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仁學」精神的現代意義，加速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譚嗣同仁學的精神，一方面激勵著當時代的仁人義士，毅然決然的去衝破時代的枷鎖，另一方面，這種精神實則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相衝撞、磨礪後而升華出來的一種精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它體現了一種共同的價值追求。在中西文化交流日趨頻繁、融合日益加速的今天，體貼、認識這種精神的價值對文化交流，社會進步未始沒有幫助。
人總是處在一定處境中的人，因此討論現代人的價值困惑之先，有必要就其處境作一勾勒。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倍極艱辛，所付代價亦甚為慘重。這條現代化的道路肇始於西方，自西方諸國經過產業革命，政治革命及啟蒙運動之後，確立了經濟上的大工業生產，政治上的民主政體以及思想文化層面的人的主體性地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基本模式由此確立。
西方的啟蒙運動恰是對西方模式的核心論證。啟蒙時期的大哲學家康德曾經就何為啟蒙這一根本問題做過如此解說：「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過別人的引導就不會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過別人引導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那麼這種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現代國人所面臨的大的歷史處境即如上所說的現代化進程以及由此不得不面對的異化的困境，而內在的壓力則來自於國家的轉型。因為認識到貧窮落後不是社會主義，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人恆常面臨三種關係及三個問題。一者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人與人的關係，三者人與自身的關係。第一個關系所涉及的問題是人該如何對待長養他的自然大生命，獲取生存資源，第二個關系所涉及的是人該如何對待他人，組成社會，第三個問題則是人該如何認識自己，明白自己的使命。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如果理的順，有確定不移的答案，那麼人便能少病少惱，身心輕安。否則，便會面臨一系列的價值選擇問題及由此帶來的困惑。不幸的是，現代國人在這三種關係層面都或多或少出現了問題。
面對現代化的歷史大趨勢、面對異化的歷史困境以及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壓力，現代國人在價值觀上出現了困惑與不適，在人與自然，人與人及人與自身的關係這三個問題上同時出現了問題。
（三）、仁學精神的現代價值
譚嗣同的仁學精神恰是一種終極價值追求，它在本體論上回答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及人與自身的關係這三個根本問題，同時譚嗣同本人在實踐論層面也為人們擔當踐行這種精神提供了榜樣作用。「仁學」精神以人與人之間相互通暢、通達為根本特徵，之所以講求通達的外在原因是由於當時環境的僵化與不通達，而更深刻的原因在於唯有通達，暢快的狀態方是「仁」的狀態，而「仁」，方是人區別於一般動物的真正本質所在。其具體意義有如下三層。
「仁學」精神是一種通的精神，一種「和」的精神，一種不二的精神。它在本體論上回答了人的根本問題。誠如馬克思所論述，人在其現實性上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人具有動物所沒有的獨特的社會性，人總在不斷的擴大和豐富著自己的關係，人類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恰亦有賴於人的社會性「仁」是人的超越性的體現所謂超越性的層面其大意是指人作為自覺自發的生物，是一種靈性的生命體，他不單單追求自身進步，同時也意識到他自身是人類大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促進人類大生命的發展也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意識到此，他便有望承擔起這份使命，並踐行這份使命。使他從自身個體的狹隘性中解脫出來，即是「仁」的體現。
仁」是和諧社會的思想紐帶不論中西，人類對和諧社會的追求由來已久。早在古希臘，柏拉圖即提出理想國的主張，延至近代莫爾則提出烏託邦的空想社會主張國家構建藍圖。不論中西，均為大化所衍，故在本上可以相互相容相通，彼此的歷史背景不同，所選擇的道路不同，所以彼此之間存在著隔閡，但隔閡是次要的，能夠相互理解與融通是主要的，我們所要做的即是破除種種的隔閡與不通，達致人人仁和通泰的境地，而這又不是空口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