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楊耕
內容提要：社會「科學」在相當長的時期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只是伴隨著現代工業革命、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社會科學才從道德哲學中分化出來並獲得了自身的獨立形態。人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既是歷史的前提，又是歷史的產物和結果，正是這些相互纏繞的複雜性造成了社會研究的難題，造成了社會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功能、學科性質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從總體上看，社會科學有六種基本方式，即實證主義、解釋學、社會唯實論、社會唯名論、社會生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式，而馬克思主義範式的本質特徵就在於，以實踐為基礎和思維坐標反觀、理解和把握人類社會。
認識自然，難；認識社會，更難。當一門門自然科學像繁星一樣布滿科學的「太空」，把人類智慧之光照射到自然的深處，不斷發現自然規律時，人類對社會的認識卻仍然停留在社會的表層，歷史規律仍然在人們的視野之外，社會「科學」在相當長的時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之所以如此，從認識論的視角看，是因為社會離不開自然，但社會又不同於自然，自然本身的運動是在人之外，社會運動本質上則是人的活動；社會離不開個人，但社會又不是個人的相加之和，而是個人之間彼此發生的那些的聯繫和關係的總和；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本身又受到自己所創造的歷史的制約，人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既是歷史的「前提」，又是歷史的「產物和結果」。這是一個自相纏繞的哥德爾式的「怪圈」。正是這個「怪圈」造成了社會研究的難題，造成了社會科學的特殊性。本文擬就社會科學的特殊性作一考察和審視，以深化我們對社會科學的理解和把握。
一、社會科學的發生和獨立
研讀哲學史、科學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學脫胎於自然哲學，社會科學則蘊孕於道德哲學之中。伴隨著現代工業革命、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社會科學從道德哲學中分化出來並獲得了自身的獨立形態。在進入工業文明、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人類社會既沒有獨立的社會科學，更談不上獨立的社會科學方法，人們對社會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套用道德哲學的方法，二是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
套用道德哲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這主要是古代的社會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根本特點，就是用「性善」「性惡」等來規範社會，描述理想的社會形態。著名歷史學家薩拜因在分析柏拉圖的國家理論時指出：「這個理論從這樣一個概念開始，即必須從事有條不紊的研究來了解『善』，然後根據這『善』的觀念，通過闡明一切社會所包含的相互需要這一原則，來作出對社會的構想。」[1]
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這主要是近代的社會研究方法。近代牛頓經典力學確立了成熟的自然科學的兩大原則：一是重複性原則，即重複性是自然規律的根本特徵；二是精確性原則，即自然規律不僅可以被認識，而且可以用精確的量的關係去把握。牛頓經典力學構成了近代社會理論變革的一般理論背景，它造成的強烈的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情緒，促使一大批社會科學家相信社會運動「在各個方面都符合由牛頓和萊布尼茨闡明的物質引力規律」[2]，認為社會科學可能也應該成為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精確的科學，並力圖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從而構造出「社會物理學」「社會引力學」等學說，形成了社會科學史上的「自然科學時代」。一般說來，自然科學本無意向社會科學「獻媚」，但它往往又決定了社會科學的面貌。
社會研究套用道德哲學、自然科學的方法，表徵著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這就是，「自然的關係」在社會中佔據統治地位，社會本身的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尚未獨立並顯示出來。只是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後，「社會的關係」佔據統治地位，社會與個人處於形式上的對立，人們需要從整體上規劃社會發展進程時，社會才真正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社會事實如何描述、如何抽象、如何解釋，才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只是在這個時候，社會科學及其方法的獨立化才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顯現出來。
社會科學的獨立化是一個力圖發現社會運動規律及其特殊性的過程，它歷經文藝復興的「人文科學」、維科的「歷史哲學」、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經濟科學」、黑格爾的「哲學科學」、狄爾泰的「精神科學」、李凱爾特的「文化科學」和馬克思的「歷史科學」等理論形態，終於發現了社會運動規律及其特殊性。
其一，「自然科學家一般不是他所正研究的現象的參與者，而社會科學家則是」[3]。換言之，自然科學家是在自然之外研究自然的，而社會科學家本身就在社會現象之網中，在研究社會時，他必然要把自己的知識結構、認識水平、階級立場、價值取向滲透到研究客體中，而客體又反過來影響著研究主體。用中國古詩詞來說明這種現象，那就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其二，自然運動是「自在」的，社會活動則是「自為」的，是人們有目的、有意識的行動過程。在社會領域內進行活動的，都是具有意識，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人的自覺的意圖，都有預期的目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4]118
