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金瓶梅》研究的「互文性」轉移及其勝境原創

明代酒肆圖

摘 要：《金瓶梅》的文本多襲用前人文本，可謂八面來風，理應注意從「互文性」視角加以探討。

這種探討無需另起爐灶，可以循著以往作者研究、源流研究的路徑前行。

首先，抓取以往關於作者與成書研究的「笑學」與「集撰說」研究所使用的內證材料，持之作為互文對證材料，以通向「金學」之文本關聯研究。

同時，從以往關於《金瓶梅》「淵源」「影響」研究所梳理的文本傳承系統，以較為便捷地直通「互文性」研究勝境。再就是，從經典的前文本放眼《金瓶梅》「互文性」之紛繁複雜，從正反、大小等多個維度探討仿擬、鑲嵌、編織、脫化而成的五彩瑰麗的文本圖景。

最後，再從《金瓶梅》紛繁的「互文性」研究反觀「笑學」「金學」存在的問題，從而完成《金瓶梅》研究的良性循環。

沿著這條路徑，我們可以踏破「笑學」「金學」研究的山重水複，從而全面步入《金瓶梅》文本研究的柳暗花明。

關鍵詞：金學；互文性；文本模仿；鑲嵌；顛覆；意義增值

近年，借鑑現代西方文論家們針對先後或同時周圍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滲互涉等現象所提出並闡發了的「互文性」理論重新審視有關文本互涉、文本關聯等問題，成為文學研究的新增長點。[①]

眾所周知，《金瓶梅》襲用其他文學作品不計其數。除了《水滸傳》之外，還對宋元明三代的史實、話本、戲曲及民間散曲時調傳奇等作了大量的採錄。

無論是「詞話本」，還是「崇禎本」，都注意吸取前人及同時人的小說戲曲文本，從而形成有跡可循的文本大觀。

對此，我們不妨將研究重心從「笑學」轉向「金學」，從「互文性」路徑進入到對《金瓶梅》所飽含的量大質優的文本互涉圖景的新解讀中，從而打開「金學」研究的新局面。

一、從「笑學」文本內證到「金學」文本互證

前些年，儘管過熱的「作者歸屬」「思想價值」或「社會意義」等「外部研究」並非全然屬於捨本逐末，但其落腳點卻往往流於「作者謎團」「成書方式」等問題上，而這些問題又一時間難以搞清楚，人們不免生出「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嘆，並呼籲回歸作品或文本。

在《金瓶梅》研究上，學人們逐漸不約而同地選擇從面向作者的「笑學」研究轉向面對文本的「金學」研究。

許多旨在破解「笑學」問題的文本比對，雖然不能解決《金瓶梅》作者問題，但實際上屬於「互文性」研究，無疑有利於進一步鞏固提高關於這部小說的文本分析和解讀的水平。

在自《金瓶梅》誕生迄今的四百多年裡，人們抱著「讀其書而欲知其人」的強烈願望，使出多種解數對其作者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考證，力圖揭開「蘭陵笑笑生」的面紗，並提出了身處明末至清初的王世貞、李開先、屠隆、馮夢龍、湯顯祖、賈三近、薛方山、趙儕鶴、馮惟敏、徐渭、盧楠、李笠翁等五六十位候選人。

對這種不懈的作者考證，有人仿擬「曹學」（曹雪芹研究）而提出了所謂「笑學」（蘭陵笑笑生研究）之說。

在以往「笑學」研究中，有的學者不惜採取「猜想」「破譯」或「索隱」等方法，未免存在先入為主、強拉硬扯、牽強附會等問題，故而招來「可笑」之譏。

事實上，多數「笑學」研究還是注意立足於「內證」「外證」等「實證」的，其研究意義也並非僅僅局限於能否挖出作者本身。

正如黃霖先生所言：「《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績不能僅僅局限在是否能夠確鑿地找到張三、李四，而是通過作者問題的研究，推動了一系列問題研究的深入……關係到小說文本，作者心理素質等研究，促使了一些新材料的發現，乃至對其他作家作品和晚明社會、政治、經濟、民俗等問題的研究都會帶來一下新的東西。」[②]

由於「抄引」或「化用」來的文本並非作者「原創」，因而用這些文本以坐實作者未免差強人意。

但從「跨學科」「跨文本」大視野看，「笑學」研究至少為《金瓶梅》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諸多便利。

尤其是「詩文印證法」以及「文本化用」所使用或依託的那些材料大多可以納入「互文性」框架來審視。[③]

如，主張「徐渭說」的潘承玉先生《金瓶梅新證》一書在破解「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小說諸謎而提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說時所進行的「《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等等。

這些在「笑學」考證中所提供的諸多用以間接推論的「內證」資料，均可成為「互文性」研究的現成材料。

再說，新時期以來，人們對《金瓶梅》「成書方式」研究的熱情有增無減，且展開過多次論爭。

徐朔方先生曾發表《<金瓶梅>成書問題初探》（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期）等論文，力倡《金瓶梅》是「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說。

對此，李時人發表《關於〈金瓶梅〉的創作成書問題——與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堅持「個人獨創」說。

期間論爭的各種論文所使用的「內證」為我們今天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另一批資料。

