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投票站前，實驗人員向議題的支持者講述了反對者陣營中的負面新聞，支持者們也紛紛主動報出更多細節，渾然不知這些新聞純屬虛構；法庭上，目擊證人發誓他們在驚惶中看到的就是被告，直到十年後新的證據浮出水面；審訊室裡，無辜的人聽完警方第五遍繪聲繪色的敘述後，開始相信自己真的犯下了這些罪行⋯⋯亞里斯多德認為記憶是「蠟板上的刻痕」，可比起硬邦邦的蠟板，橡皮泥之類的材料或許更適合這個比喻——畢竟，和橡皮泥一樣，記憶有著驚人的延展性（malleability）。在新的經驗和誤導性信息（misinformation）面前，已有的信息對各類暗示無比易感（suggestible），任其填補不存在的細節，乃至憑空創造整段事件。成為一名邪惡的「記憶篡改師」，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呢？一方面，你需要了解長期記憶：提取情景記憶時，大腦皮層相應的感覺區域會被激活，進行所謂皮層上的復現（cortical reinstatement），如同觀看事件的回放一般。回憶過後，該段記憶將經歷再固化（reconsolidation），這一過程使其更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幹擾。有研究顯示，重溫一段經歷，在沒有幹擾的情況下往往可以鞏固這段記憶，但那些被提取的細節也更容易遭到誤導信息的篡改。戈培爾所謂的「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能成為真理」，大抵就是這一原理吧：反覆的宣傳，將錯誤的記憶和認知植入德國民眾腦中；同時，其他信息渠道的消亡，使得這些錯誤記憶難以被更正。
另一方面，「記憶篡改師」還需要明白「源記憶」（source memory）的概念，保證你的目標會將取自你這一方的「記憶」與來自自身感官體驗的記憶混淆：源監控框架（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SMF）認為，在記憶提取時，大腦會根據記憶的特點判斷其來源——是真實體驗，是想像，還是他人的敘述？舉例來說，更加清晰的記憶更有可能是真實的，而以第三人稱視角展開的記憶更有可能來自想像。另外，根據回憶時具體需求的不同，我們的「監控系統」也會採用不同的標準判斷記憶的真偽——證人往往會更加注重細節，而接受心理治療者就不一定了。因此，「記憶篡改師」需要讓被「植入」的記憶格外生動，同時也不能引發受害者的懷疑。回過頭來，在這個「後真相時代」，我們作為海量信息的受眾，又將如何保護自己的現實，形成準確的記憶呢？是否有一些簡單的小竅門，可以讓人對誤導性信息保持警惕？腦成像技術是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乃至區分真實和虛構的記憶？近日，來自費爾菲爾德大學和塔夫茨大學的研究團隊在《美國國家科學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探討這些問題，並特別關注預警的保護性作用。
圖一：Karanian et al.（2020）所使用的實驗方案
他們的行為學實驗如上圖所示：每名志願者都會觀看一段黑白默片，內容是一伙人搶劫珠寶店的過程，期間沒有任何對白。隨後，他們會接受一組記憶測試，考察再認記憶（recognition memory）。這一測試旨在促進記憶提取：那些被重複激活的記憶，將更容易被誤導信息影響。接下來，所有人都會收聽一段音頻，裡面講述了默片中發生的事。有些音頻會趁機引入誤導性信息，例如把「有人移動了那尊花瓶」說成「有人移動了那隻碗」。所謂「預警」，就是告知一部分志願者說，「這段音頻的來源不明，因此其準確性無法核實，請僅根據視頻內容而不是音頻內容回答（之後的記憶測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預警是在音頻播放前給出的，還有一些是聽完後才說明的。最後，志願者們又完成了一組記憶測試，其結果將體現誤導性信息和預警的作用。同時，另外一批志願者還在功能性核磁共振儀（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中完成了這些實驗。放到實際情境中來，我們或許可以把志願者們看做法庭上的目擊證人：他們見證了這次犯罪，但同時也從新聞、他人的複述乃至公訴人對此事的描繪中得到了不同版本的「事實」。顯然，上述三種「後來居上」的信息，可能會篡改真實的記憶，並影響證詞的準確性。同時，在調查取證過程中乃至法庭上的反覆詢問，就類似於實驗中的第一遍記憶測試，讓特定的記憶變得更加不穩定。最後，預警就好像一段善意的提示，旨在提醒他們不要輕信其他來源，只報導自己所見。
圖二：行為學實驗結果，預警對誤導信息組的表現有顯著影響（Karanian et al., 2020）