其三，自然規律是在人的活動之外形成的，歷史規律，即社會運動規律則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並實現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歷史不過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正因為如此，社會活動充滿隨機性，並往往使同一個社會活動往往產生不同的結果。不僅如此，歷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產生，具有不可重複性；歷史人物都是一次性出現，同樣具有不可重複性。而無論是歷史事件，還是歷史人物，都不可能在實驗室中重新模擬、再現出來。1640年的英國革命、1789年的法國革命、1911年的中國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孫中山、列寧……這一個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都是不可重複的，都不可能在實驗室中重新模擬、再現出來。
社會運動規律的特殊性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對社會的研究必須有適合社會的特殊方法，而社會科學方法獨立化之時，也就是社會科學獨立化之日。方法的獨立與學科的獨立是密切相關甚至融為一體的。從根本上說，社會科學及其方法的獨立化就是其自身「殊化」的過程。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認識這一「殊化」過程。
首先，「抽象」方式的確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關係，而社會關係不是實體，看不見、摸不著；凝聚著特定的社會關係的歷史事件不可重複，產生歷史事件的歷史條件不可重建。因此，社會科學無法應用實驗室方法，只有科學抽象法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的本質和規律。一般說來，「抽象」具有三重含義：一是本體論意義，即抽象是客觀事物的一個方面，如「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二是認識論意義，即抽象是認識活動的成果，如「具體概念」和「抽象規定」；三是方法論意義，即把客觀事物的某一關係、某一方面單獨抽取出來的方法。科學抽象法中「抽象」，是就抽象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而言的。它既是指一種認識方法、思維方法，又是指認識成果、思維成果，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所說的感性具體「蒸發為抽象的規定」。
科學抽象是一個有序的思維過程，它要求對社會的研究從感性具體出發，經過對「完整的表象」「生動的整體」的分析，上升到「抽象的規定」；然後在抽象的基礎上經過綜合，把反映事物各方面的「抽象的規定」聯繫起來，形成理性具體，即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從認識過程來說，認識是從感性具體出發；就理論體系而言，認識是從抽象規定開始。換言之，理論思維不是以感性具體為要素，而是以各種抽象規定為要素的。只有藉助抽象規定，理論思維才能運轉起來，理論體系才能真正形成。「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4]18，即形成了獨立的經濟科學。
其次，「理解」方式的提出。理解的方式就是解釋學的方式，即把社會現象當作文本，通過解釋它的意義來把握它。理解的方法對社會科學之所以絕對必要，這是因為，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關係的科學，而社會關係是在人的活動中生成的，人的活動又必然貫徹著某種目的，體現並滲透著特定的利益關係、階級立場和價值觀念，這與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現象是不同的。「如果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那麼，在精神科學中，每一個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繫才能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論證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5]
我注意到，在馬克思的社會研究方法中蘊含著獨特的理解方法。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即使「導致神秘主義方面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6]60。因此，應當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去理解文本、社會意識和社會現象。在階級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統治階級不僅掌握著物質生產活動的領導權，而且掌握著精神生產領域的領導權。這種權力場的影響無所不在，不僅滲透在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中，而且滲透在人們的理解活動中，在冥冥之中決定著人們理解活動的方向、內容和界限。因此，任何理解活動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權利的背景下展開的。
正因為如此，人們在對一定歷史時期政治權利狀況進行批判之前，是不可能達到對歷史的客觀理解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內完成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4]23-24。
再次，「從後思索」方式的形成。關於「從後思索」這一方法，不同的思想家以不同的命題表達出來，並具有不同的內涵，如海德格爾的「在總是此在之在」，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按照克羅齊的觀點，人們研究歷史總是由現實的利益引發，並從現實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出發去研究、分析、判斷歷史的，因此，「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馬克思明確指出：「對社會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遵循著一條同實際運動完全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是從已經完全確定的材料、發展的結果開始的。」[7]55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發展是從過去到現在，從低級到高級，然而，歷史已經過去，在歷史認識中，主體無法直接面對客體，人們也無法在實驗室中重新模擬過去的歷史，因而對歷史的認識不可能從過去到現在，從低級到高級，相反，只能採取「同實際行動完全相反的道路」，即從現在到過去，從高級到低級，反過來思索，逆向溯因。