近年，張同勝、杜貴晨先生在討論《金瓶梅》之「集撰式創作性質」時，列舉出體現在「集」上的這樣一些例子：

除前六回之外，《金瓶梅》對《水滸傳》文本其他部分，以及對《三國演義》《古今小說》等文本的仿寫和襲用，也同樣具有這個「以集為撰」的特徵。

例如第8回《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燒夫靈和尚聽淫聲》寫和尚偷聽李瓶兒與西門慶的「淫聲」，顯然是《水滸傳》第44回《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寫「那一堂和尚見他兩個（按指潘巧雲、裴如海）並肩摩椅，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的影子；第26回《來旺兒遞解徐州，宋惠蓮含羞自縊》寫西門慶設下圈套，引誘來旺出來趕「賊」，反而被西門慶當作賊捉拿的敘事，與《水滸傳》第29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中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設下陷阱，將武松誣陷為盜賊的敘述頗為相似；第47回《王六兒說事圖財，西門慶受贓枉法》中苗員外被家奴苗青謀財害命、侵佔家產的故事，就有《水滸傳》第60回《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寫盧俊義被管家李固與娘子勾搭成奸、侵佔財產、謀害性命故事的成分；第62回《潘道士解禳祭燈法，西門慶大哭李瓶兒》中可以看出《金瓶梅》對《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臨死之前在五丈原禳星延命故事的模仿；第84回《吳月娘大鬧碧霞宮，宋公明義釋清風寨》中吳月娘被賺入方丈中遭殷天錫調戲和呼救那一段的敘事，不禁令人想起高衙內調戲林衝娘子的相關描寫，而吳月娘在清風寨被宋江解救、釋放就是襲用了《水滸傳》宋江在清風山解救、釋放劉知寨夫人的故事梗概；第98回《陳經濟臨清開大店，韓愛姐翠館遇情郎》中陳經濟與韓道國女兒韓愛姐相遇媾和、產生愛情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移用了《古今小說·新橋市韓五賣春情》。[④]

儘管這些例子似乎前人基本提到過，但如此「匯總」卻讓人更加深刻地領略到《金瓶梅》移用前人作品的力度和水平，並加深了對其關於敘事與寫人特色的理解，自然可以直接拿來作為探討《金瓶梅》創作的「互文性」本質的依據。

概而言之，「互文性」研究的基本立場是「文本」互釋，即通過文本與文本的比對，探求文本間際關聯；而作者研究與藝術研究大多會關注「文本」。

因而，藉助用作「笑學」研究和「集撰說」研究的批量「內證」材料自然可以拿來直接用於包括「互文性」在內的「金學」研究。

二、從《金瓶梅》「淵源」研究到「互文性」研究

從《金瓶梅》與其先後或同時不同文學文本之間的關聯情形看，這部小說飽含著多重「互文性」。

其「互文性」手段大致可分為直接引用詩詞曲賦、徑直挪移故事情節等顯性「抄引」和經過改頭換面、移花接木以及融會貫通等技術處理的隱性「化用」兩種。

作者「蘭陵笑笑生」樂此不疲地「抄引」或「化用」了大量前人或周圍人的文學文本，以至於被人們不無揶揄地奉為「天下第一文抄公」「文學神偷」「超級文賊」。

當然，在那個並不嚴格斤斤計較智慧財產權的年代，任何「抄引」或「化用」均無可厚非。

以往，「影響研究」以及「素材淵源研究」等系列研究常觸及某些散布在《金瓶梅》各個角落裡的「互文本」。

而今，我們有必要以此為基礎，繼續發掘相關文本，將其納入富有統攝力的「互文性」理論框架中審視。

除了堅持不懈的作者考證，不厭其煩的「素材來源」以及「成書方式」研究為探討《金瓶梅》之「互文性」提供了更多現成的對證材料。眾所周知，《金瓶梅》襲用抄錄其他文學作品不計其數。

除了《水滸傳》之外，《金瓶梅》「詞話本」還對宋元明三代的史實、話本、戲曲及民間散曲時調傳奇等作了大量的採錄，儘管許多散曲在「崇禎本」中被刪削掉或刊落，但遺存下來或被替換的前人創作仍然洋洋可觀。

早在這部小說傳播伊始，欣欣子即在《金瓶梅詞話序》中談到《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九種「互文」對象，即《剪燈新話》《鶯鶯傳》《效顰集》《水滸傳》《鍾情麗集》《懷春雅集》《秉燭清談》《如意傳》《於湖記》。

上世紀《金瓶梅》「詞話本」的發現激發起一代學人鉤稽和考察這部小說素材來源的興趣。四十年代，姚靈犀《瓶外卮言》(1940)、馮沅君《〈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1947)等「金學」研究成果均顯示了這方面研究的實績。

如前者輯有痴雲《〈金瓶梅〉與〈水滸傳〉、〈紅樓夢〉之衍變》一文，細緻地比較分析了《金瓶梅》與《水滸傳》故事情節之異同。[⑤]

六十年代，美國著名漢學家韓南在其博士論文《金瓶梅的寫作和素材來源研究》的基礎上撰成《〈金瓶梅〉的版本》和《〈金瓶梅〉素材來源》等論文（分別載1962、1963年的《大亞細亞》雜誌），通過對《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說、話本、戲曲、史書等前人作品進行系統溯源，將《刎頸鴛鴦會》《志誠張主管》《戒指兒記》《西山一窟鬼》《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楊溫攔路虎傳》《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以及文言色情短篇小說《如意君傳》等小說列入《金瓶梅》借用的對象，且將「苗員外遇害」一事坐實為《百家公案全傳》之《港口漁翁》，並一一與《金瓶梅》的相關情節作了比對分析。[⑥]

