感得以放大的電路」），那麼這種源自精心構建的藝術性的令人振奮的感覺就與貫穿整本小說中對失控的胡言亂語的沉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是那些嘈雜的、說教的人，或是那些針對託皮卡的自由主義者的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徒，以及亞當和他的年輕朋友們在聚會時沉迷的「某種混合在一起的男性胡言亂語」。或亞當的「後話語」祖父在其療養院中逐漸陷入痴呆症的過程。對不穩定的語言的焦慮無處不在。喬納森的早期研究基於這樣的「理論」而進行，即當思想不堪重負時，「言語機制就會崩潰」。當簡遇到往日的創傷時，「我的言語開始破裂……胡說八道變得似乎是合情合理」（此處讓人想起《等待戈多》中幸運兒的話）。當女友拋棄他時（「從某個角度來說，就像他在無意義地饒舌」），或者他小時候頭腦遭到重擊時（「你的言語完全混亂」），亞當的辯詞也是如此。《託皮卡學校》與喬納森所描述的「在（語言的）『悅耳的聲音規則』之下無意義的河流」共鳴。
針對這一點，有人可能會提出一個合理的問題：那又如何？有哪個戴眼鏡的布魯克林小說家不對語言的不穩定性痴迷不已？但是，勒納不僅僅是提供了某種令人疲倦的後現代主義敘述，聳聳肩去擁抱接受無意義的這一切。因為對無意義的擔憂、對偽裝成理性的非理性的憂慮，對於這本書的政治立場和藝術目的都是至關重要的：非理性與暴力相關，惡語引向惡行。需要再度提及的是，辯論比賽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隱喻。亞當可能是個熟練的辯論者，但他的論點在功能上毫無意義，純粹是為了壓制對手而提出的。簡可能會「幻想他的能言善辯最終能被用來進行重要的社會工作」，但此刻他只是在空洞地辯論，「一個模仿政治和政策語言的男孩」。（讓簡感到特別不安的是，在辯論中有一方說到「提到在可理解性的最極端時，這實際上是關於包容性」。）真正的問題是，在當代美國，「那裡沒有成年人」。喬納森的導師，一個名叫克勞斯的德國猶太移民，以此診斷了該國的狀況：「美國是無止境的青春期。」這個診斷是1970年代做出的，但你可以從中看到我們現在的方向。
在「文學樞紐」（Literary Hub）網站上的一次與詩人歐西安·沃恩的採訪中，勒納表示《託皮卡學校》是一部「關於家庭模式如何在幾代人中重建或破裂，關於在九十年代佔據主導地位的『歷史終結'話語如何掩蓋了某些白人中加速惡化的身份認同危機的史前史」。在亞當還是個小男孩時，與他母親玩遊戲的時候，他故意念錯了一段簡單的童謠（「再一次地，她用嘲諷的語氣模仿，並以形式化的方式再把這段童謠背誦了一遍」）——亞當成年後，將這種遊戲描述為「在幾代人中流傳的一種儀式性的對重複的拒絕」。在亞當以他自己的方式來解決他的男性身份危機，並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父親和詩人來面對生活本身的重擔和口舌之爭時，這種拒絕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這裡暗含著一個笑點，作者拿自己來開玩笑。將這個職業稱作「重要的社會工作」）。但是那條非理性的、滿溢著暴力的河流，仍然在地下轟鳴。在小說的最後部分，由亞當以第一人稱敘述，作者帶著兩個女兒去遊樂場。一個男孩佔著滑梯與他們發生了爭執（「又傻又醜的女孩不準上來」）。男孩的父親很冷漠，看上去甚至似乎很喜歡這種情況，拒絕打破那種輪迴（「男孩將是男孩」）。而當言語不奏效時，亞當以暴力回應。最令人煩惱的是，這一幕場景的設置卻使讀者感到滿意。
迄今為止，《託皮卡學校》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儘管也有一些怨言。詹姆斯·馬略特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表示他認識了一定程度的誠摯（「勒納在為他的主題憂慮」），而在「文學樞紐」網站，艾米麗·鄧普爾則認為最後一節「附加在外」。她反對將《託皮卡學校》的主要故事與當前的美國時事相關聯，反對將遊樂場事件——是的，提到了川普和「抓住私處」——以及亞當後來參加了某次佔領移民局的抗議活動（這本書結局時的場景）作為「某種類似於美德的信號……勒納向我們保證他具備良好的政治立場」。《新共和》雜誌上的魯曼·阿拉姆的意見更為激烈。他不喜歡達倫——桌球暴力事件的主角；被同輩世人疏遠的老光棍——後來戴著一頂「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帽子重新登場，而且他覺得政治分析令人困惑。「我無法回答為什麼本·勒納一定要提到川普。也許這是對意義的追求，想要證明自傳體小說也可以進行社會批判。」在我看來，這些反對意見似乎並無根據。勒納將他的書形容為一部史前史是正確的，而最後這一段就是這樣總結的。引用勒納本人在評論克瑙斯高作品時候的說法，它提供的「結尾是形式之完成，並在回顧中組織作品的時刻」。讀完它，我們就會意識到這就是這本小說一直以來營造的東西。社會批評不只是書本上的附加物，而是本書的核心：從開始時的湖上風景到亞當的成長歲月，再到貫穿全書的達倫的經歷，在這本書的一切中，這個特徵都清晰可見。
有趣的是，對《託皮卡學校》的這些批評似乎是從不同角度提出的。在馬略特眼中的某種認真的態度（這種傾向只會沿著單一的政治傾向，從右派向左派移動），鄧普爾和阿拉姆將其描述為某種粗鄙的行為，就像是在說自傳體小說，乃至所有虛構文學，都不足以說明我們當前時代的嚴重性。（鄧普爾：「用過於個人化的方式來處理如此重大的事物」；阿拉姆：「當下的政治令人困惑……我想知道是否有小說家能真正與之抗衡。」）我認為勒納達到了一個恰到好處的平衡。他寫了一部輕重得宜，智性靈動，富於娛樂性的小說，並且超越了挖掘自己的童年或探索成為作家的意義。他面對了美國的男性氣質、群體認同和邊緣化、政治信息傳遞和世代交替的問題，而且他並無說教，而是大方面對，兼顧令人欽佩的敏感性。勒納將《託皮卡學校》描述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並可能是文學上的一部告別之作：「我覺得這是我的最後一部小說。」但是，鑑於它所展示的事實，他似乎並未耗儘自己的創造力。我們只能希望，這是另一種虛構。
（本文英文原文刊登於2019年11月22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獲作者授權翻譯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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