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病前，妻子同任何一個愛美的女孩一樣，早上化妝，睡前卸妝。現在，隔離霜變成了膠布。」
前 言
Newjoy 是福建一所高校的老師。2016年秋，他的妻子因病，落下了眼瞼無法自主抬起的後遺症 （症狀就是睜不開眼睛） 。經過近四年的治療，嘗試了幾乎所有的可能，依然沒有起色。
他們開始逐漸接受現實，慢慢讓「殘疾」這個曾經被視為禁忌的詞語，走進他們的生活。
當他們專程從外地到北京申辦殘疾證時，才發現「睜不開」與「看不見」，在評殘系統中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標準，這個區分對他們來說，「完全摸不清門道」。
就這樣，他的妻子被困在病中，期待著未來醫學技術進步的福音，同時，當下又被困在評殘系統前。妻子的特殊情況不符合標準，在現有的法律政策範圍，也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參照適用」。
現實的困境，橫亙在了面前。
不是看不見，是睜不開
妻子眼瞼抬不起來，已經快四年了。
2016年10月28日，從她突發重病的那一刻起，我們就陷入了這樣一個無解的困局中。
四年前的那個黑色周五下午，妻子突發隱源性腦梗死。幾番驚心動魄，一度生命垂危，ICU 裡躺了一周多。萬幸轉院還算及時，救治方案得力，加上醫生醫術高超，方撿回了條命。
而後一切從頭開始。坐輪椅，學走路，做康復。到現在，妻子思維能力無礙，手腳基本利索，但留下了嚴重後遺症：腦梗死致雙眼動眼神經麻痺，雙眼上瞼完全下垂，眼球運動受限，且伴有復視。
不是眼睛看不見，是睜不開。
對於這些，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神經內科的陽醫生，在當時手術前後，就已經告訴我了。之後，妻子因為眼睛的問題，確實曾踩空過樓梯，也曾摔倒在花壇，所幸並無大礙。
睜不開就睜不開吧，總歸還能看見。
只是，我們總還是想再試試。
前前後後，抱著最後希望，我倆跑了北京的協和 （神經內科） 、宣武 （神經內科） 、同仁 （眼肌科、神經眼科） ，以我們有限的能力和條件，已經窮盡幾乎國內最好資源，可妻子的眼瞼，依然沒有辦法自主抬起來。平時，只能用肌內效貼布（膠布）粘著才能正常生活。
打卡般「集齊」這些如雷貫耳的醫院，想盡各種辦法約上全國知名的專家，但能夠幫到我們的人，已經不多。
逐漸地，我開始沒有底氣回答妻子關於「我還能好嗎？」的問題。
對於正常人，就是一眨眼的事。現在對我的妻，我的家庭而言，卻是遙遙無期。
妻子在病榻上 | 作者供圖
心酸而無奈。有時，我們常想，如果妻子只是困得睜不開眼睛，那該多好。睡一覺起來，睜開眼又是新的一天。如果只是為了不困，才把眼瞼用膠布粘著提起來，那該有多好。
生活不會永遠慷慨，給予人們選擇或重來的機會。
回想起2018年11月29日，隆冬的北京，同仁醫院的診室裡，大夫說，眼瞼抬不起來，他們也沒辦法。
然後在病曆本上寫下了最後的「宣判」結果。
起初，我們滿懷期待，千裡迢迢從廈門飛到北京，就是抱著最後一線希望，想著國內最好的眼科大夫給看看，有沒有可能通過手術矯正的方式幫助妻子把眼瞼提拉起來？
要是能做手術，就算砸鍋賣鐵，我也想幫妻子更好地睜開眼睛，讓她看看這個已是「重新來過」的世界。
然而，現實如此吝嗇，沒有給我砸鍋賣鐵的機會，得到的只是一句「沒辦法」。
