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們送別了草嬰先生，如今的老一輩翻譯家或已過世或垂垂老矣，十年間翻譯事業的式微和翻譯家地位的急劇下降，已成為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
大約十年前，某雜誌以《持燈的使者》為題，為中國十幾位翻譯家出版了一個專刊。那是翻譯家在大眾媒體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集體亮相，當時80多歲高齡的草嬰先生排在前列。不久前，我們送別了草嬰先生。不僅僅是他，這十幾位翻譯家近半數已經過世或垂垂老矣，不再從事翻譯工作。十年間翻譯事業的式微和翻譯家地位的急劇下降，已成為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
這一現象的出現，客觀上有時代變遷、技術進步的原因。翻譯家的核心價值在於傳播。曾經，翻譯家像巨人一樣，一手接著外國，一手連著國內，傳播著被法國作家紀德稱為「人間地糧」的精神食糧。翻譯家甚至因為引進一種全新的精神、理論、文化依據，為一個新時代的產生奠定基礎，而當之無愧地成為時代的先驅。但是，隨著傳播技術的日益發達和多樣，現代傳播鏈條的日趨完善，整個出版行為本身都被降為現代傳播機制中的一環，翻譯更是其中小之又小的環節。版權交易、尋找譯者、進行翻譯、樣書編輯、出版發行、媒體宣傳，種種程序之後，譯者只是書封上一個不起眼的名字。而且由於譯者的名氣往往不如作者，所以最多是把作者從國外請來做宣傳時，才想到讓譯者出面陪同，進行現場翻譯。
此種情況下，人們對翻譯的重要性以及譯者身份的認知，都大打折扣。作為生產環節之一的翻譯被工具化了，似乎只要做好中間信息傳遞的傳聲筒即可。這一要求使得許多有抱負的學者和文化人不屑於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也被認為是沒有創新能力、無需學術修養、僅有外語技能的行為，譯者本身的人文素質、闡釋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惡性循環一樣，優秀人才的稀缺又使得翻譯的報酬與待遇始終低下，人才素質與行業現狀互為因果，翻譯界因此受到沉重打擊。
但是，在我看來，翻譯事業的式微還因為翻譯家不再被尊為「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或「持燈的使者」，甚至連「翻譯家」這樣的提法都越來越少見到。在今人眼裡，字斟句酌、反覆推敲的筆譯似乎與坐在金碧輝煌大廳裡的口譯沒有區別，媒體可能對美女翻譯更感興趣。唯有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大獎，譯者才跟著受到關注，但這關註裡很大一部分竟是覺得翻譯撿了個大便宜。人們對翻譯行為、翻譯意義的認識越來越膚淺，而這種膚淺，其實是與整體文化的膚淺化相伴相生的。
隨著閱讀習慣的改變，在當下所謂讀圖時代和消費文化快餐時代，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人文學科都面臨挑戰，翻譯也不可避免。因為翻譯家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就是為「經典」代言，翻譯是與「經典」二字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玄奘譯佛經、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傅雷翻譯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偉大的著作成就偉大的翻譯家，偉大的翻譯家成就偉大的著作在一國的被接受。身處膚淺的文化氛圍裡，沒有經典的寫作，何來經典的翻譯？
同樣地，翻譯的精髓是在尊重原創作品的基礎上，對其價值的深度挖掘。套用亞里斯多德的「摹仿」理論，翻譯是一種高層次、精緻的「摹仿」，而今山寨肆行，人們在「摹仿」過程中不求精緻只求相似，並且以低成本為最高追求——一家出版社寧願用低廉的價格請一些並不具備相應能力的人進行快速翻譯，也不願以高成本去請真正的翻譯家。在過度膨脹的自我意識下，人人都急於表達自身意見，對原創與自創的界限認識越來越模糊，人們連對作者的尊重都在減少，何況對譯者？
所以，重振翻譯事業可能有千方百計，但最關鍵的是與膚淺化抗爭，讓翻譯家群體在從選擇到闡釋、再到接受的現代傳播之鏈上佔據更為重要的地位。翻譯家應當如魯迅所說，自己來拿，或者如季羨林所說，自己去送，不應該只是傳播環節中的語言機器，而應是完整意義上的文明傳播者。如此，翻譯質量的改善，以及人們對翻譯事業的理解與尊重，才會相繼回歸。
翻譯是最高程度的閱讀。一部作品、一種思想、一種文化看似花哨精彩，但可能一經翻譯，空洞淺薄，無足輕重，所以，翻譯是最清醒的試金石，是一個時代的「理性之光」。找回翻譯家的根本身份，就是找回翻譯的「理性之光」。歸根結底，翻譯家的地位與文明水平的高低緊密聯繫在一起。哪一天翻譯家消亡了，所謂的文明也將會大打折扣。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13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