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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80年代初，習仲勳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室工作。 |
《炎黃春秋》編者按：本刊自1991年創辦，得到蕭克、習仲勳、張愛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愛護和幫助，他們都曾為本刊題詞，勉勵有加。習仲勳同志曾在2001年本刊創刊十周年時為本刊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今年是習仲勳同志誕辰100周年，本刊特發此文紀念。
崢嶸和曲折的經歷
今年(編注:2013年)是我黨老革命家習仲勳誕辰100周年。他生於1913年，早年和劉志丹等一起鬧革命，21歲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據說，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習仲勳脫口而出："噢，這麼年輕！"他是我黨老革命家中最年輕的領導人之一。
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習仲勳歷任陝甘邊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軍副政委、第一野戰軍副政委、政委等職，和彭德懷、賀龍共同指揮了延安保衛戰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戰役。新中國建立後，他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國務院秘書長，1959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
正當他年富力強，協助周恩來忙於處理國家事務時，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主席遞了一個條子，上寫："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當場念了這個紙條，並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了一部傳記性小說《劉志丹》。她用了多年時間搜集素材，反映當年劉志丹和他的親密戰友們（包括習仲勳）在西北地區開展革命鬥爭的故事。問題在於，當年中央紅軍經過長徵到達陝北時已是疲憊之師，而西北紅軍當時正開創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強調她寫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說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測者說：中央紅軍是"正統"，小說寫成中央紅軍向西北紅軍"投靠"，把西北寫成中國革命的"中心"，是貶損中央紅軍，貶損毛主席。康生得知後，就向毛主席告發，並誣指習仲勳是這部小說的"後臺"。
康生領導下的審查小組在"審查報告"中說：此書是習仲勳反黨集團蓄謀已久進行的反黨活動；習仲勳是此書的第一作者，劉景範（劉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執筆者。審查小組認為這部小說的罪名之一，是把陝甘寫成中國革命的"中心"；罪名之二，是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英明；罪名之三，小說中的人物羅炎、許鍾寫的是高崗、習仲勳，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
《劉志丹》這部小說，後來又被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的罪證，株連了上百名老幹部和出版社的編輯人員，陝甘寧老區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集團"的所謂"黑爪牙"，不少人被整殘、整死。實際上，這些罪名全是無中生有、牽強附會、無稽之談。習仲勳同志受此不白之冤，遭到長達16年的不公正對待。
1977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對習仲勳的案子在查清以前，就先安排習仲勳去廣東工作。受盡折磨的習仲勳，1978年4月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中，他是最先站出來表態支持的地方領導人。在恢復和發展經濟方面，他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率先提倡改革開放，公開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不要管他什麼主義"；還代表廣東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等地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廣東首先成立了經濟特區，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幾天內就發出《關於為"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習仲勳一直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
1980年9月，習仲勳調中央任職，先是由全國人大補選他為副委員長，隨後在黨的會議上增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選舉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時，他還兼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反映了黨對法制工作的重視，也反映了仲勳同志對法制工作的特殊關懷。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是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而建立的有權威性的立法機構，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第一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是剛從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習仲勳兼任。他們的任期各約兩年三個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就結束了歷史使命。正是在這兩位熱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堅強領導下，我國開始從"無法無天"、"無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國"的道路。
