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思在家中接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專訪。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桂濤攝
在英國,吳芳思(Frances Wood)是知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她曾在大英圖書館中文部工作近40年,負責保管、整理中國典藏,其中最珍貴的莫過於那1.4萬件敦煌經卷,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經卷數量的三分之一。這個年近70歲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稱為英國「掌管中國歷史的人」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桂濤
吳芳思的家很好找,門前有一小片竹林,門頭掛著一條紅紙做的遊龍——這在倫敦市中心的富人區伊斯靈頓顯得頗有些特立獨行。
竹子是林語堂的女兒住在倫敦時從家裡拿來的,龍是吳芳思兒子的屬相。69歲的吳芳思延續著她和中國40多年的緣分。
在英國,吳芳思是知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她曾在大英圖書館中文部工作近40年,負責保管、整理中國典藏,其中最珍貴的莫過於那1.4萬件敦煌經卷,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經卷數量的三分之一。這個年近70歲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稱為英國「掌管中國歷史的人」。
「挑戰者」吳芳思
她懷疑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實性,質疑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認為孔子在禮儀方面太挑剔,反對「有組織的宗教」,從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退休後第一天就炮轟圖書館過於商業化、官僚化
退休後的吳芳思獨居,她的家比想像的要「寒酸」。沙發、桌椅都舊了,廚房裡雜物堆得滿滿的,小客廳四壁全是書,白天不開燈就顯得昏暗壓抑。
她喜歡貓,書架上除了各種木頭玩具外,還擺著好幾隻從中國買回來的瓷貓。採訪中,一隻常來她家的貓也按時到訪。吳芳思摸著它的腦袋,介紹這隻被她用鄰居家小男孩的名字命名的流浪貓。
在英國學術界,吳芳思顯得有些「另類」,是個不折不扣的「挑戰者」:
她懷疑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實性,認為中國第一個皇帝的貢獻被大大低估；她質疑宣稱自己在中國生活17年的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一個證據是《馬可·波羅遊記》中並沒有提到喝茶、筷子、纏足和長城等事物；她坦言自己不喜歡孔子,認為這位儒教的聖人在禮儀方面太挑剔；她反對「有組織的宗教」,認為宗教仇恨與隔閡是西方歷史上無數重大衝突的源頭；她曾擔任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是圖書館任職時間最長、位階最高的職員之一,但卻在退休後的第一天,就在媒體上炮轟圖書館過於商業化、官僚化。吳芳思一直在呼籲人們對那些習以為常的說法、理論再看看、再想想。
「用『挑戰者』這個詞形容我似乎有點重了。」吳芳思說,「但我確實是希望人們不要害怕對歷史和現實問題重新思考,他們不一定非要同意我的觀點,但我希望他們可以重新審視他們自己的觀點。」
近兩個小時的採訪,吳芳思給人的感覺是,愛扮鬼臉,有點調皮,語速很快,句句斬釘截鐵,總讓人覺得,她的內心還是個小姑娘。追溯她的眾多「挑戰」行為,也許正來源於當年那個愛瞞著老師、往口袋裡藏東西的小姑娘。
幼兒園時的吳芳思總是在午餐時偷偷把不愛吃的羊肝藏在口袋裡,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是在「安安靜靜地反抗老師」。後來稍大一些,別的小姑娘在學校都選擇學吹笛子,吳芳思卻選了少有人選的雙簧。「當你的選擇和別人不同時,你就得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這也許也為她之後選擇學當時少有人學的中文埋下了伏筆。