實驗的結果（圖二）顯示，這樣的預警是有效的：與沒有得到預警的人（no warning）相比，得到預警者更少受到誤導信息（misleading）的影響。至關重要的是，無論是在誤導信息播放前還是播放後，預警都起到了保護作用。從理論的角度看，這或許說明預警是在記憶提取期間發揮其功效的，在編碼誤導信息前就預警並沒有提升保護作用。從實際角度出發，我們或許可以猜測，即使目擊證人們從媒體或者公訴人處接觸到了誤導性信息，如果司法程序中能加入適當的提醒，也可以幫助他們對抗虛假記憶。推而廣之，人們在閱讀「假新聞」時不一定能立刻判斷出其真實性，但只要事後能明白這些來源有多麼不可靠，也依舊能形成正確的記憶。有了行為學的結果，大家自然就會想：真實的記憶和虛假的記憶在神經層面會有什麼區別呢？預警，又會對大腦造成怎樣的影響呢？這裡，研究人員們使用了一個繼承自以往研究的「小花招」：實驗中真實而準確的記憶應當只編碼自視覺信息，而既有準確信息、也有誤導性內容的訊息則通過聽覺進入志願者的大腦。這樣，根據現有理論，在皮層上的復現活動，發生在視覺皮層的就很大概率同真實記憶相關，而發生在聽覺皮層的則不然。誠然，要區分同一感覺內部的不同信息，對於功能成像來說是更加困難的，但在現實中，這樣的情況可能更為常見：例如，劫匪之間的對話（準確）和律師的陳詞（不一定準確）都是聽覺信息，而目擊到的面孔和證人需要指認的照片都是視覺信息。
圖三：功能成像結果，關注視覺和聽覺皮層（Karanian et al., 2020）
當然，簡化後的情形也理當可以揭示那些最基本的機理。果不其然，經歷了預警的人，視覺皮層（如左圖中所示的左側枕葉皮層）會更活躍，且對於那些考察誤導性信息的題目，這些志願者的表現也可以被該區域的激活程度預測。右圖中的聽覺皮層則顯現出相反的趨勢：沒有預警的人，聽覺皮層激活更多，而激活更多的人也更容易被誤導。因此，研究人員總結，他們所觀察到的就是預警所起到的保護作用——改變回憶時皮層的復現模式，激活擁有可靠來源的感覺皮層，減少不可靠來源的神經活動。但是，是什麼讓這些感覺區域的激活變得有所不同呢？從口頭傳達的預警到有選擇性的回憶之間，一定有不少有待明確的環節。研究人員認為，預警或許可以讓人們進入一個特殊的記憶提取模式，增加對各類信息來源的監控（source monitoring）。在源監控框架下，人們即使在回想時激活了一部分聽覺信息，也可以在源監控的過程中將這些信息定性為「假消息」；而那些沒有收到預警的人則不知道區分視覺和聽覺信息的重要性，並因此將二者都判定為真，造成了源記憶（source memory）方面的混淆。
圖四：探索性分析所發現的前額葉一區域的活動模式（Karanian et al., 2020）
不過，由於該實驗成像方式在時間解析度上的缺憾，他們並沒有發現特別強有力的證據來。上圖中展現的前側前額葉（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表現出了和聽覺皮層類似的模式，似乎與預警的缺失和遭受更多誤導的影響有關，而前額葉的相關區域往往同源監控有關。對這一探索性的結果，研究者的猜測是，錯誤信息激活程度的降低，有效減少了前額葉的負擔；而那些無預警組志願者因為有聽覺信息的幹擾，才需要動用更多前額葉的判斷。這不禁讓人想到紐約大學的格什曼（Sam Gershman）關於大腦是一個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的論述：分析外界輸入、完成皮層上復現的腦區可以充當「生成器」，構造我們的現實，而包括前額葉部分腦區的「判別器」將會執行源監控，確保這一重構出的現實能夠滿足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需求。當負責感覺與記憶的「生成器」因為預警而變得更加準確時，負責確定真假的「判別器」也就不用那麼辛苦了。看來，想要理解大腦確定現實、甄別虛構記憶的方法，並通過這些知識來消解人們對誤導信息的易感性，實在還是任重而道遠的。我們看到，神經科學能夠測量感覺皮層上與回憶相關的活動，而合適的預警可以改變這些活動，削弱那些誤導信息的影響，最終提取出原本的記憶。即便如此，影像學的結果也不能充當對抗謊言、捍衛真相的靈丹妙藥。認知層面的觀察與發現，反而更具實際意義：實驗中的反覆測試和司法程序中的反覆詢問會讓被提取的記憶更加脆弱，而合適的預警可以引導人們進行更為謹慎的源監控，關注事件發生時的感覺體驗，並阻斷事後二手信息的影響。總之，研究人性不是研究大腦如何運作：我們現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警惕，學會考量信息來源的可靠性，用這些行為與認知上的辦法增強「免疫力」吧。到頭來，屬於我們自己的記憶，還需我們自己好好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