「從後思索」之所以可能，其客觀依據就在於，歷史雖以過去，但它並沒有化為無，而是以「殘片」「因素」的形式，或者以「歪曲」「漫畫」的形式，或者是以「萎縮」「發展」的形式存在於現實社會中。資本主義社會在過去「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上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裡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4]23。所以，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和生產關係，可以「透視出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4]23。同時，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和關係，只有在其充分發展、充分展現後才能被充分認識，猶如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一樣。「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8]因此，研究社會歷史可以也只能採取「從後思索」的形式，即從現實，尤其是從某種社會要素和社會關係「完全成熟而具有典範形式上的發展點」出發，通過對歷史的「透視」和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社會運動規律。
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研究、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為己任。任何一種學說要想成為科學，就必須研究、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正是在這種「抽象」「理解」和「從後思索」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從而發現了社會運動規律及其重複性。這樣，就使人們「有可能從記載(和從理想的觀點來評價)社會現象進而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去分析社會現象」，使人們「有可能把主觀主義者認為不能應用到社會學上來的重複性這個一般科學標準」應用到社會科學上。「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9]。
二、社會科學的特殊性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並非如同冰炭難以相融。既然社會運動規律，即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存在著共同性，即客觀性、重複性和常規性，那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就存在著共性，社會科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甚至「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變革[4]33。馬克思曾同拉法格說過，每門科學完善的程度是由它利用數學的程度所決定的。這一觀點具有普遍意義。對於社會科學來說，若沒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只能是不確定的。在現代，運用數學對社會現象進行定量分析已成為現實。離散數學、模糊數學、數理邏輯，尤其是模型化方法的創立，使得人們可以把社會客體構成這樣或那樣的模型，從而分析其內在結構。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控制論、語言理論、認知心理學與計算科學的結合預示著即將出現一門能夠成功『模擬』心和社會的科學。」[10]63這表明，社會科學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社會科學畢竟不同於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功能、學科性質等方面，社會科學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在研究對象上，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這個對象是人之外的客觀存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關係，這個對象就生成於人的活動中，而人是社會的主體，是社會關係的承擔者。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本身的存在。「客觀過程的兩個形式：自然界(機械的和化學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動。」[11]列寧的這一觀點實際上說明，自然運動和社會活動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形式：自然運動是以一種自發的、無目的的方式存在著，社會活動則是以一種自覺的、有目的方式存在著。社會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們總是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從事社會活動的。在盧卡奇看來，人的活動是目的性的設定活動，是本著人的需要的目的來利用客觀因果關係的活動。盧卡奇的這個觀點源自馬克思。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12]202歷史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的過程。