這不僅為此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線索，而且成為而今「互文性」研究的基礎。繼而，執著於這一研究的是周鈞韜先生，他先後撰有《<金瓶梅>抄引<水滸傳>考探》《<金瓶梅>抄引戲曲考探》《<金瓶梅>抄引話本小說考探》等論文，並匯成《金瓶梅素材來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

其中，《<金瓶梅>抄引話本小說考探》一文重點對《金瓶梅》「抄引」《刎頸鴛鴦會》《戒指兒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志誠張主管》《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等五篇前人話本小說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和評估，並得出結論說：

《金瓶梅》抄引了許多話本、戲曲中的情節和人物的形象，但這些話本、戲曲沒有哪一部是講金瓶梅故事的。

這就是說，這些話本、戲曲中的人物、故事情節本來與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只是金瓶梅作者在創作時，受這些話本、戲曲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啟示，因此擇其有用者改頭換面、移花接木地抄借到《金瓶梅》之中。用現代的觀念來看，這完全是一種抄襲。

《金瓶梅》顯然不是由這些話本、戲曲中的故事連綴、加工整理而成書的。[⑦]

周先生在力主其「抄借」前人的做法不能成為「集體創作」的理據時，所舉出的例子正是「互文性」的。

後來的一系列探討大致沿承這一思路進行下去，關注的對象也主要是以上幾種話本小說。

另外，近年孟昭連《崇禎本〈金瓶梅〉詩詞來源新考》（《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陳益源、傅想容《〈金瓶梅詞話〉徵引詩詞考辨》（《昆明學院學報》2010年05期）等論文對「素材來源」研究工作也做出過一定的貢獻。

總之，以往「素材來源」以及「成書方式」研究對《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做了很好的鋪墊。

與「素材來源」等研究交叉或同步進行的研究還有「比較研究」「傳承研究」等「影響研究」，也為《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提供了不少資料。

相對而言，《金瓶梅》「抄引」或「化用」的文本依據主要是《水滸傳》，二者之文本關聯和影響關係也最為密切。因而關於這一話題的研究也較集中。

主要有王利器《〈金瓶梅〉之藍本為〈水滸傳〉》（載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蔡國梁《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載其《金瓶梅考證與研究》一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魯歌《略論〈水滸傳〉與〈金瓶梅〉之關係》（載《貴州師大學報》1988年第3期）等。

這些研究的貢獻在於，通過文本比對將《金瓶梅》與《水滸傳》的雷同部分輯錄出來。

其中，比較顯在的「抄引」內容包括：《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六回抄自《水滸傳》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第八回中的部分情節抄自《水滸傳》第二十六回；第九回、第十回抄自《水滸傳》第二十六回至第二十七回；第八十九回抄自《水滸傳》第二十六回。

儘管未被冠以「互文性」之名加以審視，但其路數卻與「互文性」研究一致。尤其是，黃霖先生通過對《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進行認真比勘，一口氣舉出在人物與情節上前者影響後者的十二處，如「第30回寫張都監陷害武松的圈套與《金瓶梅》第26回中西門慶陷害來旺兒相似」「《水滸傳》第32回劉知寨老婆被劫往清風寨事，被移到了《金瓶梅》第84回吳月娘身上」等等。[⑧]

近年，馬瑞芳《〈水滸傳〉和〈金瓶梅〉的血緣關係》（載《文史知識》2011年第1期）等論文也憑著「文本細讀」功夫，對兩部小說的關聯性進行了發掘和評定。

總之，以往在「影響研究」「比較研究」中使用的資料以及文本比對路數均可為而今的「互文性」研究所用。

當然，還有些素材來源研究雖未以「互文」研究為名，卻基本上具「互文」研究之實。

以往所進行的「藝術研究」，大致屬於文本內部研究，自然會涉及到「互文性」的某些問題。

如因為「互文性」寫作本來就含有「戲擬」一招，而「戲擬」常常產生「反諷」效果，所以孫述宇先生《金瓶梅的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關於《金瓶梅》之「反諷」探討中的舉例自然為小說的「互文性」研究打開了方便之門。

再如，周中明《金瓶梅藝術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從《金瓶梅》對武松形象的改塑談起，指出其「上承《水滸傳》而又另闢蹊徑」，並通過人物個案研究，探討兩部小說的「不同筆法與風格」。這類研究自然同樣為《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提供了方便。

還有些研究與「互文性」研究更為具體貼近。如，霍現俊及其合作者先後發表《小說中的「小說」：金瓶梅與其他小說關係研究》之一、之二（分別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2009年第3期）等論文，把以往所謂的「小說素材」定性為「小說中的『小說』」。

由於「互文性」通常被解釋為「文中之文」，因此所謂「小說中的『小說』」自然就屬於「互文性」研究。

楊國玉《新見〈金瓶梅〉抄引明文言小說素材考略——兼談周禮〈秉燭清談〉〈湖海奇聞〉的佚文》，新發現了被《金瓶梅》抄引的四篇明代短篇文言小說，不僅通過披沙揀金拓展了我們對《金瓶梅》「素材來源」的認識，而且洞幽察微地為追尋久已散佚的明代周禮撰述的《秉燭清談》《湖海奇聞》二書之佚文提供了寶貴線索。[⑨]