面對病歷上短短的四個字「解釋、隨診」，我和妻子都沉默了。
同仁醫院的診斷。最下面兩個詞「解釋」「隨診」
| 作者供圖
「只有先自主抬起來，下一步才是有無手術矯正的可能。」
看來，妻子面臨的問題，不是個醫療問題，而是醫療進步的問題。
現階段，無解。
穿過醫院門診大廳，人聲嘈雜，各地方言和口音交錯。他們同我們一樣，從外地慕名而來，各懷希望或絕望。
走出醫院大門，抬頭望見同仁醫院外，崇文門地鐵站西面的那一排樓房。
在其中一間小小的次臥，我和妻子在北京時，也曾短暫租住過幾年。那時，她在街道辦，我在讀博士。
同仁醫院外，能看見曾經租住的小區 | 作者供圖
記得當時的周末，我倆買茴香包餃子，買羊肉涮火鍋，條件簡陋卻難掩開心，覺得人間的平凡與美好也大抵如此。看不見星星的夜裡，從那扇小小的窗戶朝下望，旁邊新僑飯店的招牌特別閃亮。
據說裡面飯菜不錯，就是有點貴，直到我畢業、離開北京、妻子辭職隨我南下福建，我們也沒有機會進去大快朵頤。
印象中，飯店旁的同仁醫院，排隊的人總是很多，沒想到若干年後，我們也成為了排隊大軍的一員。
一時間，恍若隔世。
殘疾證？
幾次進京看病，帶著希望去，抱著遺憾回。
離京返閩，生活還要繼續。
得病前，妻子同任何一個愛美的女孩一樣，早上化妝，睡前卸妝。現在，隔離霜變成了膠布。
容貌的改變在所難免。得病後妻子第一次照鏡子，便哭成了淚人。後來，化妝品就再也沒有出現在她的購物車裡。
變化不止這些。
有次坐電梯，不常見面的鄰居小孩怯生生躲在了父母身後，我們才意識到，好像要做點什麼，以免出門時打擾到別人。我也才知道「盯看」 （Staring） 對特定人群來說意味著什麼。
在徵求廈門仙嶽醫院丁醫生的專家建議後，妻子出門時「升級」了裝備，開始戴墨鏡和帽子。
白天還好，廈門的夏季總比其他地方漫長，最初幾次，妻子買菜回來，還被學校門衛當作遊客攔在了門外。
只是晚上，特別是在冬天，妻子的這套裝備，就略顯違和了。
與此同時，我們身邊也開始出現一些聲音。
比如，妻子單位建議，是不是考慮辦個殘疾證？此前，曾在基層從事民政工作的母親，也催促我，治也治了這麼久了，沒什麼起色，是不是辦一個？
母親說，「有些可以享受的助殘政策，你自己不去辦，誰給你辦？」
我嘴上滿口答應，心中卻下不了決心。雖然在妻子患病初期，我就開始做心理建設，要嘗試接納她可能殘廢的現實，並與她一道爭取「殘而不廢」。
但人吶，總是貪心的。
躺著的比死了的幸運，能走的又比躺著的幸運······
我們可能一直跨不過心裡的那道坎——是的，妻子變殘了。
和妻子與女兒一起看電影 | 作者供圖
對五歲的女兒來說，是更具體的疑問：為什麼媽媽一直要戴墨鏡和帽子，為什麼每天起來第一件事是粘膠布？
這些答案，可能等她長大點才會明白。
殘疾，成為了我們家的禁忌。
就像「拔河」，對我家來說，是另一個禁忌——
四年前的那個周五，妻子去參加單位組織的拔河比賽，是手握繩子最後的部分，在活動的新聞報導中都看不到的位置。
沒想到，妻子拔完後就吐了，感覺有些不適。最初沒在意，下班回家做飯、奶娃、哄娃。之後，在洗澡時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突發腦梗死，鬼門關上走一遭。
再後來，妻子就成了現在的樣子。
掛號難於「上青天」
今年春節前後，妻子單位讓辦「殘疾證」的建議，無形中成為了我們下定決心，接受現實的一個契機。
因妻子戶口還在北京，我們開始著手進京評殘。