從規律起作用的方式看，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是在自然界諸因素自發的、盲目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自然規律也是通過這種自發的、盲目的相互作用實現的；歷史規律得以存在並發生作用的條件則是在人們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中形成的，並且只有通過人們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才能實現。離開了人們的目的性設定活動以及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歷史規律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載體和發揮作用的場所。正因為如此，社會運動的背後是人們的利益關係、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自然運動是自然界諸因素自發的、盲目的交互作用，在它的背後沒有利益關係，沒有價值訴求，沒有目的設定；社會運動則是人們自覺的、有目的的相互作用，在它的背後是人們的利益關係、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一次地震可以毀滅一座城市和眾多人口，一場戰爭也可以毀滅一座城市和眾多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後沒有利益關係、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而戰爭不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延伸，政治又是經濟的直接且集中的體現，因此，戰爭的背後是特定民族、國家、階級的利益關係、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顯然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物質實體，看得見、摸得著，而且由於自然事件的可重複性，這種物質實體的運動過程可以在實驗室重新模擬、再現出來。所以，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就是實驗室方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12]8對於自然科學來說，這一方法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而不僅僅是「物理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物質實體，而是社會關係，看不見、摸不著，更重要的是，與自然事件不同，歷史事件具有不可重複性。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戊戌變法、美國的羅斯福新政、19世紀20年代的經濟危機、20世紀80年代的滯漲危機和結構危機、21世紀初的金融危機……這一個個歷史事件都是不可重複的。因此，社會科學無法運用實驗室方法，只能運用科學抽象法。所以，馬克思認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抽象是唯一可以當作分析工具的力量。」[7]2對於社會科學來說，這一方法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而不僅僅是「分析經濟形式」。
社會科學不可能運用實驗室方法，但可運用典型分析法，即用科學抽象法分析某種社會要素、社會關係發展中最為充分、最為成熟的社會單位。歷史中的各種社會要素、社會關係都有其「典型」形態。分析典型可以使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透視出這種社會關係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景象」。例如，在19世紀中葉，英國是「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法國是「資產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所以，《共產黨宣言》就是通過英國和法國研究資本主義的[6]274，《資本論》則是通過英國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在理論闡述上主要是用英國作為例證」的[12]8。在研究東方社會時，馬克思通過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典型的東方社會進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村社制度「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6]764、76，而中國則是東方社會的「活的化石」，體現著「一切東方社會的共同特徵」[13]。典型分析法實際上就是社會科學中的「實驗室方法」。
從學科功能看，自然科學所要把握的是自然規律，自然規律主要表現為動力學規律；社會科學所要把握的是社會運動規律，即歷史規律，歷史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稱讚比利時統計學家凱德勒運用統計平均數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而且自己也運用統計平均數的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並指出：「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闢道路。」[12]120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平均數規律」實際上就是統計學規律。
動力學規律揭示出事物之間的規律性關係是一一對應的確定聯繫，它表明，一種事物的存在必定導致另一種確定事物的發生。同時，在動力學規律作用下，偶然現象可以忽略不計。統計學規律揭示的不是事物之間的一一對應的關係，而是一種必然性和多種隨機現象之間的規律性關係。對於統計學規律來說，不僅不能忽視大量的偶然現象、隨機現象，相反，正是在大量的偶然現象、隨機現象中才能表現出規律性。歷史事件的發生大多具有隨機性。在社會活動中，事物、現象如果不是「大量」發生，它們之間就表現為一種非確定的聯繫；如果「大量」發生，它們之間就表現為一種確定的聯繫。這就像拋擲同一枚質量均勻的硬幣一樣，出現正面或反面都是隨機的，但在大量拋擲情況下，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1/2。
正因為自然規律主要表現為動力學規律，歷史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所以，自然科學既能預見又能預報，社會科學只能預見不能預報。所謂預見，就是指以規律為依據的關於發展必然趨勢的判斷；預報則是對某一事物在確定的時空範圍必然或可能出現的判斷。自然科學既能預見自然運動的趨勢，又能準確地預報自然事件的發生；社會科學只能預見社會活動的趨勢，而不可能準確地預報歷史事件的發生。人們經常談到社會生活中的「突發」事件，實際上，「突發」事件並不是突發，而是難以預報。即使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理論，也只是基於歷史規律而作出的關於社會發展趨勢的判斷，是歷史發展的「路線圖」，而不是歷史進程的「時間表」。
在學科性質上，自然科學是純粹的知識體系，它本身不存在價值觀念的問題，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價值中立；社會科學在總體上卻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種知識體系，又是一種意識形態，體現著特定的價值觀念。作為知識體系，社會科學體現著人們在認識社會方面所達到的成就；作為意識形態，社會科學又以其獨特的範疇體系體現著特定的民族、國家、階級或階層的利益關係和價值訴求。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是這樣，黑格爾哲學也是這樣，韋伯的社會學也是如此；保守主義是這樣，自由主義也是這樣，新自由主義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則是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
