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仲勳同志誕辰百年，紀念的心意不斷。習仲勳曾對新聞業說，「我們的任何紀念活動，都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總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更好地前進。」我們紀念他曾選擇的責任，它們與這個時代亦近亦遠；他曾經歷的苦難，是過來人掩埋的心事；他暮年工作的海岸上，仍然是未竟改革的潮頭。我們的紀念，也充滿著或遠或近的思緒。
即將到來的2013年10月15日，系革命家習仲勳誕辰100周年。甘肅、陝西、廣東、北京舉辦了座談會、書畫展、圖片展等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習仲勳的兒子習遠平近日撰文稱，父親一生中參與完成黨建立陝甘邊根據地和建立廣東經濟特區兩大歷史使命。
今年8月，編撰多年的習仲勳個人傳記《習仲勳傳》下卷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其上卷早在2008年即出版發行，該人物傳記的執筆是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賈巨川。
據《渭南日報》報導，2002年習仲勳同志逝世時，新華社播發的四千言的《習仲勳同志生平》也由賈巨川參與撰寫。
主題各異的紀念活動組成了百年習仲勳今日的敘事，賈巨川多次記錄習仲勳和他親朋的口述材料，他向本報記者介紹了其中眾多故事。
「他在洛陽愛洗澡的那個澡堂」
《21世紀》：你當時接到《習仲勳傳》任務的背景是？
賈巨川：1992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批示同意編寫《習仲勳文選》、《習仲勳革命生涯》和《習仲勳傳》三部叢書。《習仲勳文選》收錄選編他本人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文章講話等，於1996年出版；《習仲勳革命生涯》是他的老同事、老戰友和重要知情人有關習老生平業績的回憶錄，於2002年出版。《生涯》我受齊心大姐的委託參加了多次編輯修改和最後的寫稿工作；《習仲勳傳》規劃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傳記一樣，出一本四五十萬字。
開始寫傳時，習老當時還健在。1996年5月我被調到省委黨史研究室專事此項工作。當時有七八個人一起開會分工，分別執筆。但後來其他人都因各種原因離開了，就剩下我一個人。為習仲勳這樣一個重要黨史人物立傳，屬於歷史研究的範疇，要在不同的歷史大背景下去考察、去思考、去辯證。需要深入地調查、大量地閱讀，廣泛地尋訪，縝密地考察。
《21世紀》：你第一次跟習仲勳見面是在什麼時候？
賈巨川：1996年12月第一次在與習老見面，當時他已經離開領導崗位，在深圳休息。我們當時去了幾個人，見面後他仔細問了每個人的情況，說了一些家常話。大約十多分鐘時間，印象較深的是老人家特別問我們住店一晚是多少錢？要求注意節約，不要遊山玩水。
《21世紀》：你搜集材料的過程是怎樣的？
賈巨川：就是去他經歷過的地方，找一些檔案館的歷史資料，尋訪有過交集的人，十餘年間，走訪了近200名與習仲勳一起工作、戰鬥和生活過的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親屬子女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查閱了中央、省多個檔案館、圖書館有關習仲勳的館藏資料；涉獵閱讀了數百種和習仲勳有關的書、報、雜誌，從中覓取習仲勳的生活與心路蹤跡；足跡遍及陝、甘、寧、青、疆、粵以及豫、京等習仲勳革命活動舊址，勘察、照相、繪圖、實錄、筆記。細到一場戰役是如何打的，在什麼地方，地形物貌如何，敵方兵力構成，騎兵還是步兵，都帶著什麼武器，從哪個方向來的；村子之間的相隔距離，會議舉行在什麼樣的場地，宿營吃飯又在哪裡？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不同時期度量衡器。大到時代背景，小到當地方言土語，都逐一探詢，現場感受，目的在於還原一段真實歷史，寫出一部精品傳記。
2003年，陪其愛人齊心重訪陝甘寧、廣東、洛陽等地，包括找到了他在洛陽時候愛洗澡的那個澡堂。
《21世紀》：《習仲勳傳》以時間脈絡搭框架敘述，你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種方式呢？
賈巨川：當時接到這個活的時候，還沒有一個設計，當時我看了兩三個月的材料以後，寫出了一個提綱，包括下卷的提綱1996年就完成了。為了寫這個傳記，我把十大元帥的傳記都買下來看了一遍，也留意了一些外國人寫的傳記，比如，哈裡森·索爾茲伯寫的《長徵：聞所未聞的故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寫的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在這之前我有過一個小經歷，渭南師範學院的一個教授，他當時主持編了《史記·人物大辭典》，當時我承擔了500多個條目，就是為每個人物做傳，就是把過去的古文做成字典式，所有在做人物傳記方面有一點前期的積累和修養。所以，我想承擔這個任務後，也希望能跟得上十大元帥的傳記，不能讓別人覺得差得太遠，雖不能及，仍心嚮往。《習仲勳傳》的寫作框架也是參考了那些傳記。為了閱讀效果，產生跌宕的感覺，寫作的過程也像拍照一樣，運用了一些長鏡頭、短鏡頭，寫少年時候，也可能拉到了解放後哪一年又回憶到了他上學的學校，但基本是以時間順序來敘述的。
