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競賽，寒門難再出貴子！二本學生：站在人生的節點上

今年的高考可謂一波三折，高考過後最關鍵的選擇，學校與城市的較量。此前多次談過。非985高校，城市是第一選擇，其實很多好的城市，普通學校的錄取分數並不低，大家都想留在好的城市，水漲船高，今天在這裡不再贅述。

今天想談談寒門難再出貴子以及二本學生：站在人生的節點上。

二本學生：站在人生的節點上

前天看到《南方周末》一篇報導，關於兩個年代二本大學生現狀的案例描述。

文章中提到，某二本學校大學生李妍（化名）的媽媽是勤勞的江西女人，年輕時在深圳打工，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夜裡鄉村靜謐，李妍在燈下背書，媽媽就在一旁守著，做潮州珠繡。李妍很早就展現出讀書的資質，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最好的一次，全鎮所有小學統考的拔尖賽，她排到過前三。

整個小學階段，李妍唯一的課外書，是一本教輔資料。每頁書末尾的格言警句，她翻看過很多次——那是她獲取課外知識的唯一通道。

升初中時，擺在李妍面前的有三所學校——潮州市區的重點中學、鄰鎮一所教學質量較好的中學，以及她所在鎮上的普通中學。李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到潮州市參加入學選拔考試那天，媽媽騎摩託車送她。她穿了銀色的新涼鞋，那是一雙買了很久的鞋，一直沒捨得穿。

市重點中學的選拔考試給了李妍最初的震撼。滿分30分的英語試卷，她幾乎看不懂，儘管有很多選擇題，也只考了幾分。語文作文的題目是《人生》，試卷裡一句「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她那時甚至沒聽說過——課本上沒有。

在漫長的少年時代，李妍偶有不甘和無奈。她似乎總在一些關鍵的節點遇到障礙——每一次都為自己努力爭取過，卻被擋在門外。去潮州市參加考試那次，一個城裡孩子說，平時都看小說，英語卻考了27分。那時她只感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短短二十多年，在徹底市場化和應試教育橫行的時代語境中，二本學生到底面臨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又承擔了多少不為人知的壓力？通過念大學，他們在立足社會的過程中，在就業、深造、居住等具體的人生節點，是否總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過一個個在今天看來無法逾越的暗礁？這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1990年代初，那是中國大學精英教育的黃金年代，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擁有國家幹部身份，畢業包分配。大學教育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今天還是很盛行。

1999年，教育部出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掀開了中國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的一頁。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範海林表示，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48.1%，高等教育即將由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

農村大學生，大多出身平凡，或來自不知名的鄉村，或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與「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學霸形成了鮮明對比。

採訪中李妍入讀的本鎮那所普通初中，周圍少有同學關注學業，校園霸凌盛行。英語音標是李妍自己摸索學會的。中考時，她考上了當地一所不錯的高中，但高二那年，自己和家人接連發生變故，剛有點積蓄的家庭頓時跌入低谷。復學之後，李妍重讀高二，進入文科普通班，明顯感受到教學差距——老師從不講數學試卷上的最後兩道大題。」

這樣的現象在一些鄉村鄉鎮學校是普遍問題，而非個別現象。師資力量也遠遠沒有城市的師資力量雄厚，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發展的今天，新一代年輕優質的教師留在了大的城市。

但這些孩子仍然是所在地的資優生，「可能是村裡為數不多的大學生。他們對改變命運的高考充滿了感激，並對未來充滿期待。

但是與城市相比，信息匱乏在這些學生的成長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興趣什麼的與他們無緣，到了大學還保留著高中那種考證刷題刷學分的思維。而且，短短十年間，兩代大學生進入社會後的境遇已有明顯的變化。

對於大多數普通大學生和二本的學生，進入體制、尋求一種穩定的生活，似乎成為這批貧寒子弟在城市紮根的重要途徑。因公務員只限專業，不限985，211，只要是本科就行。

如今，找工作時，學歷成為第一道門檻。他們時常感受到來自985、211的競爭壓力。近些年來，許多學生開始選擇考研。「對於我們學校的很多學生來說，能考上本科就已經盡力了，把家裡資源都耗光了。如果有機會就業的話，是一定要去就業的，萬不得已才去考研。以前學校考研的氛圍一點都不濃，學生99%都去就業了。」這是南方周末採訪的二本學校的一位輔導員的觀察統計。

