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石嫣在中國創辦了第一家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區支持農業)農園，種植綠色蔬菜，不通過中介，農民和消費者直接對接。如今，這一模式的農場在中國已經擴大到了500多家。這些年，石嫣的生活有哪些改變?綠色農產品到達百姓餐桌的路程是否順暢?在順義農場，石嫣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素麵朝天的農場
慢吞吞的羊群踏著與城市人滿擰的步子擋在路中央，早春二月，陽光在淡霾中稀疏地灑下，車在距離北京城區70公裡的柳戶莊村繼續向前，路邊一片白花花的大棚就是石嫣的順義農場。
這是石嫣繼「小毛驢」、「通州基地」之後的第三件作品。
把前一天的剩飯丟給咕咕叫著的烏雞，石嫣在「分享收穫」四個大字下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名片上印著她的兩個身份：博士、掌柜的。辦公室像本人一樣樸素，屋後是26個大棚，佔地40畝。安全起見，草莓大棚還專門上了鎖。
2008年，作為中國第一位公費出國插隊的學生，石嫣在美國一家CSA農場做了半年「準農民」，回國後，在北京創辦了「小毛驢市民農園」。2012年，她離開小毛驢第二次創業，獨立經營「分享收穫」。
20世紀60年代，作為有票才能購買的「稀缺品」，農藥化肥進入中國人的生活，食品安全成了中國人慾罷不能的問題。石嫣「務農」，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食品安全和土壤汙染的憂心。
「在一個好的農作物生產環境中，人們是不太在意綠色、有機這些理念的。」石嫣說，「如果以人為本，除了追求產量，還要考慮土地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後會不會受到破壞，耕作方式是否可持續。」
「分享收穫」並不是「小毛驢」的簡單複製。當年，「小毛驢」由政府出資，拿著現有的資金「攤一張大餅」。如今，「掌柜的」坦言，「錢出在自己身上，必須精打細算。」
讓石嫣欣慰的是，依靠口口相傳，目前，「分享收穫」擁有500戶會員，兩年多來，收入至少持平，且有盈利。
這是一家大門敞開的農場，從種植到生長全程監控。
土家族青年秦熱向記者展示了他的作品—18000多隻「菌棒」，偌大的大棚中，這些菌棒正在「抽絲」。再過幾天，菌絲會爬出一朵朵蘑菇。
冬日的中午，溫度可達23度，夜間則降到不足10度，農作物上的棉被要掀了蓋，蓋了掀。即使這樣，溫度掌控有時也有意外。控制不好，秧苗會被燒壞，燒壞的秧苗任其腐爛，慢慢發酵，便成了肥料。除此之外，沼液、剩飯剩菜等液體肥在這裡隨處可見。
大棚裡，椰糠被用來育苗，免去了大面積生蟲之虞。偶爾，菜生了蟲子，則採用休耕間作、生物防治，粘蟲板、防蟲網等措施，斷然不會下「化學噴霧」。因為層層把關，這裡的蔬菜素麵朝天，「長相」也許不比那些做過手腳的好看，但卻被人吃出了「早早年的味道」。
CSA怎麼玩
隨著石嫣的示範，一批以「耕農田、耕心田」為信念的CSA農場相繼誕生。目前中國大約有500家，北京有50多家。
CSA說白了，就是「把有機蔬菜配送到消費者家裡」，取消中間商，讓農民與消費者對接，共同承擔風險，分享利益。目標是實現「永續農業」，強調生態系統的自我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石嫣透露，「分享收穫」有三個內容：直銷、友好、本地。消費者預先付費，不用貸款，「對於前期沒有多少資金的中小型農場，這一模式非常適用。」
談及CSA的責任，石嫣流露出農夫的率真，「賣家是生產者，直接面對消費者，這樣更可以為自己的產品負責。」
「食在當季，食在當地」是CSA的理念，石嫣說，該理念不鼓勵消費進口產品，因為農作物在採摘加工的過程中有很多營養的損耗，還會有食品安全的風險。
「把錢付到村裡，你能看到自己所在地區的改變。未來，如果北京地區的農民都能生產健康農產品，那麼北京市民也會因此而受益，同時受益的還有環境。」
石嫣和先生程存旺曾共同就讀於「三農」專家溫鐵軍的門下，他們在農場成婚，婚宴食材都是自家地裡的蔬菜，而新娘石嫣則「拿著一顆西蘭花就把自己嫁了」。
兩人聯手打造了很多產品，其中之一是共同翻譯了富蘭克林·H·金的名著《四千年農夫》。石嫣說，這部探討東方農業模式的作品是引發世界有機農業的一個原因。
100多年前，作為美國土壤局局長的富蘭克林·H·金來到上海，看到清晨黃浦江的船隻把上海人的糞便運到郊區作肥料，讓他深受觸動。
「當時，中國的城市還沒有西方發達的地下水系統，但是似乎沒有想像中的疾病發生。當地人有自己的方式，比如吃加熱食物，垃圾被重複利用等。」石嫣說。
19世紀，人們便開始思考農業方式的可持續性。讓作者好奇的是，幾千年來中國養活了如此多的人口，在耕作過程中，儘管有水土流失的現象，但是並沒有出現美國耕作史上土壤碳含量下降一半的情況。
「那個年代，他們用的化學品比中國要多，後來出現了很多環保運動，針對的都是當時的環境問題。」
令石嫣惋惜的是，目前，實驗室技術比100年前要強很多，但是農民的智慧並沒有太大長進。
「看到病蟲害，他們只想到用農藥去噴，不去想是否這塊地有什麼問題，明年是不是不應該再種這種東西了，是不是應該改良一下土壤，或者讓大棚通通風……有人說農民被弱智化了。」