如此看來，以往關於《金瓶梅》之「素材來源」與「傳承影響」研究的成果多關涉到富有張力和包容性的「互文性」問題。

相對而言，前者多關注「直接引用」問題，後者多關注「間接化用」問題。

雖然研究目標不一，但大多注意取「文本內證」。而這些豐富的「文本內證」資料正有利於小說文本意義發掘。

我們要以此為基礎，通過進一步通過文本比對和聯想閱讀等策略，繼續發掘相關資料，使《金瓶梅》「互文性」研究系統化、理論化。

三、從既往研究困境到「互文性」研究勝境

「互文性」研究往往依託於文本比對，研究目標上也重事實判斷，其命名本身也是中性的，足以能夠包攬文學作品之間互相交錯、彼此依賴的拼湊、掉書袋、旁徵博引、人言己用等若干文本現象，自有其優勢。

從「互文性」研究勝境反觀「笑學」「金學」研究困境，我們發現許多「笑學」研究者是誤把「互文」當「原創」了。

通過與其他經典小說進行文本比對展開關於《金瓶梅》的「互文性」研究，具有較為特殊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首先，推動我們反觀以往研究的成果，從而實現對「笑學」「金學」研究的突圍。

儘管因「互文性」的大面積存在，通過「內證」考證作者和成書方式，難以徹底解決問題，但是，通過《金瓶梅》「互文性」研究，我們不僅可以全面感受創作者的「轉益多師」，接受者的「各取所需」，而且可以多向度地摸清創作者的「知識結構」和「涉獵」，由此進一步圈定創作者，從而接近這一謎團的解決。

同時，「互文性」研究自然會進一步喚起人們進行文本細讀與語法修辭闡釋以及方言口語探討的興趣和熱情，對以往有關作者和文本的地域研究進行反思。

質而言之，小說文本中的地域因素成因較多，除了原創者的決定性、評改者的摻和，還有「互文性」的作用。多種複雜因素導致難以根據文本內證定案。

就《金瓶梅》而言，原創者自然當屬「蘭陵笑笑生」，儘管其本人可能漂泊他鄉，染上異俗，但畢竟不改魯地人本色。

由「互文性」生成的文本容易使得作者研究節外生枝，導致一系列關於作者以及文本的地域之爭。

如有的論者從地域性飲食文化著眼，指出《金瓶梅》中的菜式多與江浙菜系的技法相符，試圖將這部小說強拉硬扯到江浙地盤上；有的論者挑揀出《金瓶梅》「詞話本」第四十二回、第五十二回所寫的多產於南方的龍眼（桂圓）、荔枝、枇杷、荸薺、烏菱（菱角）等水果，再依據屢屢提到的「金華酒」[⑩]，將作者籍貫移到南方。

其實，這些貌似言之鑿鑿的證據恰恰可能是「評改性」和「互文性」造成的，不能從根本上說明問題。

同樣，根據方言推斷作者歸屬也難以將作者從魯地掠走。

關於《金瓶梅》之方言，前輩學人大多持「魯方言為主」說。

如吳組緗先生論《金瓶梅》說：「作品採用山東方言和市井行話，詞句不甚整飭。」[11]

當然，我們不否認，小說中間或出現「吳語」「京話」，還兼有「滬方言」「贛方言」「川方言」「湘方言」「鄂方言」「陝方言」等等各地方言口語。我們不能依據小說文本中含有某地方言，便斷言作者是某地人。

再說，《金瓶梅》兩種版本的方言用語也多有不同。

比如「詞話本」中不乏「谷都嘴」「剌扒著腿」「股嫩腿」「缺著腿」「幹營生」「戳摸路兒」「揚長而去」「哄反著」「狗搜著」「霸攔」「浪擺」「待死」等等齊魯方言俗語，而崇禎本則多加以刪改，並增添了某些「吳語」。

這說明原創者「蘭陵笑笑生」很可能是魯地蘭陵人某某，而評改者則可能就是吳地的蘇州人馮夢龍，再加眾人拾柴火焰高，《金瓶梅》文本終於火了起來。

由於「互文性」因素和評改因素，本可說明問題的「方言」證據就變得特別不靠譜，變得複雜化，增加了作者之謎破譯的難度。

總之，《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的面紗看似不厚，我們大致對其山東人影像依稀可辨，但一時間尚難以將其面紗徹底揭開一窺究竟。

無論如何，《金瓶梅》的草創者畢竟是「蘭陵笑笑生」，他必定與蘭陵有較大干係。

其次，引導我們如何正確對待《金瓶梅》之文本借鑑問題。

《金瓶梅》的「互文性」是一把雙刃劍，以往人們多通過劃分「抄引」或「化用」前人文學文本予以毀譽褒貶。

即對「互文性」持兩種態度：即對「抄引」不同文體文本的基本否定和「化用」相同文體文本的基本肯定。

在國內，傅憎享曾通過對《金瓶梅》與其稍早的《如意君傳》進行比較，認為同是寫情慾，也顯出作者的階層與水準，「詞話本」有45回共約72次寫穢事，多屬於東抄西錄（其中不乏抄《如意郎君傳》之處），單一重複，而且粗製濫造（與《痴婆子傳》相較），是屬於說書人添加的「犖話兒」，並將「情慾描寫移植錯位」之過歸咎於「藝人述錄」。[12]這裡將穢事敘述之過歸咎於藝人的「互文性」寫作。

