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不應翻譯成「科學」，應譯成「利學」

關於近現代對英文的不準確、甚至錯誤翻譯問題，學界也已經有充分的認識，我此前也專門指出現代漢語中的「香蕉詞」問題。下面說一說對「科學」（ science）一詞的翻譯問題。

所謂的「香蕉詞」，就是現代漢語中的一些詞彙，從外表看，都是中文的，但是其內涵卻是西方的。現在那些在精神和靈魂上被西化的華人被稱為「香蕉人」，即黃皮白心之人。「香蕉詞」是內涵上被西化的漢語詞彙，也是「黃皮白心」。

大量的「香蕉詞」之所以會在中國現代漢語中出現和存在，根源在中西文化了解的膚淺，甚至無知，將兩個形似而實異的中英文詞語認為等同，譬如將「政治」等同於「politics 」，將「自然」等同於「nature」，將「道德」等同於「morals」，等等。

其實，英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從未出現和存在過中國意義上的「政治」、「自然」、「道德」，「政治」與「politics 」，「自然」與「nature」，「道德」與「morals」是在本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但是，最早的漢英字典的撰寫者，卻生搬硬套地將兩者對譯。

最早的寫英漢字典的人，顯然是文化上的白痴。我一直納悶，中國歷史上為何能夠存在如此白痴的人？當明白這些「香蕉詞」的真正起源時，我的心也就釋然了。原來，「發明」這些香蕉詞的，即最早書寫中英文字典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

「香蕉詞」是在明治維新時期，由當時的日本學者所「發明」。這些日本學者具備三個特徵。一是崇拜西歐文化，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儒家，倡導什麼「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二是號稱日本學習儒家1000年，有深厚的儒家傳統，但是它們對儒學的理解卻是非常皮毛、淺薄。三是，熟悉和使用漢字。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日本學者就用漢字與西文對譯。這個對譯過程就成為西方文化內涵對漢語詞彙的單向注入，而不顧及這些漢字的本來內涵。用句股市的術語，這叫「借殼上市」。漢字詞彙在那些日本學者眼裡不過是一個殼，其本身的意義是不重要的，重要是西方文化內涵，這些殼不過是承載西方文化的工具。同時，藉助這些殼，西方文化也是日本，包括後來的中國，順利實現借殼上市。

▲ 福澤諭吉

甲午戰爭之後，通過當時大量的留日回國的年輕人，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明治思維傳入中國，成為所謂的「新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對西歐書籍的翻譯也大量傳入中國，「香蕉詞」也隨之流入。

「科學」也是由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所發明的香蕉詞，這個「科」就是「科舉」之「科」。20世紀初以來，中國開始以「科舉」為落後，以「科學」為先進，卻不知「科學」之「科」就是「科舉」之「科」。民國之後，經過新文化運動的引入，「科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迅速普及，被廣泛接受，顯然要得益於「科舉」之「科」在中國當時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神聖和權威。

也就是說，當初「科學」的流行，顯然有對「科舉」的狐假虎威，巧妙地將原本附著在科舉上的神聖權威，嫁接到「科學」之上。

「科」的本來含義是分科，「舉」是舉薦、選舉。在「科舉」制中，是分科取材的意思，就是按不同專業，不同的標準去選拔官員。最開始，「科舉」並不需要考試，完全是推舉、舉薦的。

西漢漢武帝為抗擊匈奴，籌集軍費，決定把鹽鐵等行業進行政府專營。在正式實施之前，漢武帝決定召集民間的賢達，問問他們的意見。這些民間賢達，匯聚在一起，開了一個會，其基本結論是反對。這一會議記錄被整理出來，流傳了下來，形成一本經典名著《鹽鐵論》。在此書中，將民間的賢達人士分為兩類，也是兩科：文學和賢良。文學科，有點類似於後來的「明經」科，就是書本知識掌握的很好，經學學的很好，「賢良」則是品德品行好。