石嫣反問，「農民生產真的需要那麼多技術嗎?」不需要回答，她自己已經給出了答案，「很多實實在在的生產方式其實已經生產出足夠好的東西了。」
小是美好的
「食品安全問題不僅僅是對於我們吃的安全的挑戰，甚至對於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在2014年舉行的第六屆全國社區互助農業(CSA)大會上，直抒胸臆的石嫣如此總結。
在中國，食品管理有關部門是挨罵最多的政府部門之一。隨著這類「煩人問題」的不斷凸顯，有機農業似乎成了解決食品安全的「良藥」。一些商界名人紛紛涉足農業。但由於綠色農產品價格昂貴，在中國，消費人群一直有限。
石嫣認為，北京有能力消費綠色農產品的人至少佔40%，但是各種「不必需」的開支增加了他們的壓力，「比如買了房後還想換一套更大的，總是處於還貸的過程中。」
在「分享收穫」，一個三口之家肉蛋菜全部預訂，每月約1200元，如果不介意它的單調性(多是季節菜)，每天「吃有機」並非夢想。
有人種菜，仰仗於有人認領，這是一個彼此支持的循環系統，在CSA模式中，所謂互相信任，幾乎是手背手心的關係。
採訪的前一天，石嫣「進城」錄製節目，順便逛了下大型超市。超市裡的熟食區正在把前幾天剩下的食品丟掉，恰好被石嫣看到。
平時生活在村裡，石嫣不覺得「缺什麼」，東西有效利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我家前幾天的剩粥可以拿來餵雞。」但在大城市，這卻是一件不好操控的事情。
類似的情況，她在美國農場的那對夫婦「會事先跟當地的烘焙店說好，把兩天後要扔掉的麵包以低價買進。」
新生代在衣食無缺的環境中長大，對食品缺乏感恩之心，而年輕人回鄉務農更是一件十分「逆襲」的舉動。石嫣坦言，「我們遇到的困難是整個農業的困難。團隊的流動性較大，在農場工作，未來成家後孩子教育怎麼辦，這都是比較實際的問題。」
相對於中國土地上密密麻麻分布著的380萬個自然村，500多家CSA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字。石嫣並不在意自己的農場有多大，讓她感慨的是，現階段，大多數人並不接受「小是美好的」理念。
一般人認為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方式，大型流通的超市才能解決城市人的飲食問題，石嫣說，「這種方式可能風險更大。」
在美國實習那會兒，當地的農場只有30名會員。如今，石嫣的農場已經足夠讓那對美國農場夫婦驚訝。
「這確實是價值觀和思路的不同，他們並不追求規模。」而在中國，規模是一個情結。
「我們模仿的是美國大農場的模式，你有50畝土地，未來應該有5萬畝，一個人來操控，這種模式其實不適合東亞國家。」石嫣說。
在給石嫣的著作《我在美國當農民》所寫的序中，導師溫鐵軍認為，「越是規模化的大型現代種植業、畜牧業，造成的汙染越嚴重。」近年來，蔬菜瓜果出現問題，與規模化有著必然的聯繫。
考察了很多國家，看了諸多食品流通生產模式，石嫣認為：「我們的弱不在於生產不出好的東西，而在於農民沒有組織。」她覺得，農民只是「被大資本決定的食品系統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這個鏈條的最終產品與生產者的距離將越來越遠。」
她舉例說，在日本、韓國等國家，個體生產者的土地面積都很小，組織力量卻非常大。「比如，一個合作社可以管理下屬100多個擁有40多畝土地的農戶。」
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排斥也是石嫣的關注點。「比如我有5萬畝地，用拖拉機替代幾十個農民，未來生活在這裡的農民只能進城，或者在城鄉結合部找工作，最終結果甚至還不如現在農民的生活。」
石嫣認為，未來中國農業的方向，不是讓農民出去，而是把他們有效地組織起來。
在「分享收穫」的宣傳冊中，石嫣寫道，「每5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讓一畝土地脫毒;每1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讓一個農民健康耕作;每10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讓5個年輕人留在鄉村工作;每100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有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的鄉村。」
在回答CSA今後是否會複製很多時，石嫣說，不管是哪一種模式，一旦控制了生產方式就會出現問題。「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還是多元化的生產方式和流通方式最為理想。」
2015年11月，全球第六屆CSA會議將在北京舉行，作為國際社會農業聯盟副主席，石嫣將更深入地投身到自己的角色中。她希望更多人關注CSA，「分享收穫」的背後，是「綠色」、「永續」等理念的傳遞。
「你要實現什麼理念，自己先要活出來。」說起這些，「掌柜的」臉上帶著這個年齡少有的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