平心而論，單位對剛剛入職不久就突發重疾的妻子，已經非常人道和厚待。更不得不提的，也是千恩萬謝的一點，她的單位也是醫院。發病當晚，幸有單位領導和同事關心幫助，妻子方撿回一命。
年初，受疫情防控影響，進出北京不易，辦證的事兒，暫時擱淺。
等到防疫政策相對寬鬆，我卻發現，就算是預約評殘掛號，也一如既往地難於上青天。
評殘系統是指定醫院，也只能就著一家醫院一個號「死磕」。
不斷的摸索，不斷的嘗試，等來的總是秒沒的狀態。
但總體來說，心態還不算崩掉。因為有前幾次進京求醫的經歷，我們也深知，異地掛號的難度不亞於春運搶票。
和妻子在同仁醫院中席地而坐 | 作者供圖
例如，2018年，廈門的醫生推薦我們去北京協和醫院求診。一來赴京帶妻子求治腦梗死所帶來的肌張力障礙問題，二來也想就她的病因向全中國最好的大夫問個明白。
當所有的掛號途徑全部試過之後，協和的專家號也是掛了昂貴的「國際醫療部」方才成行。
後來我看到一篇報導才明白，就這，也得感謝網絡號販子的「不殺之恩」了。
報導說，有的地方，一個專家號被號販子加價2000 ，黑，實在是黑。
現在還記得，當時在協和國際醫療部，初步診斷後，專家建議做一個基因檢測，但當天安排不了，讓周一再去找她。我們立馬答應下來的同時，也暗自慶幸，還好沒那麼著急買回去的票。
周一，我們很早就到了候診的地方，一打聽才明白，原來醫生說的找她，不是直接敲門說，「大夫上周您讓我來的······」也要排隊掛號，行話叫「加號」。
隊伍前面的一北京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說：「小夥子你們外地過來的吧，一看就沒什麼經驗。」
「我給你說我都在這看多少回了，掛不上號我就直接奔這來，運氣好就能加上，運氣不行也得下次來。我給你說，你別看我在北京，我得倒三四回公交呢，我容易嗎我？」
「對了，你們從哪來啊？要坐飛機嗎？哦，廈門啊，你們那地兒這病治得了嗎？」
我們應承著，心想，「可千萬別到老太太您這就沒號了，我們恰好輪空了，千萬別······」
謝天謝地，出來一個年輕醫生（應該是專家的助手），發給我們一張小紙條，總算是加上號了。
18年時在協和醫院就診 | 作者供圖
從8點一直等到12點，進去兩三分鐘開好檢查單，就下一位了。
妻子也擠出一個苦笑，「這國際醫療部的1號，和門診部的36號還是有差別的嘛。」
候診過程中，有一位單眼眼瞼下垂的外地老太太，遲疑了半天，上前用河南話問妻子：「閨女，恁這毛病有多久了啊？哎呀，我這毛病都快二十多年了，到處看也不中啊，這次俺兒子非得讓俺上北京來看看······」
攀談時，她的兒子去繳費了。我注意到，她身上的衣裳格外整潔，跟她的淡淡苦笑似乎不搭。
唉，哪個外地普通患者到北京看病不是起早貪黑，不是心存希望，不是像烙餅一樣，被疾病這口鐵鍋反覆煎來煎去又翻來翻去？
這一次，我在某掛號系統上填寫註冊資料時，有一個選項是：是否專程到北京看病，那種感恩戴德的心情，實在是溢於言表。感覺終於被人理解的我，毫不猶豫地勾選了，「是」。
然而，我還是被現實無情拷打了。
號還是掛不上，專程進京看病，不是讓人憐憫的「加分項」，它只是個「陳述項」。
「完美的計劃」
回到現實。
謝天謝地，幾番周折，我們總算是掛上了評定號。
一打聽，出於避嫌考慮，定點醫院要求，開具近期診斷證明 （含當前的矯正視力檢查結果） 的醫院，必須不是同一家。
也就是說，還得再掛一個號。於是我又馬不停蹄地掛檢查號。
評殘系統上對此倒也沒特別的要求，北京市二級以上醫院或專科醫院就行。
