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有識，有趣——鳳凰副刊
一
在為這本書尋找書名的時候，曾經想到過「死者與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邊，卻原來是蘇俄作家西蒙諾夫晚年一部長篇的名字。那裡沉澱了他對戰爭的回憶與思考，全部情節不可避免地圍繞著死者與生者體現出來。遠比他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同期寫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這深沉中有著時間的分量。
我這本書，寫的已是塵封五十年的身邊瑣事和瑣聞，半個世紀過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許多已經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壽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必諱言，都將循自然法則以去。如果襲用西蒙諾夫舊題，這就是最表層的意思，一看便明暸的了。
然而，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書中所寫，從開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後，全國籠罩在大饑荒的陰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據不完全統計，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三千多萬，大約相當於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陸各省，從老幼病弱到年輕力壯的青年中年，而以農民和底層居民為主。這樣龐大的死者群，構成了我這本書反映的時代之底色；可悲並可詛咒的，是我和相當大批的城裡人，竟享受著城鄉二元化的蔭庇，同時又受報喜不報憂的輿論蒙蔽，長期對這樣悲慘的實況幾乎一無所知，因而仿佛毫無心肝地苟活著。作為這樣倖存的生者，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無聲地告別這個世界的背景上，當讀者讀到書中描述的各樣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瑣事時，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地域發生的，從而對其中的曲直、真偽、善惡、美醜做出自己的判斷。
不過，為了避免過於刺激，終於沒有採用這個書名。
但我仍願把考慮書名時有過的片斷思考寫在這裡，供大家參照。
2013年9月28日
二
現在是把這本書命名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國，有所謂「紅帽子」，原始語義是指在火車站幫旅客提攜行李的工人，他們以一頂紅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後來說當局或警察特務給誰戴了紅帽子，卻是隱指共產黨的嫌疑了。
我們少年時加入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笑說我們戴上紅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反右派鬥爭後，在對我的處分決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這個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紅帽子之說，轉眼間「紅帽子」變成了「黑帽子」。經過勞動改造，認罪檢討，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後還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於是悟出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灰帽子」。至於幾年後又被稱為「黑幫」，重新戴上「黑帽子」達十年之久，那是後話不提。
一個人，如土耳其共產黨員詩人希克梅特說的，「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顆頭顱」，頭上的帽子卻不斷換來換去，無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數走過的腳印，有了對六十年代「摘帽」時期那幾年的一些回憶。只是圍繞個人生存狀態的如實交代，未曾親歷那段歲月的讀者或可略窺一斑，但還應該交代一句：
我在當時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萬的「右派分子」中，其實是「非典型」的。
當時有過一個分六類處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規定，第一、二類最重，第五、六類較輕，我屬於第四類，保留公職，撤職、降級降薪、開除黨籍，監督勞動云云。據李維漢回憶，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勞動教養」，關在「大牆」裡，同是「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他們的遭遇，可比我們在沒有大牆的地方服勞役，嚴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屬於第一批，在大饑荒波及全國之前回到原單位繼續工作。後來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層，遣返回鄉或在勞改場所就地消化，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了。
在同樣劃右的人中間，絕大多數人顛沛流離，輾轉各勞改、勞教場所，風雪邊疆，礦井底層，忍飢挨餓，拼命幹活，生死一線，聽天由命，倖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傷病。很快又是十年動亂，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沒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還，且有一枝之棲，苟活多年後，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復出，可以重操舊業發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點話語權吧，而我卻不能代言於萬一。比起那些已經過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喪失了一切公民權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謂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說簡直在享受著被照顧的優遇了。——我這麼多年做了些什麼，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見，逐頁校改過程中，我作為多年的體制內編輯，也深深體會編輯同仁們的工作艱辛。比如我習慣於文革二字不加引號，累得編輯費了多少添加引號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寫過一篇《何必加引號？》我認為文革或其全稱，作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階段性稱謂，已經自然地成為專有名詞，它所指稱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認定應加引號時，大約正在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之際，以為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實在有傷於大家一貫認同的革命應有的光輝形象，無產階級也跟著不體面了，所以不該再那麼叫；加上引號，就有了類似「所謂」的意味，即雖叫革命，其實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從主人」是個鐵律。周作人之作人有違中國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為「所謂」周作人，胡長清名為長清卻貪賄俱全一點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為「所謂」胡長清。同理，文革作為一定時空中的實體之定名，是一個事實判斷，用不著以「所謂」來表示加以否定的價值判斷。道理如此，但對誰去講呢？讀者看到的，是曾經問過「何必加引號」的作者，這回還是都加了引號。
讀者通達，該是能夠理解和諒解的吧。
邵燕祥 2014年5月17日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