愛讀書,是「終極熱情」
「中國人對英國文學的了解比英國人對中國文學的了解要多得多。」吳芳思覺得,自己有責任把中國文學介紹給英國人
吳芳思從小愛讀書,這和她後來展現出的語言天賦一樣,都是受父母的影響。她父親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專業是中世紀法語《聖經》研究,畢業後以法語專家的身份進入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工作,是編排圖書目錄的好手；母親是個中學法語老師,「喜歡幹活兒,整天閒不下來」。
在吳芳思的記憶裡,父親很聰明,常有人跟不上他敏捷的思維。他是個堅定的無宗教信仰者,這導致吳芳思後來對宗教也沒有特別的熱愛。她認為「有組織的宗教」會讓人變得盲目、讓人行為受限、會導致宗教仇恨與殺戮,這一觀點也許正是發端於此。後來吳芳思在大英圖書館保管中國佛教經卷時,曾和一個日本老師學習打坐冥想,但也沒有成功,因為她「沒辦法什麼也不想」。
吳芳思認為,有些中國人雖然信仰宗教,但不墨守成規、不教條。「中國人說,在辦公室裡是儒教,退休後是道教,這就是不束縛於某種『有組織的宗教』。」她說。
吳芳思從小數學不好,也不喜歡體育,只是愛讀書,說那是她的「終極熱情」。她記憶裡,11歲以前常去家附近倫敦海格特的一家舊書店淘書、買書,回家看完了,就再賣給書店,買更多的書。
吳芳思說,回想起來,父母在各個年齡段將「正確的書」推薦給了她。十幾歲時,她愛讀英國作家高斯的《父與子》,會去倫敦書展上找童書作家安東尼·巴克裡奇籤名。甚至直到現在,她還喜歡讀巴克裡奇的書。
對書的熱愛影響到了吳芳思後來的擇業。大學畢業後,她本想進博物館,「天天和器物相處」,但後來大英圖書館邀請她去,她欣然接受:「大英圖書館裡有那麼多古書舊書,所以也可以算博物館吧。」
直到今天,吳芳思絲毫不隱藏她對書的喜愛。每當提到她寫過的書,她都會起身去書房拿來,贈送給來訪者。吳芳思退休後仍筆耕不輟,「甚至比上班時還忙」。
她即將在英國出版的就是一本名為《中國那些偉大的書》的「書之書」。在此書中,她將向西方讀者介紹60本她眼中的中國好書:《詩經》《浮生六記》《小二黑結婚》《毛主席語錄》《幹校六記》……
吳芳思覺得,中國人對英國文學的了解比英國人對中國文學的了解要多得多。她記得一次在上海坐計程車時,司機在讀《福爾摩斯》,「看了又看,書都翻爛了」。吳芳思覺得,自己有責任把中國文學介紹給英國人。
學中文,「決定了一生的命運」
上世紀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國病」「冷戰」等主題充斥英國大學校園,大學生們都在忙著參加遊行示威,而學中文的吳芳思整天學習發音、詞彙、語法
回想自己的一生,吳芳思說,也許她做得最「有挑戰性」的事就是選擇學中文,這個「決定一生的命運」的選擇,也始終讓她感到慶幸。
因為父母的影響,吳芳思從小就掌握了法語和西班牙語,她在上中學時想選擇一門「越難越好、越不同越好」的外語,並最終有些「出人意料」地選擇了中文,並一直堅持到了大學。
當時的英國,開設中文課程的大學只有牛津、劍橋等4所,牛津只有兩名中文老師,吳芳思因此選擇進入劍橋。「學中文學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學。」吳芳思回憶大學的生活。
上世紀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國病」「冷戰」等主題充斥英國大學校園,大學生們都在忙著參加遊行示威,而學中文的吳芳思整天學習發音、詞彙、語法,根本沒時間顧這些。
偶爾閒暇,吳芳思喜歡給她的室友燒飯,常常搞些創新,比如試試中東菜,用羊肉丸子燴蝦仁,用植物染料給米飯染色。她喜歡研究中國考古,愛撫摸中國的小陶器,摹畫上面的花紋。她的大學論文題目是《從商代以前的陶器看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關係》。
當時的劍橋是英國漢學家的大本營之一,吳芳思沉浸在濃濃的學術氛圍中。她記得,那些給她上過課的漢學家各有特色:後來《劍橋中國秦漢史》主編、英國人魯惟一喜歡感嘆「現在的年輕人不學希臘語」；荷蘭人龍彼得非常不喜歡學生在論文中使用太多「某某主義」這樣的大詞；還有從牛津趕來給他們開系列講座的《紅樓夢》譯者大衛·霍克斯,他曾經說過一句話讓吳芳思到現在也常常玩味:「研究中國,難就難在要區分真實歷史與虛構故事,因為常常『歷史講成了故事,故事寫成了歷史』」。