我想著北京太大，辦事不便，選了離此行落腳賓館最近的另一家不大的醫院 （掛號系統上也顯示是二級醫院） 。
賓館也是精心挑選過的，不太貴，離地鐵很近，方便出行。
一切準備就緒，根據就診的時間查了機票。
還算不貴，可以接受。
妻子思女心切，想早點返廈，於是計劃在北京評定完，當天就直接飛回來。這次北京之行，滿打滿算三天時間。畢竟出門在外，處處都需花銷。
唯一糾結的是，我已經開學，有課要上，不宜請假。女兒就讀的幼兒園，因疫情原因，原則上也不允許學生離開廈門。
只能讓妻子先飛老家，由嶽父陪同前去。妻子老家坐動車到北京，最快 2 個小時。辦完事情之後，嶽父返回老家，妻子返回廈門。嶽父早年跑過銷售，見過世面，也算安心。
出發前，我還煞有介事地給妻子做了一張行程表。大字體列印，一式兩份，隨身攜帶，丟一份也沒關係。去哪？怎麼去？找誰？辦什麼？預約號多少？何時取號等等。事無巨細，自感完美。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去北京看病了。都有經驗了。
妻也沒說什麼。
妻子出發前，我給她做的行程安排表 | 作者供圖
就是臨行前的一個午後，有個小插曲。
妻子洗著洗著碗，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原來她把北京「健康寶」截圖放在微信收藏時，無意間瞥到女兒一歲時牙牙學語的舊視頻。那時妻子還沒得病，正逗女兒開心，一切都很溫馨。
觸景生情，難受起來，就哭了。
虛驚一場
2020 年 9 月 14 日晚，我與女兒一起把妻子送到廈門機場，女兒朝安檢口方向的妻子背影揮揮手。
四六級英語聽力題果然沒有騙人：「The airport is a sad place」。只是年幼的女兒還不太懂。
和女兒在機場送妻子出發 | 作者供圖
廉航的到達時間晚，女兒在我身旁已經睡著。等妻子在老家落地，與她互道「晚安」後，我也祈禱「我不在場」的進京評殘，能夠順利。
第二天早起，對妻來說，又是從老家趕往北京的一天。
我送完女兒去幼兒園，接到一個010開頭的固話。
是檢查號醫院打來的。
正擔心就診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醫生突然問我，患者要做的眼科檢查項目都有哪些？有些項目可能他們做不了。於是，我把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醫生沉默了一下，告訴我，他們醫院是一級醫院。
我當時的心情猶如晴天霹靂，系統上不是顯示二級嗎？
醫生大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說那是另外一個院區。離此行妻子和嶽父準備入住的賓館足有 40 公裡。醫生又熱心問了一句，患者現在人在北京嗎？我說不在，本來計劃讓妻子和嶽父改籤早一點的動車，但最快也要下午三點才到北京的醫院。
醫生說那可能來不及了，只能重新掛其他醫院的號了，給我推薦了附近的幾家三甲醫院備選。
連連稱謝後，我掛掉了電話。
掛完電話我才突然想起來，要掛明天的號，怎麼可能？提前 14 天放的號源，在我這都是清一色的灰色無號。
此時，妻子與嶽父已經在從老家到北京的動車上了。
也怪我自己，醫院資質都沒搞清楚，還假模假式做什麼行程表。
我又趕緊再給醫院打去電話請求幫助。了解情況後，醫生非常熱心，讓我們掛明天的另一個院區他的號，也儘量幫我們安排在最短時間內做完相關檢查。
