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方晨/李金泳/蔡博方
作者簡介:方晨,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李金泳,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內容提要:詹姆斯·凱瑞的新聞歷史觀是國內學界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本文通過對有關文獻及其歷史、社會背景的考察,梳理了凱瑞新聞史觀的脈絡。他的新聞史觀立足於解決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日益邊緣化的問題,深受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的影響,借鑑了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試圖建構起新的新聞文化史。面對質疑和批評,凱瑞又提出用新聞實踐史代替新聞文化史,進一步強調人在新聞實踐中的主體性和新聞史的文化性。但是,他的視角是宏觀的,研究方法卻是微觀的;目標在於革新傳統新聞史的弊病,但是卻又不展開意識形態的批判,從而陷入了意識形態與烏託邦的困境中。
關 鍵 詞:凱瑞/新聞史觀/新聞文化史/新聞實踐史
詹姆斯·凱瑞(James William Carey)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批判傳播學者。2006年他去世以後,美國的兩本傳播期刊《大眾傳播》(Popular Communication)(2007年)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2009年)分別刊登了一組紀念文章①。他的學生、同事、好友稱他是「文化歷史學家」、「傳播理論家」、「影響美國記者最大的教師」、「對話哲學家」,體現出景仰的同時,也凸顯出其身份的複雜性。作為媒介學者,凱瑞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他深受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等不同學科學者的影響,被文化研究、媒介環境學、新聞教育領域都視為領軍人物。如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把傳播學比作「十字路口」一樣,凱瑞的學術地圖也是以傳播為原點,在與其他學科的交匯勾聯中逐步展開的。他的很多學術成果,深深打上了跨學科的烙印,表現出廣闊的視角和豐富的內涵。
但是,近年來中國學界的研究,尚未涉及凱瑞在新聞史觀上的立場及其變化,而僅集中於三個主要議題:1.傳播的儀式觀;2.新聞教育觀與批判;3.芝加哥學派及其人文社會思想②。本文認為,若要進一步延伸探究,就無法迴避凱瑞的新聞史觀問題。首先,傳播儀式觀之所以有別於傳遞觀,其關鍵在於儀式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共享性。而集體的儀式共享如何延續,則涉及到了歷史經驗如何傳承與建構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去理解凱瑞的新聞史立場,從而把握儀式觀背後的歷史經驗脈絡。二者,凱瑞對新聞教育的批判離不開他對於傳播的歷史性考察。他指出,所謂的「傳播革命」以「專職傳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的出現為重要標誌。新聞專業主義以及美國記者職業特徵的成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要革新美國的新聞教育無法離開對新聞史的考察。三者,關於凱瑞與芝加哥學派學術譜系的討論,涉及到他如何為文化研究找尋本土登陸點、如何借鑑西歐學術資源的問題。這其中既有縱向的學術史梳理,也有橫向的文化、社會傳統比照。這些問題,都只能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能得到很好闡釋,自然也與美國新聞史、傳播史有所關聯。由此觀之,凱瑞的新聞史觀關係到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對其進行專門考察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③。
而從文獻資源而言,凱瑞不但與麥可·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葉里溫·埃默裡(Edwin Emery)、大衛·諾德(David Paul Nord)等新聞史學家保持著密切的學術聯繫,還多次撰文表達對新聞史研究的思考。根據丹尼爾·凱瑞(Daniel Carey)整理的學術目錄,他至少有五篇文獻集中闡述了新聞史觀(Carey D,2007),分別是發表在1974年《新聞歷史》(Journalism History)創刊號上的《新聞史的問題》(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1985年的訪談錄《將世界放置在危險中》(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1998年在麻省理工學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傳播論壇上的發言《回應新聞史》(Remarks on journalism history)、2000年《美國新聞學》(American Journalism)第17卷上的《新聞與技術》(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和2007年去世後才發表的《寫給記者的簡明新聞史》(A short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t)。