正因為社會科學具有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雙重屬性，因而與政治密切相關。社會科學不等於政治，但政治需要社會科學。沒有經過社會科學論證的政治，缺乏「規律」這個科學的「支撐點」，缺乏理想信念的這個價值觀的「支撐點」，很難得到人們的擁護。同時，社會科學也不可能脫離政治。作為特定社會關係的反映和理論升華，社會科學總是具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蘊含著政治，總是具有這種或那種政治效應。在社會科學中，不存在價值中立的問題。社會科學中的任何一個學科，任何一種體系，都自覺不自覺地反映了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都自覺不自覺地體現著特定的民族、國家、階級或階層的利益關係和價值訴求。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孕育、形成，就沒有「國民經濟學」；反過來說，「國民經濟學」反映、體現、代表的就是當時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價值。當然，社會科學不能成為某種政治的傳聲筒或辯護詞，因為社會科學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但是，社會科學也不能遠離、脫離政治，因為社會科學與時代的統一性首先是通過它的政治效應實現的。政治學就不用說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都是如此。
在適用範圍上，自然科學發現的規律具有普遍性，自然科學也因此具有普適性，不分民族、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科學沒有「祖國」；社會科學把握的規律更多的是具有特殊性，或者說，社會科學所把握的規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社會科學因此很難具有普適性，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有「祖國」。即使是市場經濟，也有不同的類型，既有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有調節的市場經濟，也有以法國和日本為代表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認識到西歐的市場經濟規律，並不等於把握住本國的市場經濟規律。同樣，認識到西方的現代化規律，並不等於把握住本國的現代化規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殖民地國家贏得了政治獨立，同時在社會發展道路上選擇了資本主義，力圖在「西化」的過程中實現現代化。然而，這些國家在「西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實現現代化，或者處於扭曲的「發展」狀態，或者連原先的那種不發達狀態也未擺脫。究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不同的社會現實，這就使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社會發展規律。
從一定的意義上說，自然科學追求的是普遍，社會科學追求的是特殊，社會科學因此存在著一個民族化或本土化問題。美國的社會學學者之所以致力於社會學的美國化，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解答美國的特殊的社會問題。從歷史上看，美國化的社會學的創建，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回答在歐洲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遷這一時代背景下，美國如何走出鄉土社會這一特殊而重大的社會問題的。爾後的芝加哥學派的形成，是對當時美國城市化和南方黑人大量湧入芝加哥這一特殊的社會問題進行社會學研究的結果，而帕森斯學派的崛起，則是對美國如何走出大蕭條這一特殊的社會問題進行社會學回應的結果。就中國而言，中國沒有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特殊的社會形式的基礎上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而當代中國社會實踐的最重要特徵和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它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因而構成了一場極其特殊的社會變遷。這一特殊而複雜的社會變遷必然引發一系列新的特殊的社會問題，必然為創建中國化的社會科學開闢一個新的廣闊的社會空間。因此，我們應當也必須立足中國實際，面對現實問題，並使現實問題上升為理論問題、科學問題，從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
三、社會科學的基本範式及其特徵
「範式」(paradigm)原意是語法中詞形的變形規則。當代科學哲學家庫恩把範式解說為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的結構，並認為它規範著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和觀察世界的角度，決定著問題的提出、材料的選擇、抽象的方向、合理性標準的確立及問題的解決。在庫恩看來，新舊範式的更替是科學發展的主要標誌。社會科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範式並存、對立和交叉。從總體上看，社會科學有六種基本的範式，這就是，實證主義範式、解釋學範式、社會唯實論範式、社會唯名論範式、社會生物主義範式和馬克思主義範式。
實證主義範式源於培根的經驗哲學和牛頓的經典力學，後經孔德的實證主義形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基本範式。實證主義強調社會與自然的相同性，認為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一樣服從不變的規律，因而對社會的研究要運用實證的方法，追求「實在」「確定」的知識，從而使社會科學成為像自然科學一樣的實證科學；精確分析產生社會現象的環境，用一些「合乎常規的先後關係和相似關係」把各種社會現象聯繫起來，用對現象的不變規律的研究來代替對所謂原因的研究(而不管這個原因是近因，還是「第一因」)。孔德所說的「現象的不變規律」，就是人們感覺經驗中的「合乎常規的先後關係和相似關係」，至於超乎感覺經驗的社會現象的本質和本體，仍然在不可認識之列。這表明，實證主義範式存在著經驗主義乃至具有不可知論的傾向。