或許是醫院另一個院區遠離市區的緣故，或許是老天也不忍讓我們白跑一趟，出奇地順利，我很快掛上了新的號。
更感動的是，他說：「你別急，慢慢說，把該問的都問清楚，先別著急掛電話。」
9月15日，妻子評殘的第一天，算是有驚無險。
晚上，妻子在微信上對我說：「北京的秋天很美」。
我回：「往事如昨，晚安北京」。
就像我們當時讀書時，香山的葉子紅了，校園的銀杏葉鋪滿了整整一條路。
躺在床上，望著熟睡的女兒，又想到千裡之外的妻子，我有點睡不著了。腦海裡來來回回是「反光鏡」樂隊《晚安北京》中那句歌詞。
「你說你從未那麼完美/直到遇上並不完美的我。」
啊？又錯了？
16 日，拜現代科技所賜，我遠程給叫了從賓館到那個 40 公裡外院區的網約車，想早一點到。
妻子知道我叫車後也笑笑，「可以啊，這次下血本了啊」。吃了幾口麵包，便匆匆出發。
我送女兒去完幼兒園，沒有再接到電話。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上午的課程，是新學期第一堂課，疫情以來，很久沒有面對面給學生講課了，過程還算順利。
下了課，收到妻子微信，說已經做完檢查，完成了「萬裡長徵第一步」，剩下的殘疾評定就交給明天的定點醫院了。嶽父心情也好，據說跟返程的計程車師傅聊了一路。
我讓妻子留心看了看診斷書，醫生姓張。感謝熱情的張醫生。後來在網上一搜，張醫生還參加過援藏醫療隊，心中對他更是敬佩不已。
下午多了個心眼，我讓他們父女倆賓館午休後，先去定點醫院踩踩點。
這回，我想該沒什麼問題了吧。
結果妻子發來微信，院區又錯了，幸虧踩了點。
我一臉吃驚，下巴差點掉下來。
我在某導航軟體上搜索地址，只有這個地方啊。就是為了離定點醫院近，我才千挑萬選般選了現在這家賓館。
結果仔細一看，傻眼了。當初光顧著激動掛上號了，一堆就診提示文字中清清楚楚寫著的是××門診部，括號裡還有詳細地址，什麼街多少號。
是××門診部，不是××醫院 （門診部） 。
定點醫院弄錯時，和妻子的聊天記錄 | 作者供圖
一個叫院部門診，一個叫分部門診。這事能賴誰？我掛了快一個月的號，真掛上了卻沒看清地址。有種複習了很久，結果考試當天卻走錯了考場的感覺。我竟然能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
嶽父對此好像也有點意見，執意要步行去另一個院區。結果不熟地方又迷路了，最後好說歹說，打車踩完點才回到賓館。
幸好打出了些時間富裕，也得虧提前去踩了踩點。好在不用再掛號，只是需要妻子換個地方。
她打趣說，「我謝你啊」。
下午接女兒放學。她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我忙說快了，快了。
晚上給女兒洗漱完畢，她很快睡著。
睡前刷到一則新聞。
臺灣藝人黃鴻升 （藝名「小鬼」） 家中猝死，年僅 36 歲。據稱是在浴室中摔倒，無人發現救治不幸過世。以前還聽過他的那首《不屑》。其中有句歌詞是這麼寫的：
「人類如果沒有心臟那就好了/受傷不會流血/悲傷也不會流淚」。
一語成讖。
以我有限的醫學知識，這麼突然的摔倒，人事不省，恐怕不是腦梗就是心梗。
一想到這，就又揪心起來，想起了四年前家中的浴室，我當時也在加班，沒有在妻子摔倒的第一現場······
妻子生病後，來自我學生的祝福 | 作者供圖
一錘不定音
17 日，第三天，也是預期中的最後一天，也是妻子評定殘疾一錘定音的一天。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妻子和嶽父早早到了定點醫院，我還在家中餵女兒吃早飯。