近年，馬瑞芳在談到《金瓶梅》與前人文學文本之「血緣關係」時，也認為其效果不一：有「狗尾續貂」「東施效顰」等反面的，更有「因風吹火」「借雞生蛋」，從而走向「大放異彩」等正面的。

黃霖先生指出：「《金瓶梅詞話》『鑲嵌』大量的前人作品，乃是一種特殊的創作手法。」

他在肯定《金瓶梅詞話》「常常能將舊作鑲嵌到自己構思的藝術藍圖中，做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有一種點鐵成金、脫胎換骨之妙，所以它實際上也是一種藝術創造」的同時，又指出：「由於作者成書倉促，工作難免有些粗疏，使作品產生一些凌亂、矛盾之處，影響小說的藝術聲譽。

這種鑲嵌，又容易使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小說的成書問題、作者問題以及情節開展、人物刻畫的過程中作出錯誤的判斷。」由此提醒研究者千萬不要被文本的鑲嵌遮蔽了視線。[13]

從道理上講，任何行文筆法都會有進化和退化之分，「互文性」亦然。[14]

按照「互文性」理論的創始人法國克裡斯蒂娃的說法,「互文性的引文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或直接的,而總是按某種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錯位、濃縮或編輯,以適合講話主體的價值系統。」[15]

況且，即使兩個文本存在完全相同的片段,因語境和對象不同，其意義也是決不相同的。

就此而言，《金瓶梅》之「互文性」創作的最大價值就在於它能夠使之在新文本中產生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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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金瓶梅》展開的「互文性」研究有利於更好地發掘各種「互文本」所產生的「點鐵成金」效果及其文化意蘊，並能夠使讀者更好地把握經典文學文本形成的規律。

再次，啟發我們深入思考如何別開生面地發掘小說文本的審美特性等問題。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提出《金瓶梅》創作意旨上的「摹《詩》」之說：

《詩》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非瓶兒等輩乎？又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此非金、梅等輩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門、敬濟等輩乎？乃先師手訂，文公細注，豈不曰此淫風也哉？所以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注云：「《詩》有善有惡。善者起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逆志。」聖賢著書立言之意，固昭然於千古也。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褰裳》《風雨》《蘀兮》《子衿》諸詩細為摹仿耳。

張竹坡善於借《詩經》旨意，反其道而評判，從而揭示《金瓶梅》作者的皮裡陽秋之筆。

據以上這段評論看來，《金瓶梅》全篇不過是對《詩經》中這些關乎婚戀問題的著名詩篇的「摹仿」。這些摹仿表明，情與淫相反相成，甚至不過只有一步之遙。

在當前學術背景下，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與其喋喋不休地爭論作者及其歸屬，倒不如轉向小說文本之審美解讀。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海外孫述宇就曾使用西方新批評派常用的術語「反諷」（irony）一詞談論《金瓶梅》的筆法，認為這部小說經常寫各色人物「表裡之別」「表裡歧異」，寫出了最真實的人性。[16]

事實上，除了實現文本意蘊的「強化」或「升華」，「互文性」的功效就在於創造「反諷」意趣。

人們最常提到的例子當數繡像本第一回「熱結十兄弟」通過戲擬《三國志演義》第一回「桃園三結義」構成的「反諷」。

這種「反諷」一直貫穿下來，用世俗追逐之「利」消解了正統倫理之「義」。

我們應該繼續認真藉助文本對比，發現更多「互文性」片段，並深化對小說文本意蘊的理解。

複次，推動我們對「創新性」與「互文性」兩套理論及其相互關係展開深入思考。

以往文學研究多一味地強調「獨創性」的價值，而忽略或貶低「互文性」的意義，甚至把「互文性」當作「獨創性」的負值。

關於「獨創性」和「互文性」之關係，李玉平曾這樣概括：「實際上，文學並非完全是獨創性的產物。互文性的提出，不僅沒有削弱文學的獨創性，反而更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文學的獨創性，更好地彰顯文學獨創性的價值。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獨創，認清非獨創的部分，更有助於彰顯獨創部分的價值。退一步講，即使是互文性的部分也並非完全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其中也不乏獨創性。」[17]

《金瓶梅》借用模仿了《水滸傳》《西廂記》以及眾多明代中短篇文言小說和話本小說。

文學發展史以及文學「經典化」的經驗告訴我們，一部經典的形成往往是「獨創性」與「互文性」的有機統一。

照搬照抄、人云亦云固然沒有意義，空谷來風的所謂「獨創」也是不存在的。

在文學研究中，我們不能簡單地因張揚前者而忽視後者，同樣也不能草率地借肯定後者而否定前者。

對此，美國漢學家韓南在探討《金瓶梅》之「素材來源」時指出：「當我們探索引文以什麼方式使我們得以深入這部小說時，似是而非的答案主要是它們不太適應作者創作動機的那些地方。當他們不能滿足作者的需求，他只得對它們進行修改，或它們不能使讀者得到作者預期的效果，正是在這些地方最能見處作者的獨創性。」[18]