在一次會議休息時，習仲勳和彭真閒談。習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習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彭說："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筆者是該次會議的秘書人員，偶然聽到了他們這次的閒談，深感兩位老領導真是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法制問題。
仲勳同志參加人大工作有個特色，就是他不但參與領導，而且以普通一員的姿態參加小組會議。新憲法通過以後，人大常委會工作有了很大加強，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常委會，每次四天左右，分四個組討論議案，而後開全體會表決。仲勳同志幾乎每次小組會都參加，他不是來做指示，而是和委員們平等地交換意見。每到討論休息時間，他往往端著一杯茶在室內走來走去，跟大家問長問短。有一位外省來的列席代表不認識他，他就自我介紹："我是習仲勳，和你一個組討論……"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
筆者聽過他幾十次談話，總的印象是直率、平和、樸素。不是居高臨下，而是交換意見；不是訓誡，而是商談。他在討論中總是鼓勵大家發表意見，他說：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是受人民委託代表他們管理國家的，責任重大，對每一個工作報告，每一個法律議案都要本著為人民負責的精神認真研究，要提修改或補充意見。我就不信這些議案都那麼完善，如果我們只說贊成，只說同意，等於不提意見，那要我們這些人做什麼用？他對代表、委員們要求很嚴，但由於把他自己也放在裡面，就感到他是在督促自己，而不是訓斥別人，起到了責己同時責人的效果。
那時候，筆者在法制委員會民法室工作，室主任穆生秦，業務牽頭的是李由義，他們都是建國前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學識淵博。
仲勳同志多次找我們討論組織起草《民法通則》的問題。民法室曾搞了幾個草案，徵求各方面意見，反映都不夠好，主要認為草案文字"法言法語太多，看不懂"，"像是看天書，誰知是什麼意思？"一位市級領導人看到草案提出要建立"法人制度"大為驚訝，說："你們怎麼能建立法國人的制度？"因此，李由義在匯報時說了一句："一些人沒有起碼的法律知識，可以不徵求他們的意見。"仲勳同志不以為然，他說："幾十年無法無天，幹部群眾普遍缺乏法律知識，能怪他們嗎？法律是要施行的，大家看不懂的法律能普及嗎？我和他們一樣看不懂法言法語，能不能寫得通俗一點？我認為，群眾反映『看不懂』正是對這個草案的最真實的意見、最好的意見，也是我們最該重視的意見。"
他說："我要找救兵"。當即讓秘書邀請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參加會議。他當面懇請呂老幫助修改，並指定我（由於我當時較年輕）把草案及有關資料送到呂老家裡，按呂老意見修改，還高聲叮囑大家："文字修改，你們要聽呂老的，他是語言大師。不要聽我的，我不懂。"
我聽仲勳同志說過幾次"我不懂"。像他這樣的高層領導人，堂堂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眾人面前公然說"我不懂"的，在我記憶中是第一人，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後來，我遵照仲勳同志指示，連續三天去呂叔湘先生家"登門候教"。呂老非常認真，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疊的或含義不清的字句，還把一些段落造句順了順，看起來就明白易懂了。
一次永難忘卻的對話
仲勳同志又一次召集討論，我匯報了呂老修改草案的情況，李由義也肯定呂老改得好，並檢討自己上次失言，對提意見者有"不敬"之處。仲勳同志很高興，並由此發表了很多關於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的話。時隔多年，但印象深刻，下面只能記敘他講話的主要內容。
他說："誰都愛聽好話，聽贊成自己的話，但這些話很多是假話，有的是捧場，有的是敷衍應付。我們徵求意見的目的，本來是為搜集各種補充意見，但是，人們一聽到比較尖銳的不同意見就往往不高興，『你小子，拆我臺！』有權的人有這種想法就很危險。"
仲勳同志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歷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我們對黨的領導人，應當熱情擁護，對黨的方針、政策應當堅決執行，但是對領導人的主張，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
李由義說："憲法已經規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這正是保護不同意見的法律。"
仲勳說："我的意見是，任何人都應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幾個？也不只是在各種會議上，平時說幾句不同意見就犯了罪了？"
李由義說："前些時討論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識，對僅有思想而沒有觸犯刑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任何人，不能因為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處以刑罰。"
仲勳說："不給刑罰，還有批鬥、禁閉、降職降薪、調離、開除等等處分等著呢。我說的保護，是指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