隨著重點大學招收保研生的比例不斷擴大，留給非985、211院校學生的機會並不多。二本院校的學生折射出中國大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以及最常見的成長路徑。

2019年，畢業後的出路。南方周末採訪的一位二本學校某學院班主任黃老師稱，

那屆學生中出路最好的是班長——她考進廣州一家公共汽車公司，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拿到的一份學生就業名單，大多數的名字後面，都是一些從單位名稱來看並無法辨別工作內容的小公司。「有的去醫療美容機構運營公眾號，甚至還有人在奶茶店打單。」作為老師，讓黃老師最難過的是——學生即使不讀大學，也一樣可以做這份工作。

前一段時間，中國有6億人平均工資僅為1000元的新聞。讓我們了解了那些群體。排除老年人，其實剩下的大部分群體就是農民，他們也有子女讀大學。

很現實的境況就是，這樣的家庭每年一半的收入，都投入了子女教育。但這一切像個循環一樣，以前是家裡面父母用自己的身體為代價，賺錢供孩子讀書，但等孩子剛大學畢業，自己的溫飽還沒解決，家裡父母的身體無法再承擔勞動，家庭生計的負擔落到了一個還沒站穩的人身上。這樣一家人總在底層打轉，自己不敢亂換工作，陷入了這樣的循環中。

大山女校長與一線城市價格不菲的輔導費

前段時間，網際網路上刷屏的山區女校長張桂梅的事跡被連續報導，歷經艱難和磨難創辦的女子高中，多年來1600多名女高中生圓了大學夢。我非常的佩服這位女校長，有人或許有異議，但我覺得對於山區女孩來說，任何人沒有資格對這樣的教育模式說出些什麼，在文憑的年代，只有走出去才是人生的第一步。一代人離開了那個環境，是後面幾代人受益。

大山女校長---張桂梅

因為貧困，山區家庭學費都交不起。我們能上網，看到這篇文章的你，就說明我們是在一個網際網路的世界，先不談認知。但還有一部分人在網際網路以外。有一句話張桂梅說的很好，也是她對山區人民的深刻認識---當時他的初衷是解決低素質的母親，低素質孩兒這種惡性循環。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變三代人。認知的提高會改變他們對知識和學歷的重要認識程度。

高考那幾天，在上海市西中學考點，一對年過八旬的爺爺奶奶開著殘疾車送孫女趕考，83歲的奶奶淚眼婆娑的表示，心疼孫女刷題到凌晨一點睡覺，每天只睡4、5個小時。孫女從小學到高中輔導費就用了100萬。

100萬在上海，一對一的輔導確實不是小數目，但在上海，中產家庭來說，真的是可以拿出來用在孩子身上。這就是一線城市與農家孩子在教育的起點上已經拉開了差距。

100萬的輔導是少數，但從更大的側面來看，城市孩子的輔導已成為一種常態。

要知道，同樣是輔導，性質是不一樣的，進度趕不上那叫補弱，而別人是花錢一對一提高，雖然平時都叫做補課，其本質卻完全不一樣，一種是基礎，一種是提高。

上海和北京的學生競爭壓力相對當地來說並不小，而且大多數都選擇讀北京和上海的大學。基本不願去外地，城市的選擇是家長考慮的第一位，有錢的基本是留學。

此前，針對上海中產階級家庭孩子暑假安排的一些調查研究顯示，孩子暑假的課程每天安排的滿滿當當，不僅有文化科目還有藝術類。普通家庭的孩子暑假基本就是玩。在很多見識方面，農家孩子已經落後在起跑線上了。