在北京練習手榴彈
「當時長安街半夜還有羊群走過；人們的收入相差無幾,幾乎沒什麼貧富差距」,40年後回想在中國「文革」時的經歷,頭髮花白的吳芳思更多的是強調,當時所見所聞讓她進一步確定了自己對中國的熱愛
吳芳思曾兩次到訪文革中的中國,這兩段特殊時期的特殊經歷更讓她對真實的中國與中國人理解更深。
第一次是1971年,祖母去世後給大學剛畢業的吳芳思留下250鎊。她因為有這筆錢,再加上會說中文,於是被允許參加了文革開始後到中國的第一批英國「革命青年代表團」,和「一些非常『左』的英國學生」同行,在中國待了一個月。
在中國,代表團沒有去參觀名勝古蹟或博物館,而是去了剛剛修好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和讓中國人驕傲的拖拉機製造廠,去公社採訪赤腳醫生。因為對建築感興趣,吳芳思還在一個村子和木匠聊了很久,研究他們的工具和技法。
吳芳思回憶:「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文革的存在。」她認同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用「還好」來描述那時的中國。吳芳思後來寫道:「能在鄉村道路上漫步,看一看長在碧綠稻田裡的青翠荷葉、騎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鴨子、仿佛從中國畫裡走出來的穿蓑衣的老農,也不失為一樁樂事。」
吳芳思再去中國已是1975年。文革期間,中國與外界交流很少,當時學習中文好比是學一門「死語言」。為了到中國練中文,吳芳思和其他8個英國學生一同參加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留學交換項目,在北京大學學習一年。作為交換生來到英國的中國留學生以「學英語、鬧革命」為使命,卻見到了和描述中大相逕庭的英國。而28歲的吳芳思則發現,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讓她進一步確定了自己對中國的熱愛。
那時的生活條件仍然艱苦。「洗澡只有一個淋浴頭,還得和20個朝鮮女學生合用。」但在吳芳思眼中,北京與中國和她上次到這裡時見到的一樣,還是有一層揮之不去的浪漫色彩。她喜歡中國人對不同顏色的命名——「緋紅」「杏黃」「醬紫」,喜歡中國人把貓頭鷹稱為「貓頭鷹」,這些命名在她看來,簡直是「好到難以置信的描述」。
在文革末期的北京,吳芳思發現大街上已經沒有什麼衝突了,但「樹上的喇叭裡不時傳來政治宣傳,這種宣傳只有在播放又一位老革命家逝世的消息時才會中斷。」但吳芳思隱約感到,「似乎會要有改變」。
吳芳思在回英國後所著的《在北京練習手榴彈:我在文革中》一書中寫道,自己和同班的中國學生一樣,有半年時間在工廠裡,跟製造火車頭的工人們在一起；或在農田裡,向農民學習如何捆白菜、挖防空洞；在泥水裡,學習如何插秧……其餘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教室裡度過的:每個星期六上午,有兩個小時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必修課；體育課上,要練太極劍、推鉛球和手榴彈投彈訓練……
40年後回想在中國的那段經歷,頭髮已經花白的吳芳思除了講述那場政治運動外,更多的是強調她對北京的喜愛:當時長安街半夜還有羊群走過……
守護敦煌經卷
「有時候,你輕輕抖動這些紙頁,聽到那迷人的聲響,就像是聽見歷史的聲音。」吳芳思在大英圖書館最主要的工作是帶領她的團隊完成了這7000份完整經卷和7000份殘卷的整理、歸檔及部分電子化
就在吳芳思離開中國後一年,她所預感到的「改變」終於來了。文革結束,這給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專家去西方研究機構學習的機會,回到大英圖書館工作的吳芳思也繼續有機會和中國人接觸。
