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東方和西方依舊因文化差異而彼此隔絕，如果有什麼可以跨越這道鴻溝，那就是燕京大學。」《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1916-1952）》的作者菲利普·韋斯特如是說。這本成書於1976年的歷史著作今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中譯本。
100年前，燕京大學在北京建立，這所從成立初便是「教會大學」，將長遠目標設成在這片土地上傳教的機構，成為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代表性場所、一所享有世界聲譽的一流高校。新中國成立後，燕大與北大合併，如今的北大燕園湖光塔影，風景依舊。
黃楠
1925年，燕京大學新校園即將竣工的未名湖鳥瞰，湖心島尚未建起八角亭。
菲利普·韋斯特在書中講述了燕京大學從創立到最後撤併的全部歷史，他不關注具體燕京大學的課程和日常教學情況，他關注的是燕京大學在中國近代歷史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過程中如何生存發展的大問題。
作者使用了不少珍貴的一手材料，包括20世紀20到30年代燕大出版的各種系列報告，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聯合會所保存的檔案（燕京大學每年都向該聯合會提供報告，其管理者與聯合會保持了數十年的通信），一些相關人員的日記、手稿等。除此之外，作者還採訪了1952年返回美國的最後一批燕大外籍教師。但受限於時代條件，韋斯特也幾乎沒有使用任何中國方面的檔案、回憶或者口述，視角局限在燕京高層溝通中西的努力，這或為本書一處缺憾。百年前，燕園生動的故事，或許還在園內一草一木的記憶中。
建校初期的困難
燕京大學成立於1919年，它的前身是美國教會在北京一帶辦的幾所教會學校：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通州協和大學，還有一所神學院。匯文大學與通州協和大學兩校自1916年就開始醞釀合併，但直到1919年才確定由在中國杭州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擔任校長，並在其主持下將校名確定為「燕京大學」，故一般將1919年作為燕大的建校之始。
在一開始的合併工作中，最為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為新校選擇校名，兩所男校的校友們極不情願接受對方的校名：「匯文大學」與「協和大學」。韋斯特在書中寫道，校董事會接受了幾位中國教育家的建議，其中就包括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胡適，以及當時在北京教育委員會任職的吳雷川，有關校名的爭論才得以解決，採用了北京的古稱「燕京」。
盔甲廠胡同時期的燕京大學男校大門內
但實際上，與韋斯特的表述有一些出入的是，「燕京」一名的選取並非出自中國教育家。《司徒雷登年譜》中亦有提及此事：1917年，司徒雷登作為校長的「最佳人選」被推薦，因為他了解中國，在中國青年中有影響力，且才華出眾、思想開明。1919年初，司徒雷登在美國的董事會和學校雙方的不斷催促下來到了北京，此時他面對的頭疼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選擇校名。正在感到兩難之際，他在上海見到了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會長誠敬一博士，雙方言及此事，「誠君云：當前極大問題，為改組後之新校應擇何名。若用地名則何不採用北京古名燕京？先生欣然電告北京委員會，得復電贊成此名，校名問題因而解決」。此後中國學者對此審定只是表示了「熱烈贊成」。看到了司徒雷登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北京委員會再次敦請他赴任，並支持他提出的異地建校和另聘人為學校籌款的兩項條件。當年夏天，司徒雷登攜家離開了生活了11年的南京，到北京上任。
當時，燕京大學的校址位於內城東南隅盔甲廠胡同一帶，校園狹小，不利於擴建，缺乏排水系統，運動場地不足，所有建築都人滿為患——此時的燕大可謂是苟延殘喘、默默無聞：「（校園）很侷促地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校園旁邊是駱駝隊送煤進城的路線，這些道路沒有鋪設路面，冬天塵土飛揚，夏天泥濘難行。不僅如此，作為一所教會大學，它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中飽受震蕩。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司徒雷登首次與學生會面的就任典禮（同時也是1919屆學生的畢業典禮）上並沒有多少學生出席，因為學生都去歡迎被釋放的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了。