這裡既隱含著對那些「化用」的「互文性」的肯定，又將恰如其分、水乳交融的「互文性」納入「獨創性」來看待。

在談到「重疊與顛覆」問題時，田曉菲在《秋水堂論金瓶梅》中曾有過如下分析：

使用現成的戲曲、說唱、詞曲、小說，是《金瓶梅》一個十分獨特的藝術手段（比如用點唱曲子來描寫人物的心理、潛意識，傳情，預言結局等等），也是具有開創性的藝術手段，在探討《金瓶梅》的主要藝術成就時，這一點應該考慮在內。

此外，《金瓶梅》使用資料來源時的靈活性、創造性應該得到更多的注意……這種創造性給讀者帶來的樂趣與滿足感是雙重的：既熟悉，又新奇。熟悉感是快感的重要源頭，而一切創新又都需要「舊」來墊底。

《金瓶梅》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有足夠的舊，更有大量的新，於是使得舊也變成了新。《紅樓夢》就更是以《金瓶梅》為來源，成就驚人。熟讀金瓶之後，會覺得紅樓全是由金瓶脫化而來。[19]

《金瓶梅》「互文性」研究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答案：「互文性」理應被視為「獨創性」的有機構成和並行不悖的寫作策略。

於是，藉助「互文性」視角，我們便可進一步洞察《金瓶梅》之「擬而有避」「推陳出新」寫作經驗。

由於《金瓶梅》既是「歷時性」傳承化用的結果，又是「共時性」雙向滲透的出品，因而其「互文性」特別複雜。

既凸顯出作者和得心應手的借鑑，又凸顯出個別地方的雜亂無章和漏洞百出的縫隙。

可以說，《金瓶梅》既是後起小說「依傍」「模擬」或「推陳出新」的樣板，又給人們流露出諸多因對以往文本過於依賴而導致的缺憾。

四、徜徉於《金瓶梅》「互文性」研究勝境

探討《金瓶梅》之「互文性」旨在基於小說文本關聯等現象的發掘，重新認識小說的文本效果和特色。

對那些直接引用詩詞曲、徑直挪移故事情節的「顯性互文」，人們易察易覺，並業已做了不少工作，此不贅述。

而經過長期不斷的細讀，人們愈來愈發現，《金瓶梅》文本中還存在至今尚難以估量的「隱性互文」敘事單元。

由於誕生《金瓶梅》的那個年代思想活躍，小說出版頻繁，處於百年「共時」的小說作品之間的「互文性」關係顯得尤為錯綜複雜，因而既需要審慎探討，又需要多向度解讀。

首當其衝的一個問題是，《金瓶梅》與其賴以借題生發的《水滸傳》之「互文性」關係尚不能簡單地便認定為前者模擬後者。

在以往研究中，人們關注到，《金瓶梅》之於《水滸傳》並非簡單的「借屍還魂」，而是別出心裁的「脫胎換骨」，它在螞蟻搬家式地「轉引」了《水滸傳》大量現成情節的同時，又通過改頭換面、移花接木等技術處理，賦予某些情節以全新功能和意義。

近來，黃霖先生《論〈金瓶梅詞話〉的「鑲嵌」》一文針對《金瓶梅》文本形成力倡「鑲嵌」說，強調《金瓶梅詞話》將《水滸傳》等前人的文字大量地「鑲嵌」到「自己構思的藝術藍圖中」，成為一部新的作品，並指出這種「鑲嵌」也有其弊病，以至於給研究者帶來麻煩。[20]

商偉先生《複式小說的構成：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詞話〉》基於對《金瓶梅》文本圖景的分析，把《金瓶梅詞話》視為「複式小說」以及「書寫」的產物，凸顯它對前代和當代眾多文本和文體的移置、替代、戲仿、改寫和重組，從而力主「編織」說，並進而強調「編織」手法在複式小說建構中所起的作用，增添了「文本」理解的維度。[21]

在商偉先生看來，《金瓶梅》通過移置、改寫和增補《水滸傳》所建立起來的文本關聯，既是一種特殊的雙向互動關係，又是一種近乎悖論的關聯，其結果是《金瓶梅》和《水滸傳》都同時發生了改變。

這種複雜性超出了我們對「互文性」的慣常理解。有的「互文」屬於張冠李戴，使得《金瓶梅》中的許多片段讓人感覺到系從《水滸傳》化用而來。

第二十六回所敘西門慶給了來旺一包銀子讓他去開酒館，又設下「賊喊捉賊」圈套，把來旺當賊拿去送官一事，與《水滸傳》第三十回所敘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設下陷阱，將武松誣陷為盜賊那段文字，儘管所針對的對象和寫作意圖不同：一個意在突出西門慶的「機深詭譎」，一個意在表現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等人之陰險狡詐，但基本情節同樣是何其相似乃爾！

二者之「互文性」關係，不言而喻。另外，《金瓶梅》第四十七回所敘苗員外被家奴苗青謀財害命、侵佔家產的故事，與《水滸傳》第六十回寫盧俊義被管家李固與娘子勾搭成奸、侵佔財產、謀害性命故事，也頗雷同。

至於清初金聖歎評改《水滸傳》的創意則可以肯定是受到了《金瓶梅》的影響。其比較明顯的例子是，《金瓶梅》最後的結局是「吳月娘驚噩夢」，於是金聖歎也給腰斬的《水滸傳》填加了一場「盧俊義驚噩夢」。

面對《水滸傳》與《金瓶梅》文本如此眾多的雷同性段落，我們頗能感受到二者之間所存在的暗流湧動的雙向「互文性」，即《水滸傳》影響了《金瓶梅》，《金瓶梅》又反過來影響了《水滸傳》。