還不到預約就診時間，妻子就來信息，「弄完了」。
我沒搞明白，不可能這麼快，到底哪裡出問題了？隨後，嶽父電話也來了，告訴我醫生說，她這種眼瞼無法睜開的情況，不符合殘疾標準，屬於特殊情況，沒法評。
妻子的評殘申請表 | 作者供圖
怎麼就沒法評呢？
天天粘著膠布，眼球轉不過來，不粘膠布沒法看，這怎麼就沒法評呢？
我相信醫生的專業判斷和職業操守，但我怎麼記得模糊的印象中，有這麼一條，上瞼下垂蓋及瞳孔影響視物也和殘疾有關聯啊。
當年為了搞清妻子的病因，我一個文科學渣也沒少在醫學資料庫裡胡扒資料。
於是，我把女兒匆匆餵完，送到幼兒園，也顧不上吃早飯，趕緊到學院的辦公室打開電腦查詢。
我也讓妻子打電話問問，殘聯到底該評什麼。再不濟，能不能出個書面證明，說專門來評過殘了，好歹對單位有個交代。
妻子說殘聯離定點醫院不遠，這就跟著嶽父一起去現場問問。
嶽父也沒說啥，發來一張××殘疾人服務中心的照片。
與嶽父的對話 | 作者供圖
我很快查到這條標準，「上瞼下垂蓋及瞳孔 1/3 者」的規定，出自《勞動能力鑑定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 ( GB/T16180-2014 ) 。而這個標準與殘疾評定標準，是兩個標準。
按照該標準的工傷八級定級原則，叫「器官部分缺損，形態異常，輕度功能障礙，存在一般醫療依賴，無生活自理障礙。」
換句話說，妻子的身體勞動的功能是殘缺了，但沒達到殘疾標準。
勞動能力鑑定標準相關部分 | 作者供圖
影響視功能，不等於視力障礙。如果把人的眼瞼比作電燈開關，要開燈關燈，一般情況下 ON-OFF 兩個鍵位切換即可。而我妻子，情況變特殊了，眼瞼只能 OFF ,不能 ON ，必須費勁向上按下 ON 鍵位才行。而妻子要看見，必須膠布粘著眼瞼。
生活裡，你若找物業電工維修，師傅會說，「裡面保險絲不是 OK 的嗎？線路不是通著的嗎？這也叫壞了嗎？」
類似的問題，妻子也遇到了，「你不是看得見嗎？看得見也叫視力殘疾嗎？」
又回到了文章開頭說的那種困局了。
視力殘疾標準 | 作者供圖
妻子的眼睛，不是看不見，而是睜不開。視力雖弱一些，但不同於沒有；視野雖差一些，但不等於廢了。看不見是真的殘疾了，但睜不開就是只能是無解了。
妻子常常自嘲的「半個人」都不是醫學意義上的。
殘聯那邊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回覆。
事已至此，也就這樣了。
我說，「行，先回賓館吧，沒評上也是好事，說明你還能看見，你總不想真說你看不見了吧。別有心理負擔，晚上回來吧。去大興機場，也不用走愛心通道了。」
妻子也累了，回了個「嗯」。
掛了很久的號，跑了很遠的路，搞錯兩回院區，折騰了三四天，結果什麼也沒辦成。
畢竟殘疾標準是國家統一標準。怪誰呢？要怪就怪自己功課沒做足。
折騰嗎？有那麼點。但生活的折騰捶打還少嗎？
困境
事已至此，妻子的境遇，讓我多少還是有那麼一點「不甘」。
一個離不開膠布的人，一個上公交車常有人讓座的人，一個一年四季都帶著墨鏡出門的人，一個把 kindle 最大字體都認錯的人，一個給女兒縫補衣服認針都要等我回家幫忙才行的人，怎麼就不符合標準呢？
其實，妻子也未想過要證明自己是「殘疾人」。
康復時，在輪椅上的妻子 | 作者供圖