從經驗和歸納出發，運用精確的自然科學方法來描述社會現象的外在關係，用研究「如何」來代替「為何」；只敘述事實，而不說明事實；只求知其然，而不問其所以然。這就是實證主義範式的精神實質。丹尼爾·貝爾注意到了實證主義範式的這一特徵，他用一個「後退」、三個「比較」來說明實證主義範式的特徵，這就是，「當前流行的是『經驗主義』和從宏大理論的後退」，社會科學由此「回到比較世俗、比較經驗性的、比較『小』的，比較易於處理的研究問題上了」[10]65。
解釋學範式源自施萊爾馬赫，經過狄爾泰、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的不懈努力，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基本範式。如果說實證主義範式強調的是社會與自然的相同性，那麼，解釋學範式強調的則是社會與自然的差異性。按照解釋學的觀點，社會本質上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和客體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因此，研究社會不可能用反映的方式，更不可能用自然科學方法，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理解」「解釋」的方法。在伽達默爾看來，「理解」是一個「視界融合」過程，即理解者的主觀世界與「文本」所提供的世界融合的過程，其中，理解者的「期望」或「設想」是理解的出發點，「只有理解者順利地帶進了他自己的假設，理解才是可能的」[14]。
以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為代表的傳統解釋學，主要把解釋活動理解為解讀「文本」的方法。海德格爾把解釋活動理解為「此在」在世的樣式，使解釋學發生了重大轉折。伽達默爾則進一步深化、系統化了海德格爾的思想，確立了當代解釋學範式。然而，無論是傳統解釋學，還是當代解釋學，本質上都是抽象的，都沒有揭示出解釋活動得以展開的現實基礎、真實境況和實際界限。所謂「現實基礎」，是指每一歷史時期的解釋活動都是由實踐活動所激發的，「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6]55；「真實境況」是指，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對一切解釋活動的滲透，人們只能在權力和話語的互動關係中來理解一切解釋活動；「實際界限」則是指，每一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對解釋活動合法性界限的規定。所謂合法性，就是對統治階級權力的認同，所以，任何一種解釋活動是否得到認可的一個潛在的、根本性的標誌，就是合法還是非法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切解釋學都是權力解釋學。而這恰恰是解釋學範式忽視或不理解的。
如果說對社會與自然關係的不同認識形成了實證主義與解釋學兩大範式，那麼，對社會與個人關係的不同認識則形成了社會唯實論與社會唯名論兩大範式。
社會唯實論「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規則，是把社會事實視為物」①，強調社會本身是一種客觀實在，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並認為社會決定個人，使個人成為社會所規範的個人。社會唯實論範式的主要特點就是以社會的整體性為背景，以具體的社會要素、社會關係為對象，從對社會事實的觀察出發，對統計材料作出分析，確立各類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在這一過程中堅持就社會現象來說明社會現象。從歷史上看，社會唯實論源於孟德斯鳩，歷經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客觀社會學和韋伯的「社會理念類型」，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基本範式。
社會唯實論強調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認為社會決定個人。結構主義也是從結構出發，強調社會結構決定個人。所以，結構主義與社會唯實論密切相關，從研究社會的根本方法上看，結構主義屬於社會唯實論範式。按照皮亞傑的觀點，結構主義主要是一種方法。「在談到結構主義這個題目時，不能把它作為一種學說或哲學看待……結構主義主要地乃是一種方法」。「真正的結構主義，即方法論的結構主義」[15]。結構主義方法的特點就在於把社會看成是一個關係系統和整體結構，強調整體決定部分，關係決定要素，結構決定個人。
結構主義範式對20世紀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影響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阿爾都塞明確提出，「歷史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並認為「生產關係的結構決定生產當事人所佔有的地位和所擔負的職能，而生產當事人只有在他們是這些職能的『承擔者』的範圍內才是這些地位的佔有者。因此，真正的『主體』(即過程的基本主體)並不是這些地位的佔有者和職能的執行者。同一切表面現象相反，真正的主體不是天真的人類學的『既定存在』的『事實』，不是『具體的個體』『現實的人』，而是這些地位和職能的規定和分配。所以說，真正的『主體』是這些規定者和分配者：生產關係(以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社會關係)」[16]。因此，是社會結構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社會結構。結構推動社會發展，「個人在歷史上作為個人所起的作用是過程體現者的作用，而不是過程的主體的作用」②顯然，這是一種結構主義的方法，同時又融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係理論。