二者之間的「互文性」關係應該是雙向的。至少我們不能輕率地斷言只是《金瓶梅》歷時單向性地仿效了《水滸傳》。

另一方面，兩部小說之間還存在反模仿問題，具體表現為《金瓶梅》暗引了《水滸傳》中許多經典中的橋段，但又反其道而行之，將充滿義氣、正氣的正能量翻轉為惟利是圖、蠅營狗苟的負能量。

《金瓶梅》第十九回所敘指使魯華、張勝邏打蔣竹山一段，又是從《水滸傳》「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搬運而來。

然而，同是尋釁打人，一為好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屬於見義勇為行為；一個是惡霸為徇私利，僱兇打人，帶有黑社會打擊報復性質。

通過經典橋段的重新編排和經典敘事話語的拆解與重組、改裝，達到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敘事寫人目的，這說明，作為前提的敘述語境與敘述對象對文本的敘事效果具有決定意義。

在《金瓶梅》問世之前，《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諸小說似乎已經「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後三者對前者的滲透不言而喻。

然而，「四大奇書」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及其相關問題仍然需要提出來思考。

第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是，在《金瓶梅詞話》中，我們很難捕捉到與《三國志演義》發生「互文」的印記。莫非「蘭陵笑笑生」沒有摸過《三國志演義》？

按情理來說，《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常並行傳播，這位「蘭陵笑笑生」是不會漠視這一「互文」對象的。

為什麼直到「繡像本」中，《金瓶梅》才大張旗鼓地以反諷方式於開篇第一回大規模戲擬「桃園三結義」？

該回所敘西門慶熱結十兄弟，顯然是在戲擬《三國志演義》的「桃園三結義」，但已將英雄的「義」偷梁換柱為「利」。

從西門慶身上嗅出劉備的氣息，似乎也非牽強附會。唐人章碣的《焚書坑》「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從《史記》所載項羽「不甚讀書」，到《三國志演義》寫劉備「不甚好讀書」，再到《金瓶梅》寫西門慶也是「不甚讀書，終日閒遊浪蕩」，存在著一脈相承關聯。

莫非是馮夢龍在提出「四大奇書」這一命題時對四種文本進行了整體「統籌」？

假如這種「統籌」存在，那麼就會出現「四大奇書」彼此發生「互文性」的奇觀。

如果是這樣，《金瓶梅》文本中含有《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以及《西遊記》影響的蛛絲馬跡就不難理解了。

還有一些帶有顛覆性、唱反調式的敘事也會讓人們產生「互文性」聯想。

對其「反模仿」所形成的文本格調，以往人們多以「反文化」「反傳統」「反諷」「反彈琵琶」「唱反調」以及「顛覆」等術語評之，「反」字仿佛成為這部曠世「奇書」的基本品格和標籤之一。

圍繞英雄形象的重新解釋，在商場如戰場、情場如戰場的修辭化言說中，西門慶被塑造成一個商界奸雄、情場性英雄，他所向披靡的法寶是錢財，是計謀，是狐朋狗友的擁戴，是腰間徵服女性的驢大陽具。

在《詞話》中，西門慶的計算和企圖被描寫成投機和徵服，他的商業行為，則有如豪賭。其間不乏險情，卻終能化險為夷。與他的政治和經濟冒險相平行的，是他愈演愈烈的性徵服。

如果不是在《金瓶梅》的小說語境中出現，完全可以當作一篇戰爭賦來閱讀，與《三國演義》中的《赤壁鏖戰賦》相當，誠如商偉先生所謂：「在這些戲仿的文字中，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的敘述傳統被系統地改寫，英雄好漢在江湖上的角逐和沙場上的對壘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風月寓言，他們的行為規則獲得了全新的解釋。」[22]

以傳統的戰爭意象描述性愛，將沙場上廝殺的英雄好漢與床第上的浪蕩子弟作比，這是對傳統辭賦語境的極大顛覆。

他日益膨脹的欲望與地位的上升和財富的繁殖成正比例增長，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他在臨死之前，已經把徵服的對象擴展到了林太太──身居深宅府第的王招宣的遺孀。無奈慾壑難填，體力透支，攻城掠地的徵伐功虧一簣。

同時，作者似乎是在處處化雅為俗，如寫小說戲曲經常會寫到發生在商人與文人之間的婚姻愛情爭奪戰。

以往小說文本，諸如關漢卿元雜劇《趙盼兒》以及後來清代《聊齋志異》中的《連城》等，其立場在文人一方，所宣揚的觀念也是文人最終穩操勝券；而《金瓶梅》的觀念卻轉化為商人一定會贏得終局。

小說在尚舉人與西門慶兩者間，孟玉樓選擇了財勢兼具的西門慶，而不是「百無一用」的書生。

這種化雅為俗的「互文」讓人感嘆金錢權勢的實惠與誘惑已經超越了華而不實的名聲和地位。

另如，賞雪吟詩本是屬於中國傳統文人的風雅之事，而《金瓶梅》每每以雪來組織敘事場景，渲染雪天的荒淫與不堪：第二十一回「吳月娘掃雪烹茶」、第三十八回「潘金蓮雪夜弄琵琶」、第四十六回「元夜遊行遇雪雨」、第六十七回「西門慶書房賞雪」、第七十七回「西門慶踏雪訪愛月」等回目中的雪景輝映的是騙吃喝、逛妓院、算帳目、爭皮襖、爭風吃醋、勾心鬥角……由雅而俗不言而喻。