但是，到了唐朝，科舉成為標準化的考試制度，一直持續至清朝，以致現代人一看到「科舉」，就認為是考試。其實「科舉」的本來含義就是官員選拔制度，並不必然與考試有關，也可以是舉薦。當然，考試也是一種選拔制度。

但是無論如何，在清朝末期，及至民國，「科舉」之「科」，其含義絕非中性的、技術上的分科、分類，而是包含著幾千年官員選拔制度的厚重積澱，具備正統性、權威性，甚至神聖性。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用「科學」一詞去對譯Science，顯然是想讓「科舉」的正統性、神聖性轉移到「科學」之上。

如果，單純地從「科」的分科含義看，「科學」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憋足的譯法，即「分科之學」，這是Science的非常非常邊緣的特徵。Science的核心特徵是去發現「真理」。具體的方法則是基於經驗的「實驗」。

從這個意義上看，嚴復對Science的翻譯更為合理：「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縮寫，來自四書之首的《大學》。只不過，格致的目的是發現、體悟「義理」， Science則是發現真理。中國傳統學術的「義理」，與科學「真理」，有相似之處，都是深層的神聖性的知識，但是也有本質不同。「義理」的根基在人的內在「心性」，而「真理」的根基則在外在的「客觀」之物。

因此，儘管「格致」比「科學」更接近Science內核，但是依然是不準確的。

那麼用哪個中文詞彙對譯Science更合適？答案是「利學」。

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是「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文」之辯、「體用」之辯。這四組辯題實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側重不同。在上篇文章中，我已經做了更詳細的分析。「義」就是「心」、「道」、「體」，「利」就是「物」、「文」、「用」。

「義利」，講的「義利合一」、「義利不二」、「利以載義」、「義體利用」。在義利兼顧的同時，又嚴格區分體用。

較之於中國傳統，整個西方學術都是殘缺的，因為他們是「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文無道」、「有用無體」。

中國傳統學術可以稱之為「義利之學」、「心物之學」、「道文之學」、「體用之學」，但是西方文明則僅僅有「利學」、「物學」、「文學」、「用學」。

儘管西方文明一直是「利學」式的，但是，在近現代利的形成卻出現了重大變革。現代之前的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宗教的本質也是「利學」式的。這種利是「宗教之利」，通過對神靈的信仰，換取某種利益。猶太教乾脆把上帝與人的關係看成是契約關係、交易關係，即利益關係，所謂的《聖經》也被成為《約書》，包括「新約」和「舊約」。

而現代的西方文明，即歐美文明，起主流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了，而是Science。Science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真理，Science的本質與基督教一樣，也求利。只是基督教的利是宗教之利，而Science則是物質之利，可以促進技術發明和物質財富的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從基督教到Science的變革過程，可以追溯至17世紀的西方近代哲學的肇始，但是，Science意識形態的真正形成則是19世紀中期的事。就連英文單詞Science，以及Scientist本身的出現，也都是那個時候的事。

實際上，西方與科學相關的知識早在明清之際就已經傳入中國，那是當時基督教傳教士的貢獻。當時的中國學者，以及西歐傳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瑪竇，都將這些知識與「格致」對譯。嚴復用「格致」去對譯新出現的Science，也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

但是，在19世紀末，日本對Science的譯法「科學」傳入中國之後，就迅速取代此前的「格致」，而成學術之正統。除了上面指出的「科學」對「科舉」的狐假虎威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格致」到「科學」，實際上對應著西歐所發生的「利」的形態的變革：從宗教之利到物質之利的變革。這個變革也是西歐的主流信仰從基督教到Science的變革。

「格致」的譯法出現於明清之際的17世紀，那時Science尚未出現，相關的知識是以哲學的存在，而且是作為基督教的奴僕。而「科學」的譯法在Science出現之後。也就是說，「格致」和「科學」實際上對應著西歐社會的兩個不同的時代，「格致」對應著宗教時代，而「科學」則對應著現代、科學時代。

這也意味著，明清以來，中國和西歐社會是高度同步的。

文章來源：公眾號-菜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