與社會唯實論相反，社會唯名論把社會看成是「虛無的存在」，認為社會僅僅是一個「名稱」。社會唯名論範式的根本特點就在於，把社會分析歸結為個人分析，堅持從個人出發理解社會。從歷史上看，社會唯名論源於霍布斯。霍布斯認為，人的本性是追求個人幸福，從而形成「人對人是狼」的混亂狀態，於是，社會作為一種規範性的力量而產生，相對於人的存在而言，社會只是一種外在的存在。霍布斯的觀點經過斯密、邊沁、愛爾維修、盧梭等人的進一步闡述，形成社會唯名論範式並滲透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在現代，社會唯名論更多的是以心理主義的方式出現，其特點就在於把對個人的分析進一步延伸到對個人心理的分析，把心理分析又進一步歸結為無意識分析，然後再從個人心理出發把「社會」建構起來。塔爾德認為，社會行為歸根到底是個人行為的相互作用，個人行為則受心理活動支配，因而社會研究本質上是對個人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則從人的心理機制出發分析現代文明的困境，在無意識領域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個體心理壓抑的機制，指認了資本主義社會「合理性」內部的心理矛盾。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範式實際上呈現出一種關於社會和文明的「心理學—病理學」分析，為社會批判提供了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新的理論資源。弗洛姆高度評價了弗洛伊德，認為弗洛伊德是「一門真正的科學心理學的創始人，他所發現的無意識的過程以及性格特徵的動力學本質都是對人學的獨特貢獻，因為它業已改變了未來關於人的圖景」[17]。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範式對20世紀的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正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範式的影響下，西方馬克思主義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拓展到人的心裡層面，擴大到日常生活領域，從而形成了「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社會生物主義關注的是社會與生物、人類行為與生物遺傳的關係，強調社會是從生物界發展而來，二者之間必然存在著內在的聯繫，因而「在解釋人類行為中經常出現的一些基本和普遍現象時，不能忽視生物學，尤其是遺傳學的作用」[10]68。從斯賓塞到威爾遜，社會生物主義範式的根本特點就在於，把人的社會行為還原為生物學遺傳密碼一級。社會生物主義對20世紀後半葉的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因為對社會的「還原」並非只能還原到生物遺傳密碼，還可進一步還原到化學、物理以及信息過程，「社會化學」「社會物理學」「社會資訊理論」等本質上是都與社會生物主義相同的範式。正因為如此，丹尼爾·貝爾把社會生物主義列為20世紀社會科學的四大成果之一。
從根本上說，社會生物主義範式是一種自然還原論，實際上是把生物進化論原則應用到社會領域，以此來說明社會生活和人類行為。這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它片面誇大了人的生物遺傳在人類行為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不理解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但是，社會生物主義範式又有其合理性。人是社會遺傳和生物遺傳的統一，是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統一。恩格斯形象地指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並認為「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18]恩格斯在這裡所講的「獸性」，就是指人的生物性。社會關係並不是消融人的生物屬性的「鹽酸池」。無論社會多麼發展，都不可能消除人的生物屬性，即自然屬性。社會關係可以改變、重塑人的自然屬性，但不可能消除人的自然屬性，人的自然屬性必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而且是歷史活動的「第一因」。所以，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第一個需要確定的歷史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第一個需要確定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6]67；第一個需要確定的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生活資料的活動。人的社會屬性和生物屬性的關係問題的確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我們在當代實踐和科學的基礎上深入、全面地進行研究，從而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研究範式。
馬克思主義範式的本質特徵就在於，以實踐為基礎和思維坐標反觀、理解和把握人類社會。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實踐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必然結成一定的關係；為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人與人之間又必然進行活動互換並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這就是說，實踐內在地包含著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因而構成了社會關係的發源地和社會歷史的現實基礎，構成了社會生活的本質和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是從實踐出發理解社會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社會「當作實踐去理解」。
從實踐出發去理解社會的根本點就在於，從物質實踐的內在結構，即生產方式出發去剖析社會結構。正如馬克思所說，「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繫」[6]71。「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4]32「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的真正的深層結構，社會結構的「總體化」就是通過生產方式對社會內部諸結構的規範來實現的，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內部諸結構的特定比例、布局和功能，並使它們之間產生一種契合性、同構性。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著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24