李由義說："您說得很對。這正是當今社會上普遍地不說真話的根本原因——怕受處罰，怕說了真話倒黴。記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訪問，曾明確指出，我們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羅斯福總統提的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前三項自由都屬於保護不同意見的範疇，要確保不受處罰，不受威脅，人們才能敞開思想說亮話。1949年制訂《共同綱領》，明確規定言論、出版自由。1954年制訂的我國第一部憲法，甚至"四人幫"猖獗時期制訂的1975年憲法，以及現行1982年憲法，都規定言論、出版自由，但至今沒有制訂有關法律。
穆生秦同志說："我在高校黨委工作多年，學生們思想活躍，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領導上規定一條界線，不能出格，即：不能反黨、反社會主義。"
仲勳同志說："這是一條很難掌握的界線。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廣東省工作，建議中央批准設立經濟特區。當時就被一些人斥為『向境外資產階級投降』。如果對現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還有可能改革嗎？"
穆生秦說："我聽彭真同志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社會主義民主更要聽取不同意見，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就不可能有民主。"
仲勳說："那我的想法就更堅決了。"
在大家談興甚濃之下，我也說了幾句："一切改革都來自不同意見，創新就是對現狀的揚棄。無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不同意見都面臨著舊規則、舊秩序的壓力。真理是對謬誤的糾正，而真理在開始時只能被少數人掌握。對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開始時也只可能是少數人提出。保護不同意見就是保護真理的萌芽，保護和促進改革。"
仲勳同志看我越說越遠，笑著說："今天談得很好，幫助我進一步想這問題，下次有機會再談。"
散會後，李由義原本胖胖的臉笑得像彌勒佛，他興奮地說："仲勳同志太有意思了！我這輩子和中央領導同志這麼直來直去對話還真是第一次。他提的意見也太重要了，我要好好準備一下，下次更敞開談。"
由義認為，仲勳同志從他親身經歷中體會到保護不同意見的重要性，這也正是我黨和國家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大問題。
幾天後，仲勳同志又在人民大會堂一層小天津廳召集我們討論。由義同志非常興奮，除了繼續討論修改民法草案，還準備大談"保護不同意見"的問題。這是個大熱天，我們民法室在大會堂四樓辦公，當年為節省電力，四樓不開空調，個個汗流如雨，而一、二層樓由於經常有外事活動，需要正裝參加，因此開足了空調。於是，從四層乘電梯到一層，賽過從酷暑突然進入深秋。由義年已花甲，這天為尋找資料數據，從四樓上下兩三次，突發腦血栓症，昏厥在小天津廳門口。仲勳同志見狀立即站起身，呼喚："快用我的車送北京醫院！"他急得說話都有點結巴了。而正是由於用了他的車，交警看到了立即開綠燈，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醫院急救室，挽回了生命。
病中，我去看望他，每談起仲勳同志，由義總是微笑著說："這位領導同志真是有意思"，充滿了敬慕之情，遺憾未能再次"直面交流"。
事後不久，法制委員會結束歷史使命，仲勳同志不再兼任主任。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民法通則》。彭真、習仲勳、陳丕顯、彭衝四位正副委員長聯袂出席宴請全國各地來京的民法專家，感謝他們為制訂民法做出的貢獻。席間，仲勳同志還問我："你們那位李同志身體怎麼樣了？他是專家、是人才，可別出事啊！"中央領導對一位普通的下級幹部表露的誠摯之情，使人感動。
最後一次參加人大會議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仲勳同志不再擔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88年4月，他仍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990年10月30日，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七屆人大第十六次會議）。
這天上午，開常委會全體會議，錢其琛發言，對國務院提交人大審議的兩個涉外法案作說明，言語簡潔，只用了不到20分鐘。他剛說完，並非主持會議的習仲勳站起來說：用這麼短的時間，說得那麼清楚，值得表揚，建議大家鼓掌。
隨後他又提出：歷來常委會議討論議案不夠認真，希望這次會議開始改變會風，認真討論，建議延長一天會議時間。
主持會務的同志告訴他：已經為外地來的委員買好火車票、飛機票，會期不便更改了。仲勳說："我是希望改進人大常委會的工作。"
下午，分四個組討論，習仲勳像往常一樣參加第四組。休息時，他仍和往常一樣在室內轉來轉去和大家聊天，反覆講：人大要代表人民，替人民說話。休息後復會，已經過四點半鐘，按習慣，再有人發個言就散會了。但習仲勳同志站起身說：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歷史，請多留一個小時。他講了很多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歷史，各根據地之間關係很複雜，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說得很動情，總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第二天繼續開會，大會副秘書長來到第四組通知：習副委員長因病，中央批准他去南方休養，不再參加這次會議了。
仲勳同志從這天起再也沒有來人大常委會，儘管他的任期應該到1993年3月。他於2002年逝世，黨和國家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
筆者不了解仲勳同志是否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或人大委員長會議上提過制訂《不同意見保護法》的意見，但我認為這是他的遺願。他為了建立健全我國法製做出了傑出貢獻。更讓人難忘的是，他有一顆一切為了人民的火熱的心。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