倘若不是單位好心提起，我們也不會動評殘疾的心思。哪怕有了這個評定，我們也不貪圖景區的免票，也不渴望出行的讓座，更沒有打算過要薅福利事業任何一根羊毛。
我只是想知道，妻子的種種不便，評殘系統看不見嗎？這種種不便，難道也只屬於「輕度」障礙嗎？當然，不符合就不符合，這是醫學標準，也是法律規定。誰也無法改變。
標準就在那，醫生沒有錯，流程就在那裡，系統也沒有錯。
我們曾經最「不願」申請的殘疾證，最終也沒申請下來。內心好不容易跨過認為自己是殘疾的那道坎，卻又被現實的評定結果，拋進了另一個困境。
妻子的情況，仿佛困住了，左右為難，前後夾擊。
外在容貌的改變倒在其次，視功能的影響卻刻在我們生活的每個細節中，疾病連同後遺症已經成為了生活一部分。
再見了，化妝品；再見了，駕駛證；再見了，自行車。
不帶溫度的描述，說一不二的數字，湮沒在其後的，是一個普通三口之家陡轉直下的光陰逆旅。
丈夫要叮囑出門買菜的妻子，千萬走慢一點，等紅燈時，若沒人一起過馬路，不如再等下一波。懂事的女兒也會知道，當眼睛不方便的媽媽來幼兒園門口接她時，特別是下雨天的時候，媽媽可以慢一點，她可以再多等一等。
今年疫情初期，讓我擔心的不僅是口罩，還有妻子每天用的膠布，會不會斷供、能不能發貨；每次坐飛機前，我們都要仔細檢查一番，隨身攜帶剪膠布的小剪刀，有沒有事先拿出託運，要不就得留在安檢處，落地後再買一把趁手的。
每次人臉識別時，無論機場安檢還是酒店入住，我們都要解釋一番妻子眼睛的情況，並極力掩飾和減少她的尷尬。
每一次摘下墨鏡，每一次取掉帽子，對妻子來說，都是一次心靈上的「公開處刑」。
困住妻子的，可能不止殘疾評定系統。
大數據盛行時代，妻子這張不符合「算法」的臉讓她也感到了諸多的不便和不安，擔心這樣的碼「識別通不過」，擔心那樣的碼「認證又失敗」。
可是「算法」真的有考慮過她的「想法」嗎？又關注過像她這樣的人的「活法」嗎？我們又上哪裡去找一個「說法」呢？
當我們無法迴避和逃逸出網絡化生存，特定人群是不是只有被迫退回和蜷縮在了沒有 Wi-Fi 的洞穴裡？在高歌猛進的數字時代，在某種意義上，妻子又是不是新的「數字難民」？
多少次在夢中驚醒，除了鏡子，是不是連算法也開始嫌棄妻子的臉？
對我們來說，這一次的「不到北京心不死」，這一次的「無功而返」，難免還是有點小沮喪，也有點小失望。
雖然略失望，但我們也沒更多的埋怨。
想到妻子在不幸中的萬幸中能夠撿回一命，女兒至少還有媽媽，我們至少還有一個整整齊齊的家，我們還是心懷感恩；比起那些在北京醫院門口，求醫無望而嚎啕大哭的外地患者，妻子又是幸運的。
又想到那些疫情以來獻出生命的醫護工作者，那些在升起前熄滅了的焰火，不眠夜裡與星空作伴的高貴靈魂，我和妻子現實的這些困境，似乎又沒那麼不可逾越了。
儘管此次評殘不順利，但頗為幸運和值得感恩的是，妻子患病以來，我們得到了廈門、北京等多地很多醫護工作者的幫助。他們是我們一家的救命恩人。
想到妻子供職的廈門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對她的人道關懷與溫暖慰問，對一位普通員工「不離不棄」，我們也心懷感激。
收起情緒，關電腦，從學院騎車回家，幾分鐘的路程，我的腦海中有無數的面孔穿梭，曾經求醫康復的艱難，也不停閃回。
下午還要接孩子，晚上妻子也飛回來了，一家三口又能坐在一起吃飯了。
回到家中，已近晌午，桌上的牛奶麥片已經涼了，還剩了點煎蛋。
突然覺得很餓，一口氣全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