從今年的語文高考捲來看，對信息豐富程度和見識的考察已經很明顯。城市孩子在這一點上明顯佔據優勢。越是有錢的人家越注重知識改變命運。雖然高考的效益對中產階級來說性價比很低，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現在，從小學六年級就普遍開始了教育軍備競賽，有條件的家長要麼提前買學區房，要麼考私立學校，雖然學費價格不菲。

農家孩子沒有這樣的條件和環境。當今城市化進程加快，比重更是越來越小，這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父母的認知，另一方面是因為金錢方面的欠缺造成的更大的認知遮蔽。

大的環境因素，好的老師，選擇留在了大城市，農村學校留不住優質老師。教育只是一個切面，大多行業都是如此。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不僅僅是教育資源的稀缺，他是全方位的。

據《南方周末》的採訪報導，不同級別的大學學生，畢業後的去向對應著不同的城市：頂級大學對應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點大學對應的是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一般大學對應的是中小城市、鄉鎮甚至鄉村。

人生的差距，就是從每一道門檻上一步步拉開的。「慢慢地，別人去清華北大，我就只能二本學院，這也是我很努力拼來的。好像自己奮鬥的終點，就是別人的起點。」

非人為的資源傾斜造成了寒門難再出貴子，它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是真真切切擺在眼前的看的見的體系。

網際網路的網課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這樣的隔閡，但也僅僅是在意i定程度上而已，環境的因素導致了信息向下傳遞在一定程度上並沒有那麼的通暢。

文憑通脹的時代--教育文憑成為就業市場上的通貨

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其著作《文憑社會》中，提出「文憑通脹」的概念，衝擊了現代社會的「教育神話」。

在對西方社會的觀察中，柯林斯認為大規模文憑通脹後，教育不能促進社會平等——非但不是社會流動的階梯，反而為社會流動製造了障礙。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種族群體的人們，生存機會與他們的父輩大體相同。

當今社會，大家都對「本科生就業難」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體會：從考上大學就等於鯉魚躍龍門，到北大畢業生賣豬肉成為新聞，再到深圳中學教師招聘開始要求名校碩士，房地產行業不乏高學歷的985畢業生，開始我們很驚嘆，但我們似乎很快對各行各業不斷水漲船高的學歷要求見怪不怪了。

在工業化的今天，學校-職場這架機器進入正式運轉中之後，文憑越來越會變成阻礙社會流動的堤壩——因為與文憑更相關的，是教育資源的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十年來「寒門難出貴子」。

「中產階級焦慮」是近年來最為熱門的話題，而教育則無疑是中產焦慮的重災區。教育投資從學鋼琴、上輔導、學藝術，到一擲千金購置學區房，幼兒園入園排隊搶號、小學到初中學區房熱度不減。這些無不是一種教育的軍備競賽。

看起來家長好像瘋掉了，但如果以文化通貨的視角來看，卻不難解釋。

對於中產家庭來說，教育的戰爭是一場「不參與，即出局」的多輪博弈——他們有著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條件，認知上不低，基因的傳遞有偏差，他們害怕自己滑落到下一個階層，資金也沒足夠到確保未來毫無後顧之憂。

中產家庭一方面要面臨階級滑落的心理危機，擔心自己不努力就被別人趕超，另一方面，對於階層的躍遷還存在一點渺小的希望，雖然不太可能。在這樣的糾結中，只能通過加大對孩子的投資，保證孩子取得一紙文憑，在不保證掉隊的情況下，讓自己的後代還能在這個圈子裡面繼續玩下去，保證自己在競爭中不下牌桌，爭取更好的教育資源和文憑。

但在今天，對農村孩子來說，如果沒考上大學，他也會成為外出打工的一員逃不出父母那輩的命運。所以，大學教育對他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哪怕農村的孩子，哪怕二本學校的孩子，他們還是可以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還可以有這個機會，學歷文憑對於農家孩子來說是性價比很高的事情，對中產階級們來說，主要是保證自己不掉隊。一個是提升階層，一個是盡力維持當前的階層。

如今文憑學歷是進入一定圈層的敲門磚，是一種通貨。雖然網際網路的機會很多，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多機會，但現在這樣的機會在文憑通脹的今天。口子也越來越小，比例也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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