在馬克思主義範式中，「同構性」概念極其重要。從特定的生產方式出發剖析社會結構，並用同構性分析各種社會現象，這是馬克思主義結構分析法的精髓和根本方法。在馬克思看來，由世襲制、等級制等構成的政治結構和由宿命論、血統論等構成的觀念結構之間具有「同構」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二者同源於個體小生產方式。但是，「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藝術]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係的觀點，能夠同走錠精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並存嗎?」「阿基裡斯能夠同火藥和鉛彈並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並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4]28、29這就是說，古希臘的自然觀、社會觀與自動紡織機、機車等不能「同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希臘的自然觀、社會觀的基礎是古代生產方式，而走錠精紡機、蒸汽機車體現的則是近代生產方式；歌謠、傳說與活字盤、印刷機不能「同構」，是因為歌謠、傳說這種信息傳播方式所體現的生產方式與活字盤、印刷機這種信息傳播方式所體現的生產方式，不是同一性質的生產方式。「並存」的社會現象必然具有內在的「同構」性。
社會的主體是人，而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體就是實踐。馬克思主義把社會「當作實踐去理解」，實際上就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社會。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們是在實踐活動中形成自己的社會關係的，社會結構本質上是人的活動的對象化、客觀化、制度化，「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6]71；社會離不開個人，但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的，不是個人的相加總和，而是「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繫和關係的總和」[19]，個人之間的這些聯繫和關係生成於人們的實踐活動中；既定的社會關係、社會結構是人們以往活動的結果，它們預先規定著新一代的生活條件，使他們具有特殊的性質，同時，這些社會關係、社會結構又被新一代的活動不斷改變。這就是說，人們在認識、改造、創造自然界的同時，也在認識、改造和創造著自己本身——他的肉體組織、思維方式、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所以，馬克思認為，現存世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它的社會制度」[6]76。
就這樣，馬克思主義科學地解答了社會的本質以及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問題。
西方社會科學一直在社會與個人的「二律背反」中困惑，或者把人看作是與社會無關的「魯濱遜式」的個人，或者把社會看作是吃人的怪獸「利維坦」。馬克思主義則認為，社會之外或社會之中孤立存在的個人，即「魯濱遜式」的個人只能是「抽象的個人」；反過來，脫離個人活動，不依賴人或凌駕於人之上的社會，即「利維坦」式的社會，只能是「抽象的社會」。把社會與個人對立起來或脫離開來的方法論根源，就在於不理解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體，實踐是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本體，從而脫離了「感性的人的活動」去理解社會與個人的關係。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科學地解答了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問題，從根本上說，就在於通過對實踐這一「感性的人的活動」的地位、作用和意義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發現了歷史研究的「真正的出發點」，即人既是歷史「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6]174；發現了人既是歷史的「前提」，又是歷史的「產物和結果」，而且「人只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20]；發現了「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看作是並被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6]54這樣，馬克思主義不僅以深刻的辯證法消解了「社會唯名論」與「社會唯實論」的「二律背反」，而且以巨大的超前性揚棄了現代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理論對立。所以，福柯認為，「在現時代，寫歷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間接地相聯繫的思想，並把自己放在由馬克思所定義和描寫的思想地平線內，那是不可能的。」[21]
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證明，如果在一個包含初等數論的形式系統中，一切命題都是真的，那它就是有矛盾的；如果這個形式系統是無矛盾的，那它就是不完備的或不完全的。這就是說，任何一種學說、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自稱是「最完備」的。「最完備」的只能是神學，而不可能是科學。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範式都是不完備的或不完全的，都具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並且只有在自我否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自我發展。全部問題在於，我們必須立足當代實踐，並通過對其他社會科學範式的批判性考察來深化和拓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研究範式。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課題，在不遠的將來會「洛陽紙貴」，成為社會科學家們的一個重要話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研究範式理應得到更為深入、更為詳盡、更為系統地闡述，然而，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只好把這一重要論題留給以後的論文了。
注釋：
①參見迪爾凱姆所著《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英文版第14頁。
②參見1983年第5期《馬列研究資料選編》，第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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