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與利瑪竇的「先見之明」
徐光啟（1563—1644），字玄扈，上海人。天主教徒，聖名「保祿」。在明代天啟、崇禎年間，以徐光啟為首，有上海陳於階、嘉定孫元化、陝西王徵、山西韓霖、四川劉宇亮等天主教徒，組成了一個西學集團，他們治歷、造炮，努力拯救明朝。對明代士大夫來說，徐光啟在中國和西方互相隔絕的時代，開創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打開了明清士大夫的精神境界。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字西泰，義大利馬切拉塔人，為400多年前來華的義大利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對義大利、歐洲和西方人來說，利瑪竇是「第二個馬可波羅」，他帶回了遙遠中國的大量信息，中國的文字、經典、思想開始為西方人了解。對中國人來講，利瑪竇更是一個傳奇人物。他身前就獲得了極大讚譽，身後也沒有任何惡評，大家記得的是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
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的《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一系列著作，至今仍惠澤中國。中國人的近代觀念從利瑪竇開始；同樣，歐洲人對中國的重視和愛好，也是從徐光啟—利瑪竇的關係開始。在16-17世紀，徐光啟—利瑪竇的重大意義或許還未被當時的中國人和歐洲人認識清楚，但處在21世紀「全球化」的今日，在所謂「文明衝突」的環境裡，這兩位於不同文化傳統中尋找共同信仰，調和儒教和天主教的差異，發現人類在不同教義之間存在的普遍精神，其意義益發顯得重要。在「跨文化」中間追求普世價值，是利徐兩人的先見之明。
跨文化認同的體現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徐光啟是科學家（天文、數學、農學、軍事學等）、政治家（愛國抗清）、儒者（經學家、漢學家）。最近20年，經過這一代學者和文史工作者的努力，徐光啟的天主教徒身份才得到了承認。他的名字，嵌刻在上海徐家匯、徐匯區的地名中，徐匯區在2003年為他建造了「徐光啟紀念館」，修復他的墓地，墓前十字架也被重新安置。
徐光啟故居——九間樓（今喬家路228—240號）
徐光啟一生的成就，若抽離了他與利瑪竇、耶穌會和天主教的關係，是完全無法想像的。曾有記者不解地提出疑問：「承認徐光啟是一位天主教徒對社會有何益處」？我們回答說：這可以使得當代中國人知道，一個中國人，可以在不同宗教（儒教、天主教）中兼具雙重身份。同樣，一個歐洲人，也可以在東西方不同文化中有多種認同。所謂的「跨文化認同」（Cross Culture Identity），最終是可以實現的。
天主教與儒教的融合
徐光啟皈依天主教，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和原來的儒家身份是一致的，他是以儒家的道德觀詮釋基督教義，以「儒」釋「耶」，補充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同樣，耶穌會士也在西方讚美中國文化，翻譯介紹中國的經典，使18—19世紀的西方文明也得到了儒家學說的滋潤。這樣的中西政治，是一個善的交融，不是惡的爭鬥。徐光啟既是一個合格的天主教徒，又是一個完整的中國人。20世紀所說的「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這種說法完全不合適於徐光啟，因為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和他的儒信徒的身份一點也不衝突。
徐光啟、利瑪竇認為這個世界，最終可以用儒教、天主教的教義來統一世界。徐光啟、利瑪竇都抵制佛教、道教，徐光啟的《闢妄》，利瑪竇的《天主實義》都表達了這個傾向。他們兩個共同提出了一個「補儒易佛」的想法，即用天主教補充儒家的不足，變易佛教、道教的荒謬。在400年前，「補儒」表現出利徐兩人的進步思想，因為他們主張東、西兩教的融合。但是，「易佛」的想法在當時就有局限性，在今天則更需迫切修正。當前「跨文化交流」的時代，佛教、道教也應該和儒教、天主教平等對待，相互學習。人類的精神和諧與普世價值，應該是在全人類文化的基礎上實現，而不只是限於一、兩種宗教，或者某種價值上實現。
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