韋斯特在書中剖析此時燕京大學的目標，他認為它並不是單一的局限於教育的機構，它的目的不但名目繁多，有時它們彼此還相互衝突。儘管在日後，燕大成為了著名的高等學府，但在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擔任校長之時，「他並沒有幻想燕京大學會有能力與其他學府一爭高下，例如，國立北京大學（北大）。與燕京大學的35名教師和160名學生相比，北大擁有305名教員和2248名學生。這所公立學校每日都出版報紙，編輯14種期刊和3部叢書，而燕京大學能夠出版一些圖書目錄和剪報就不錯了。燕大早年的財政預算與北大雄厚的財力相比少得可憐」。
博雅塔仿通州古塔而建
儘管司徒雷登有如此心理，建校初期的創始者們還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為選址和籌措資金四處奔走，給燕京大學的遷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即使他們接受的是一所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學校；即使面對重重的矛盾和困難，為了燕大的長遠發展之計，他們或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幾乎轉遍了北京的城郊，終於在友人的推薦下在北京西郊、清華園對面為燕京大學找到了新址。
1921年，校園設計者亨利·墨菲手繪的燕京大學效果圖。
曾為燕京大學學生的著名作家許地山在《燕京大學校址小史》中為校址做過如此記載：「我校佔有舊睿王園佟村府，米家墳，及暢春園的一小部分。校內主要的建築多在睿王園舊址。睿王園即明末米萬鐘的勺園。校裡的湖就是萬鍾當日的勺海或文水陂，故我校最初的地主實為米氏。」
米氏勺園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名園之一，歲月如流，園中日漸荒蕪，後又歸了清王室，到了民國初年已被陝西督軍陳樹藩買下。在選址過程中，這塊坐落在京城通往頤和園公路幹線上的寶地被燕京大學的創始者看中，尤其是在附近風景如畫的西山上還保留了中國古典的廟宇和殿堂。
為了給燕大籌款，校內主事者不得不四處奔走，司徒雷登更是先後10次乘輪船漂洋過海，往返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經常巴結未來的捐款人，向他們乞求，這讓司徒雷登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感嘆道：「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自稱「神經系統沒有鬥牌技能和興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連幾天跟一個半聾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臨終遺囑上別忘了燕大」。
到了1921年，燕園開始動工興建。在燕園的土地上，先後建造了80多棟建築。有趣的是，華人教員因其留洋經歷而推崇西洋風格，但西方的傳教士們卻希望保持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最終，西方教員的觀點佔了上風。
燕大還聘請了亨利·墨菲從事校園設計，亨利雖然是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建築師，卻對中國古典建築有濃厚的興趣。他曾在南京和福州為教會學校設計過一些建築，對中式建築也有多年的研究和實踐的經驗。1914年，亨利參觀了北京的紫禁城，被這座「世界上最精美的建築群」完全徵服，他暗下決心，「決不允許如此壯觀的建築風格從世上消失」。燕京大學的行政領導也認為，此舉是在告訴所有來到校園的人，「西方人有志於保存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
1926年夏天，燕京大學按照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建造的新校園基本建成，各院系正式遷入，整個校園造型典雅、光華燦爛，校門以遠處玉泉山的琉璃塔為東西走向的中軸線，依照原有的自然山水合理布局，巧奪天工。古色古香的西門為正門，高懸蔡元培先生題寫的「燕京大學」校匾。從校門步入，見一座小石橋橫跨在小湖上，左右各有一座小橋作為進出校門的主要通道。橋的正前方是校園主要的中心廣場，左右各有一座矗立的華表，它們乃是圓明園的遺物，至今在北大西門廣場仍可見到。
越過寬闊的廣場，與西校門遙相對應的是全校的主體建築貝公樓，與主樓南北兩側平行並列的是學校圖書館和寧德樓。廣場的南北兩側分別是容納物理系、化學系的睿樓和容納文學院、法學院的穆樓。整個教育中心區飛簷鬥拱、華光流彩，還配備了一流的教學設備。
越過教學區繼續東行，會經過一帶蜿蜒起伏、叢林密布的丘陵，從丘陵間穿行，在它的前方就是楊柳依依、碧波蕩漾的未名湖，湖心島上有玲瓏剔透的湖心亭，在湖的東方是全校的最高建築博雅塔。未名夕照，湖光塔影，這就是燕園首推的景色，至今仍傾倒了無數學子和慕名前來的遊人。在當時，凡是來訪者更是「無不稱讚燕京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博雅塔的建造與命名和當時燕京大學哲學系的美籍教授博晨光有密切關係。博晨光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曾兼任哈佛燕京學社在北平辦事處的工作，他的前輩也曾為燕京大學的前身通州協和大學作出過貢獻。為了紀念這一歷史淵源，博雅塔仿製的是通州有名的古建築「燃燈塔」的造型，並取名為「博雅塔」。「博」字是博晨光（Lucius C. Porter）Porter一字第一聲的音譯，「雅」字有「儒雅學者」的含義。湖心島上的湖心亭，早年稱「思義亭」。「思」字是Luce一字簡化的音譯，「義」字有「義舉」的含義，這一命名是為了紀念燕京大學第一任副校長路思義（Henry W. Luce）為燕大籌款興建所作出的貢獻。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
