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時期，是清朝政治統治的鼎盛時期，也是清朝經濟發展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政府對漢文化的推廣，以及《四庫全書》的編纂等，對民眾的思想、文化、技術水平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這一時期的閉關鎖國，限制甚至禁止海上貿易的政策使清朝並沒有把文化技術發揮出其作用，反而使其固步自封，自以為是，加之官吏的貪腐，導致國庫空虛，百姓生活困苦。以至於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官商勾結，海盜盛行的局面。
海商是依靠海洋對外貿易以牟取經濟利益的群體，他們依靠官吏的支持和護衛，得以在海上謀生。海盜的盛行和海商的利益在清朝政府的限海令政策下，相互依存相互發展。
一、乾隆末期海盜的盛行與海商的災難
乾隆年間，為了鎮壓反清復明的餘黨，清政府下了限海令，採取了海禁政策，限制了海商貿易往來，這就限制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時間久了之後，以漁業發展為主的沿海居民，只能偷偷走私，被朝廷通緝後，大多數人只能選擇以海盜為生。
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清政府對貿易港口的限制。1757年，乾隆受官吏和海商們的蒙蔽，改四口通商為廣州一口通商，並且提高了其他港口的出入關稅費。如此就造成寧波等上百個港口經濟衰微，清朝海盜日益盛行，並以搶奪海商物資、財寶為生。
其二、限制國內布匹、漁業產品等物資的對外貿易，限制造船業的發展等，使民眾無以生計，促使很多人成為以劫富濟貧為生的海盜。
據《中國史》記載，乾隆末年，清朝的安南國王阮光平因財政所需，召集沿海亡命之徒，搶劫過往海商，特別廣東海上深受其害。後來內地消息靈通的土匪也與其勾結，內乎外應，對東南沿海海商貿易威脅日益深重，而朝廷忙於教化民眾，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暇顧及沿海內亂。後來又有蔡牽和廣東海盜聯合，為患閩粵，清政府經過多次清剿，海面才算肅清。
這證明了清政府在文化上的紙上談兵，對內憂外患的輕忽，也證明了乾嘉時期，內陸特別是沿海經濟的衰弱，也表明了海盜和海商的衝突以及對海商帶來的威脅。
二、嘉慶時期政策威逼下海盜和海商的媾和
嘉慶時期是海盜在清朝發展的鼎盛時期。此時活動於廣東的海盜，已經形成為有規模，有組織，有聯盟的集團。這時的海盜和海商結成同盟一起對抗朝廷。它的形成主要是受清朝中期人口的增多，經濟的衰退，清政府的壓榨等影響。
在乾隆時期，經濟發展很大一方面離不開和珅，和珅是個貪官，但他貪財有道，道理上講得通的貪，講不通的不貪，然而嘉慶帝並沒有留和珅活口，也沒有發現乾隆時期經濟穩定的原因，致使清朝失去了一位理財能臣，清朝的經濟也日漸虧虛。本來就海盜四起的沿海港口，更加日漸壯大。
另外，乾隆時期，清朝政府下令商船嚴禁攜帶軍械物品，在水師失去海域控制權的情況下，使得海商遇到海盜時無能為力，只能束手就擒，嘉慶七年1802年宣布允許「出海貿易船隻」，「攜帶炮位」，但仍必須「分別梁頭丈尺」以定多寡。這就促使海商與海盜媾和，以物資或金錢來達成各自的經濟利益。
再者，清朝政府增加港口對外貿易的稅收和對海商的壓榨，這就促使海商同海盜勾結，通過走私來賺取更多利益。如嘉慶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諭檔中記載:「據玉德等奏，廈門大擔門外及鎮海、料羅一帶洋面，商船來往經行，近因洋匪乘間肆劫，該處行商呈請捐造巡船二十隻，添募兵八百名，各行商每年公捐番銀四萬元，以為兵丁月餉、米折、出洋口糧及燂洗船隻、修換篷索之資。等語。大擔門等處洋面，商賈船支絡繹往來，該商等捐造巡船，藉資保護，其事尚屬可行。即燂洗船支、更換篷索，一併捐資修整，亦無不可。」政府官僚的壓榨促成了海盜和海商的媾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海商和海盜同以海洋為謀利區域，同以經濟利益為活動目的，同以官吏為謀利勁敵。他們互惠互利，以達盈利目的，又存在矛盾，海商為避免海盜劫掠，而於官吏合作，而官吏的剝奪，又促使海商和海盜媾和，他們是矛盾的共同體，為了經濟利益而互相妥協。
乾嘉年間的亂世景象，是由清朝政府的錯誤決策所決定的。朝廷過分重視平亂，卻疏忽了內亂的根源。民眾們有船不能造，有海不能下，有錢不能賺，造成了清政府的國庫空虛，民不聊生，和社會的動蕩不安，海盜的盛行和海商的無奈證明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
在現在世界版圖中，海洋資源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千百年來，歷史給我們以鐵的教訓，加強海防建設，提高海洋軍事管理，鞏固海洋經濟建設，合理利用海洋資源，是我國刻不容緩的政治決策。
海商是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組成部分，是沿海人民生活的保障，維持海洋環境，改善政府和群眾的關係，對時代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作用。清朝海盜的盛行告訴我們，人民是國之根本，國家要富強，首先要強民，人民安居樂業才能防止盜賊四起，才能天下太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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