近幾年，我們在上海紀念徐光啟，認定他是「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正是因為他的信仰經驗可以平衡儒教和基督宗教的衝突，並真正地和平相處，走向融合。確實，徐光啟比其他歷史家所肯定的「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更早，更全面，更深入信仰和文化地帶，更加了解當時中國以外的歐洲世界。在當時中國的文化、經濟，甚至軍事還不落後西方的情況下，徐光啟就主張「欲求超勝，必須匯通，匯通之前，必須翻譯。」意思是，如果想超過別人的文化，自身的所有學問想要做得比別人好，就必須先翻譯，要知道別人在說什麼。而林徐兩人另一個更大的差別是：林則徐已經無可避免地站在與西方勢力相對抗的地位上，他的「睜眼」是被迫的；徐光啟則是充滿自信地與西方人士對等地交談，自願地學習，熱忱地傳授，他的信教是主動的。
徐光啟和林則徐，代表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兩種走向，兩條思路，兩種價值，常常也產生兩種不同的結局。徐光啟、利瑪竇路線的結局是文明的交流，是中文《幾何原本》、拉丁文《四書五經》的互相翻譯；相反，鴉片戰爭以後的「文明衝突」，其結果是進一步的「中國禮儀之爭」，是不可收拾的義和團運動等等。經過400年風風雨雨的歷練，徐光啟、利瑪竇無疑已經成為一個人類文明交融的形象，是善的信仰，理應得到承認。
《刻幾何原本序》手稿（明代）
2019年，是徐光啟和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翻譯出版《幾何原本》前六卷412周年
翻譯經典轉譯思想
翻譯中西經典，是「徐光啟—利瑪竇路線」的重要實踐。在中國，利瑪竇和徐光啟一起，翻譯了《幾何原本》。這次的翻譯工作，非常重要。它在中國學者中間刺激活化了一種形上學的思維方法，讓中國知識分子更加重視邏輯學的方法。19世紀以來，從黑格爾到德希達，都說中國人沒有邏各斯（Logos）思維方式，只有「實用主義」，甚至有些中國學者也抱持這種說法。
事實上，中國人有自己的「邏各斯」，在先秦，在漢代，在明清，中國儒家士大夫的思維都是很嚴密的，他們依靠的是中國式的「形上學」。徐光啟、利瑪竇時代，中國士大夫急切地引進西方式的「邏各斯」，數學、曆法學、天文學、自然科學、神哲學，什麼都想要知道。但他們的目的，顯然並非是要「全盤西化」，或者說要以西方知識來取代中國知識，而是要借西方學問，復活中國古代已有的類似學
問，即所謂「漢學」——漢代的學問。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思路，仍然是一種「中西會通」，即中國知識和西方知識的平衡交流，相互激勵，共同進步。
徐光啟從耶穌會士那裡獲取的西方知識，遠遠不止是「科學」，還有「神學」。他還和另一位來自義大利的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 1582—1649）一起翻譯了《靈言蠡勺》，這是亞裡斯多德的《論靈魂》（De anima），是中世紀以來羅馬天主教神學的基礎，為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約1225—1274）所重視。徐光啟的想法，是把古代希臘、羅馬人採用的「anima」說法，和中國周、秦、漢代就流傳的「魂魄」論做一個比較。這部經典作品，被徐光啟、畢方濟他們翻譯成一種融通宋明理學和天主教神學的中文著作，非常神奇。
《農政全書》手稿
上海：徐氏家鄉與文化交流基地
上海是徐光啟的家鄉。明清之際的上海，因徐光啟而成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交流基地。19世紀以後，歐風美雨，上海又一次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上海文化和歐洲文化有著悠久的交流傳統，深厚的對話基礎。徐光啟和利瑪竇一起制定的「翻譯－會通－超勝」的文化理想，至今還應該是我們奉行的基本原則。
2004年修復後的徐光啟墓。位於南丹路17號光啟公園內，佔地面積約18畝。
明崇六年(1633)徐光啟去世。1641年，徐光啟在此落葬。
1959年,徐光啟墓被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1988年，徐光啟墓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因為有徐光啟在上海，「文化交流」「宗教對話」成為了上海文化當中的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國內外學者都能接受的「文化多樣性」。這既是上海文化的突出特點，也是上海文化的立身之本。在這方面，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的利徐學社，還有上海市徐匯區文化局做了很好的工作，修復徐光啟墓，建立徐光啟紀念館，籌備徐光啟研究會，出版《歷史上的徐家匯》《徐光啟全集》，建立土山灣博物館……未來，我們願意做出更多的努力，把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導向能夠與國際社會更多合作、更好交流的和諧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