傳記從他家庭的遷徙開始，1888-1889年，習仲勳的爺爺帶著他伯父、姑媽逃荒來到了陝西，當時的社會、人文、政治、經濟特點都做背景作了介紹。
「一些敏感的事情，習老書面答覆過」
《21世紀》：上卷時間節點為什麼到1949年呢？
賈巨川：最初的想法是出一本四五十萬字的書就可以，就像彭德懷傳記一樣，四五十萬字也寫得非常精彩，但是上卷的稿很快就完成了，完成後下卷的事情涉及非常多，比如說1952年他在新疆與王震也有一些敏感的事情，54年跟高崗的事，59年彭老總的事，62年他的事，後來他平反擔任了廣東省委書記，這些文卷當時習老健在的時候就寫出來了，絕不是2008年才開始的。當時習老審閱過還給了書面答覆，那時沒想分上下卷，當時就覺得哪些材料掌握得充分，比較成熟先把它寫出來，當時是分段寫的，有些人是不認可的。齊心大姐（習仲勳妻子）比較喜歡我，1996年第一次見到習老，當時我也比較小才45歲，他的秘書年紀都比較大，齊心大姐把我拉過來拉過去，老跟著她跑。
上卷寫完後，我和齊心大姐、當時陝西省黨史辦的領導在一塊商量溝通，當時覺得先把寫好的上半部分先出版出來，下卷經過時間推移慢慢出來。當時也有人認為寫傳需要經過沉澱，比如習仲勳與胡耀邦的傳聞，我查過有關檔案，關於那一段是絕密的，中央根本不讓任何人查，胡耀邦下臺，有人傳習仲勳發脾氣，檔案上都沒查到。我認為沒有這個事，但有沒有同情，這個肯定有。我寫的時候都有兩個源頭，一是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
《21世紀》：下卷初稿你參與了哪些部分？
賈巨川：下卷是2008年啟動，2008年我在華山腳下寫作的，大概用了一年的時間，2009年底完成了寫作，但是下卷的部分內容在上卷寫作時就完成了，比如1962-78年他16年的蒙難，習老在世的時候就看過，還給我寫了回信，這部分內容在2002年以前就完成了，原來就是一本書，後來發現材料多了，新中國成立後牽涉到的重大問題、原則問題較多，考慮到審查問題，就分了兩段出了。我給他們交了3個稿子，就變成了下卷。後來我又修改了一個工作稿三五十萬字，最後又給了他們一個完整的終身稿。
我寫到習老去世，最後一章就是習仲勳魂歸故裡，下卷的書稿也是我完成的。準確地說就是他們把我的稿子做了些修改，怎麼改的我就沒看，他們說他們編寫組派了多少人下來調查，我說不能搞來料加工，但這裡恰好有我寫得滿意的，他們可能用了；我不滿意的正在修改，想修改也進不去了。
當時傳記由陝甘寧新京廣、中央檔案館等單位協同完成，由陝西牽頭，黨史傳記的寫作是個研究的過程。寫傳的人也要像科學家一樣實驗、投身，去他生活過的地方。
《21世紀》：有人認為下卷可以寫得更展開一些，比如習仲勳曾任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候對中國法制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
賈巨川：五屆法制委員會，他在廣東的時候先是當第二書記，後來當第一書記，可能是他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時候兼任的；後來他就不當副委員長了，直接當了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從81年6月當到82年的9月。十二大開了以後，習老在書記處還留了兩三年，所以習老這時候的主要精力在書記處管黨務，法制工作這一段他是兼職，顧不上。
《21世紀》：《習仲勳傳》完稿之後的送審過程是怎樣？
賈巨川：首先是給習老看，看了20多萬字，後來下卷的，他不看了，後來給老太太看，最後給習近平看，習近平還給我寫了一封信。當時中央規定，要走3個程序把3個關，這些都是出版社完成的。開始以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看了，中央黨史辦就不用看，結果還是要給中央黨史辦看。
《21世紀》：你怎麼看待現在各地方紀念習仲勳的活動？
賈巨川：對老一輩革命家的紀念，我們要繼承學習他們變革社會和投身社會的精神，而不是搞形式主義。應該以老一輩的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精神來紀念。比如，土地革命時期中共組織在西北發動的士兵暴動達70多次，假如這70多次都搞成這樣的紀念，就搞成了一個災難，沒有任何意義。
《21世紀》：你認為哪些故事片段能夠代表習仲勳的為人和品質？
賈巨川：習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本身是從勞動人民中走出來，對人民群眾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在世的時候能夠講到很多群眾路線。比如陝甘寧邊區的土地革命，當時貫徹全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的財產，把地主富農趕到山上去吃草，當時左得嚴重，傷及到了許多在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致了富的人和一些革命幹部，當時只管階級，不管其他。中央開會後，習老在陝甘寧邊區做了很多調查，給毛主席寫了3份報告，提出在陝甘寧邊區要劃分老區、半老區、新區，團結了一批可以團結的群眾。我寫的《習仲勳在土改中的工作糾偏》具體提到了。
《21世紀》：這本傳記有沒有比較遺憾的地方？
賈巨川：後來補充完善修改的沒有加進去。我對部分史實有保留意見。寫作風格嚴謹性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