這些文章,進一步廓清了凱瑞的學術版圖,其影響也躍出了美國,延伸到了荷蘭、斯洛維尼亞等歐陸國家④。與過往的研究以《作為文化的傳播》為基礎討論傳播的儀式觀、新聞教育觀、凱瑞式的文化研究不同,本文擬以上述幾篇文獻為藍本,輔以凱瑞的另一本重要的論文集《詹姆斯·凱瑞:批判性讀本》(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還原文獻發展的歷史脈絡,重新解讀和審視凱瑞新聞歷史觀的價值。
一、新聞史的危機和凱瑞文化史觀的提出
凱瑞對新聞史的反思是建立在20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美國社會變遷之上的。與五十年代戰後難得的和平與穩定相比,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是躁動不安的。一方面,新科技革命、跨國公司和新移民浪潮給美國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家庭、婦女、種族、吸毒、暴力、犯罪、失業等社會矛盾反而變得更加突出(弗·斯卡皮蒂,1986:1)。城市的發展和移民的湧入使得個體產生了身份認同危機,越南戰爭、水門事件、古巴飛彈危機夾雜著婦女運動、黑人運動和戰後「嬰兒潮」一代掀起的青年運動導致了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充滿了反叛精神。這種與傳統「美利堅思想」背道而馳的「叛逆」,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行業,也影響了學術研究。在歷史研究中,以底層人、邊緣人為新研究對象的新社會學開始興起;而在新聞學領域,則表現為受眾對於客觀性、平衡性等傳統新聞模式的批評和對媒體、政府、社會關係的重新定義。舒德森(Schudson,1997:79)敏銳地意識到,「記者們……在實驗一種『新新聞業』,更加文學化,更加開放主觀,對新聞寫作的過程更加具有自我反省性(self-reflective)。」
這種學術旨趣的變化首先集中體現在歷史研究中。新社會史拋棄了傳統精英史觀,將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婦女、少數族裔、工人等邊緣人身上。嚴肅的政治史被普通人的生活史取代,城市史、家庭史、勞工史、黑人史等極大扭轉了五十年代史學的保守主義傾向。福格爾(Robert Fogel)、恩格爾曼(S.Engerman)等的新經濟史研究斐然一時⑤。凱瑞對這種「從下向上」(from the bottom up)的研究路徑十分贊同,在讀了彼得·拉茲勒特(Peter Lazlett)的《我們已經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後,對他為農民寫史、給邊緣人發聲讚賞有加(Carey,1997a:101)。但是,新社會史也有兩個明顯的特徵:(1)充分運用行為和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2)廣泛採用計量研究方法和數量資料(張廣智,2011:143)。在凱瑞看來,新社會史的路徑無疑有助於擴展新聞史的研究範圍,但是結構功能主義傾向、定量的研究方法卻又是他反對的。
新社會史與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結盟同樣引起了一部分歷史學家的不滿。在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影響下,他們將歷史研究與人類學、語言學、符號學、文學理論結合,在20世紀70年代掀起了所謂的「新文化史」轉向。它延續了「從底部向上」的視角,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現象作為歷史研究的核心。當代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Burke,1987:3-4)認為,與社會史相比,新文化史的特點在於:(1)採用定性的歷史人類學方法,集中於個案研究;(2)有意識聚集在小社會群體,進行微觀分析,從而了解更豐富生動的生活;(3)更加注重解釋社會規則下的現象和關係,而非作出長期因果解釋或規律總結;(4)試圖說明日常瑣碎活動和儀式對維持或加強人們世界觀的作用,關注諸如服飾、飲食、言談等的意義;(5)更多地借鑑諸如涂爾幹、格爾茨、布迪厄等人的理論。⑥由此而知,新文化史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有很多交叉之處,難怪雷蒙·威廉斯(1989,轉引自哈特,2008:144)說:「新文化社會學(即指文化研究)可以被認為是兩個顯著傾向的匯合,在某一點上還可以被認為是兩種顯著傾向的轉變:一種傾向表現在一般社會思想裡,具體地表現在社會學內部;另一種傾向表現在文化史和文化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