那時,大英圖書館已經開始了對敦煌經卷的研究。100多年前,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莫高窟用14塊馬蹄銀換走了這批在洞窟密室中偶然發現的經卷,從此它們就成了大英圖書館裡的珍寶。經卷記述的內容從前秦到南宋,涉及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極為珍貴。國學大師陳寅恪曾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談到敦煌經卷,吳芳思的話明顯多了起來。她總說自己很幸運,能在過去幾十年裡天天守護這些寶貝。吳芳思在大英圖書館最主要的工作是帶領她的團隊完成了這7000份完整經卷和7000份殘卷的整理、歸檔及部分電子化,這讓她很自豪。
「打開它們需要極其小心。」吳芳思說,「有時候,你輕輕抖動這些紙頁,聽到那迷人的聲響,就像是聽見歷史的聲音。」
吳芳思向來對紙張很著迷。她管理的圖書館藏品中就有世界上現存最早有紀年的雕版印刷書籍、1100多歲的《金剛經》以及1634年印製的《十竹齋書畫譜》等珍品。敦煌經卷中,最早的紙張誕生於約公元400年,那之後1000多年,歐洲人才造出第一張紙。
敦煌經卷中,除佛經外,還有稅單、合約等文件,通過它們,吳芳思看到中國一千多年前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讓她對敦煌這個位於絲綢之路南北路分界點、將這條東方貿易之路推向輝煌的重要城市一往情深。
吳芳思在她的《絲綢之路:亞洲中心的兩千年》一書中,詳盡描繪了絲綢之路5000年來的興衰,追溯這條西方人筆下浪漫又危險的道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就對絲綢之路有極大的興趣,路的那頭就是神秘的中國,那是茶葉與絲綢的故鄉,散發著濃鬱的異域氣息。
「理解與共情讓你成為半個中國人」
吳芳思主動談到經卷的歸還問題,表示如果能保證這些經卷能得到悉心保護並向所有人開放,她自己不會捨不得歸還。「我為擁有過保管它們的特權感到自豪,但如果一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覺得這些經卷只屬於他自己,這是件危險的事」
吳芳思認為,即使是在朝發夕至的今天,「去中國」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還是一項成就與壯舉,「就像他們去的是月球」。中國獨特、遙遠、浪漫,與西方如此不同,一方面吸引人,另一方面又顯得無法穿透。「今天,我也不認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與過去相比進步很多。」吳芳思說。
她反感那些僅僅因為兩國意識形態不同就盲目指責中國人權問題的英國人,認為他們應該想想北愛爾蘭那些年不停發生的爆炸,看看自己的人權狀況如何；她鼓勵西方人不要因為漢字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就先入為主地認為中文難學,她認為學者更應通過學習漢語了解中國。
吳芳思曾邀請多位中國敦煌學專家來英國共同研究敦煌經卷,並負責他們的飲食起居,對他們關懷備至。她說,當年斯坦因去敦煌時,他的助手就是一個識字、但不懂佛經的中國官員,正是他與不認識漢字、但卻多少知道一些佛經詞句的斯坦因合作,才讓敦煌經卷得以重見天日。
「某種意義上說,從發現敦煌經卷時起,中國人就在與外國人合作吧。」吳芳思說。她同意把斯坦因稱為「強盜」,只不過是一個「願意和其他人分享這些經卷的強盜」。
吳芳思主動談到經卷的歸還問題,表示如果能保證這些經卷能得到悉心保護並向所有人開放,她自己不會捨不得歸還。「我為擁有過保管它們的特權感到自豪,但如果一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覺得這些經卷只屬於他自己,這是件危險的事。」
在那本《中國的魅力: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收藏家》中,吳芳思挑選出大量關於中國的精彩記述,用西方人的小說、回憶錄、隨筆等追尋了那些和她自己一樣,「仿佛是中國造就」的西方人:探險家赫定和斯坦因、作家毛姆和安·布裡奇、藝術鑑賞家阿克遜和韋爾奇、記者弗萊明……
吳芳思說過:「理解與共情讓你成為半個中國人。」當被問到她是否已經是半個中國人的時候,吳芳思說:「可能不到半個吧,我還應該學更多的中文。」但過了一會兒,在英國「脫歐」公投中選擇「留歐」的她又調皮地補充道:「但『脫歐』後,我又算多少英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