燕京大學，從它由基督教傳教士在古都北京所創立的那一天起，就必然面臨著激烈的中西矛盾、宗教與世俗的矛盾。為解決宗教與世俗間的矛盾，燕大的辦學宗旨從最初的宣傳宗教逐步轉變為以教授高深學術，發展才、德、智、體、力，養成國民領袖，應國家及社會需要為宗旨。
它與剛剛誕生的新文學也產生了密切的聯繫，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程。女性小說家的出現（冰心、凌叔華）、中國新文學課程的最早開設（周作人、俞平伯）、翻譯文學的興盛（瞿世英、張採真、白序之、董秋斯、李霽野、韋叢蕪）、散文詩的勃興（焦菊隱、於承澤、於賡虞）、話劇藝術的引進與確立（熊佛西、焦菊隱）……有學者總結道，「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確存在北大傳統和清華傳統，那麼說有燕京傳統，也是一個毫不誇張的提法」。
1931年，燕京大學校園。博雅塔、鍾亭、小山、雪。
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將兩句福音書的格言「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們必須曉得真理」合二為一，既富有西方文化的色彩，也符合中國絕大多數民眾不信教的國情，以及當時呼聲日漸高漲的教育非宗教化趨勢。
早在建校初期，在其他教會大學均將新文化運動視為洪水猛獸予以抵制的時候，燕京大學一批思想開明的教授卻發起了「基督教新文化運動」予以支持和回應；在1925年，非宗教以及收回教育權運動高漲的時期，燕京大學又提出了「以科學代宗教」的口號，一邊廢除以宗教作為必修科目及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的規定，一邊向國民政府積極申請立案，在新的規定政策下，向教育部申請以「私立燕京大學」的名稱立案，聘請吳雷川為校長，並大幅提高中國籍教師在學校董事會中的位置。燕大還不拘一格地招納人才，以國文係為例，上世紀20年代中期燕大國文系師資不斷擴充，從1923年的4人迅速擴充為1928年的19人，其中不乏馬健、吳雷川、周作人、容庚、馮友蘭、錢玄同、許地山等享譽全國的名師。
1925年教育部發布的《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中的第3條，對於當時大多數基督教大學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那就是「學校不得傳布宗教」。燕京大學卻立即做出反應，在當年開學伊始的《燕大周刊》第76期「歡迎新同學專號」的顯著位置刊登出了「以科學代宗教」的啟事，表明「絕未會強迫任何人信任何宗教……即允許學生信仰自由……」可以說，在每一處緊要的歷史關頭，學校主事者都採取了明智的、合乎時勢的抉擇。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生活依舊是燕大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只不過對於這些活動和課程，由師生自願選擇是否加入，但基督教教育以及它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持續在燕大發揮著它們的影響力。
從燕大畢業，留校任教的學者侯仁之在《我從燕京大學來》一文中提到了學校教育對他的影響。1940年，學校要求他在教課之外還要兼管學生工作，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學生遇到了許多問題。侯仁之說，自己接受這項任務，和燕大的教育分不開，「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是每個燕大學生都熟悉的，但對於這個校訓，則「或淺或深各有不同」。「但是有一點卻是每個學生都能或多或少親身感受到的，那就是洋溢在校園中的服務精神。這種服務精神體現在師生關係上最為具體，也最為突出……遵循校訓的要求，對我來說也正是『義不容辭』。」
韋斯特在書中圍繞校訓中的「服務」二字，指出了燕京大學在當時複雜的社會環境下面臨的重重矛盾：對中國人來說，救國已經迫在眉睫了，畢業時的學生到底怎樣才能服務社會？燕大在創立之初給人以救國的希望，但傳授技能和理想主義，顯然還遠遠不夠。這是燕大自身的困境，也是它建立伊始就隱藏的長久的矛盾。
「近代中國所遇到的種種機遇、困境和挑戰一樣不少地擺在燕京大學面前。」譯者程龍寫道，「作為一所學校，它在中西文化的澆灌下成長，培養了一代篤信西學、卻以救國為使命的燕大人；但它也只是一所學校，無法承受民族和國家命運之重」。三十多年間，燕京大學始終掙扎在「宗教與世俗」、「西化與中國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跨文化兩難境地中——這也使燕京大學成為了中西關係史上一個頗具研究意義的課題。
（原標題：百年前的燕園故事）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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