再看，《金瓶梅》寫西門慶雖然騎馬，但也騎驢，蔣竹山更是騎驢為主，這裡的「驢」意象已經不是往昔文人「細雨騎驢」標準造像中的意象，而是「潘驢鄧小閒」（潘安的貌、驢大行貨、鄧通般有錢、青春小少、閒工夫）中的「驢」意象，也就是驢兒般大的陽具。

在《金瓶梅》中，將風雅化的友人際遇、詩酒風流作風騷的低俗的片段，更是不勝枚舉。

至於《金瓶梅》對《西廂記》仿擬而呈現出的「互文性」花樣，則早已引起研究者注意。

相關論文主要有，敦勇的《〈金瓶梅詞話〉與〈西廂記〉——〈金瓶梅詞話〉與戲曲研究之二》（《藝術百家》1987年03期）、徐大軍的《〈金瓶梅詞話〉中有關〈西廂記〉雜劇資料析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3期）、蔣星煜的《〈西廂記〉在〈金瓶梅〉書中之反映》（《中華文史論叢》2005年第80期）、史小軍的《論〈金瓶梅詞話〉對〈西廂記〉的襲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兩回為例》（《文藝研究》2006年第6期）、伏滌修的《〈金瓶梅詞話〉對〈西廂記〉的援引與接受》（《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6期）等，這些論文紛紛從不同視角、不同文本證據著力於探討《金瓶梅》是如何將優雅之情變為惡俗之欲的。此不贅述。

由「互文性」路徑進入研究勝境，我們充分感受到，《金瓶梅》是一部轉益多師、融會貫通的經典之作，作者在其文本建構中既運用了抄引、援引、化用、襲用等「正模仿」之筆，又運用了戲擬、反諷等「反模仿」之筆。

有時，正反模仿錯綜交融，甚至不惜採取大量的拼湊、掉書袋、旁徵博引、人言己用。可以說，《金瓶梅》「互文性」之複雜、多維，在古典小說中罕有其匹。

[①]互文性，這一術語最早由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女性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裡斯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又譯為「文本間性」「文本互涉」，英語為「intertextuality」，法語為「intertextualité」。而其拉丁語詞源是「intertexto」，意為紡織時線與線的交織與混合。顧名思義，「互文性」的原初意義主要是指文本與文本之間互相指涉、互相滲透的性質。後來，隨著這一概念的泛化，其內涵有較大擴延。

[②]黃霖：《笑學可笑嗎——關於〈金瓶梅〉作者研究問題的看法》，《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③]陳大康：《作者非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證疑點多》一文把現在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考證法歸納為「取交集法」「詩文印證法」「署名推斷法」「排斥法」「綜合逼近法」「聯想法」「猜想法」「破譯法」「索隱法」「順昌逆亡法」等十種，並一一舉例說明。

[④]張同勝、杜貴晨：《論〈金瓶梅〉成書的「集撰」式創作性質》，《明清小說研究》2008年01期。

[⑤]姚靈犀著、陶慕寧整理：《瓶外卮言》，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7頁。

[⑥][美]韓南：《〈金瓶梅〉探源》，參見《韓南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45頁。

[⑦]周鈞韜：《<金瓶梅>抄引話本小說考探》，《蘇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第72頁。

[⑧]黃霖：《〈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載《水滸爭鳴》第1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頁。

[⑨]王平主編：《金瓶梅與五蓮：第9屆(五蓮)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0頁。

[⑩]況且，所謂「金華酒」很可能就是「蘭陵酒」。王利器先生主編的《金瓶梅詞典》有注釋曰：「金華酒或謂即蘭陵酒。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5：東陽酒即金華酒，古蘭陵也。」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頁。

[11]吳組緗遺作，傅承洲整理：《論金瓶梅》，《北京大學學報》2011年05期

[12]傅憎享：《情慾描寫移植錯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學習與探索》1992年第2期。

[13]黃霖：《論〈金瓶梅詞話〉的「鑲嵌」》，《文藝研究》2016年第4期。

[14]李玉平曾將「互文性」分為「積極互文性」和「消極互文性」兩種類型，並指出：「積極互文性是指當互文性要素進入當前文本後,發生了『創造性的叛逆』(creativetreason,埃斯卡皮語),與原文本相比產生了新的意義,與當前文本形成了某種對話關係。」「消極互文性則是互文性要素進入新的文本後,與原文本相比意義沒有發生變化。」李玉平：《互文性新論》，《南開學報》2006年第3期。筆者認為，用「進化的互文性」和「退化的互文性」代替「積極互文性」和「消極互文性」當更恰當。

[15]程錫麟：《互文性理論概述》，《外國文學》1996年第1期。

[16]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48、55頁。

[17]李玉平：《互文性：文學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4頁。

[18][美]韓南著，王秋桂等譯：《韓南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263頁。

[19][美]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頁。

[20]黃霖：《論〈金瓶梅詞話〉的「鑲嵌」》，《文藝研究》2016年第4期。

[21][美]商偉：《複式小說的構成：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詞話〉》，《復旦學報》2016年第5期。

[22][美]商偉：《一陰一陽之謂道：<才子牡丹亭>的評註話語及其顛覆性》，見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第2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44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載《人文述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