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人是否知道某事作出判斷是十分重要的平常事，因為如果我們確信某人沒有某種知識，那麼我們就不會向他請教或跟他學習；如果我們不相信某人對某案件知情，那麼我們就不會把他當作證人，更不會相信他的證詞；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判斷犯錯者是否知道他所犯的錯，那麼我們就不能給他公正的譴責，因為對犯錯的不知者，我們縱然不能完全做到「不知者不怪」，至少也應做到「不知者少怪」。
判斷某人是否知道某事，用知識論的術語來說，就是知識歸賦。在「A說：『S知道p』」中，「A」是歸賦者，「S」是主體，「p」是某個命題。傳統主流知識論認為，影響A對S是否知道p的因素，主要是與S相關的確證因素，尤其是S所擁有的關於p的證據，而其他與S、A或p相關的風險、道德性、出錯的可能性是否凸顯、場景如何提供、歸賦者的背景等則被認為是與知識歸賦無關的、應該排除的、錯誤的因素。然而，把社會學的方法運用於日常知識歸賦，結果發現，日常知識歸賦依賴於大量的、原以為與知識歸賦無關的、應該排除的語境因素。實驗知識論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知識歸賦的語境主義的正確性，而且為知識論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道路。
一、知識歸賦的風險效應
實驗知識論研究最多的是風險因素。風險因素是否影響知識歸賦是由當代知識論中影響最深遠、討論最激烈的歸賦者語境主義(attributor contextualism)與主體敏感的不變主義(subject-sensitive invariantism)之間的爭論引起。前者主要是以劉易斯(David Lewis)、德婁斯(Keith DeRose)和柯亨(Stewart Cohen)等為代表，後者則以範特爾(Jeremy Fantl)、麥格拉思(Matt McGrath)、霍索恩(John Hawthorne)和斯坦利(Jason Stanley)為代表。由於後者只強調主體的利益關係在知識歸賦中的作用，因此又被稱為利益相關的不變主義(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這兩種理論爭論的焦點問題有四：(1)是認知標準，還是風險，對知識歸賦起最重要的作用?(2)是主體的風險，還是歸賦者的風險，影響知識的歸賦?(3)知識歸賦是對歸賦者來說的錯誤凸顯(the salience of error)敏感，還是對主體的風險敏感?(4)知識歸賦依賴語境嗎?
歸賦者語境主義與利益相關的不變主義學者推測，當其他細節相同，只有主體的風險有高低的差異時，與低風險的案例相比，在高風險案例中較少的歸賦者會認為主體有知識。然而，實驗知識論者所做的很多實驗都沒有發現風險在知識歸賦中的作用。究其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沒有科學地設計實驗問卷，沒有恰當地控制實驗條件。
皮尼洛斯(Nestor Pinillos)[1]用實驗證明，主體的風險在知識歸賦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他認為，有的研究者之所以沒有發現風險在知識歸賦中的作用，是因為所提供的案例沒有固定所有與真理相關的因素，從而使受試者認為所提供的案例有不同的證據。為了檢驗這種看法，他設計了一種新的實驗範式。他問受試者：在低風險和高風險案例中，主體要收集多少證據才能有知識。其案例是：
[計數低風險案例]彼得是一位幸福的大學生。他剛剛贏得一場由銀行贊助的比賽。獎勵是一次贏得一些電影票的機會。為了贏得這些電影票，並作一次秀，彼得有一整天去數他所在銀行的一個罐子裡的硬幣。罐子裡大約有一百個便士。假如彼得得不到正確的答案，他想贏根本是不可能的。
[計數高風險案例]彼得是一位幸福的大學生。他剛剛贏得一場由銀行贊助的比賽。獎勵是一次贏得非常大的一筆錢的機會。為了贏得這些錢，並作一次秀，彼得有一整天去數他所在銀行的一個罐子裡的硬幣。罐子裡大約有一百個便士。這對彼得來說有很大的風險。彼得充分認識到，如果他回答正確，他將贏得獎賞，從而能夠支付他母親的救命手術費(否則他們擔負不起)。由於他母親的生命岌岌可危，因此，彼得準確數清硬幣是非常重要的。
受試者要求回答的問題是：
「知識」問題：在彼得知道正確答案之前，他必須數罐子裡的硬幣至少_____次。
「規範」問題：在彼得向裁判宣布他的最後答案之前，他應該數罐子裡的硬幣至少_____次。
128位受試者分成4組，隨機分配了其中一個案例。實驗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與計數低風險知識案例(平均為2次)相比，在計數高風險知識案例中，主體需要收集更多的證據(平均為3.5次)。計數低風險規範案例的平均次數為2，計數高風險規範案例的平均次數為5。後續類似的實驗證明了風險的高低會影響對證據要求的多少。實驗證明，風險會影響知識歸賦。
二、知識歸賦的認知副作用效應
我們都知道，要判斷某人是否道德，他應該為他的行為負多大的責任，以及應該受到多大的責備，受此人事先是否知道他的行為後果影響。實驗知識論最近的大量實驗研究表明，這種先進行知識歸賦，後作出道德評價的模式可以逆轉。歸賦者在歸賦前對主體行為的道德判斷，會影響人們對這個主體是否知道的判斷，這種效應被稱為「認知副作用效應(Epistemic Side-Effect Effect)」。在《認知副作用效用》[2]中，畢比(James Beebe)和巴克沃爾特(Wesley Buckwalter)請受試者閱讀下面的一個場景：
一個公司的副總裁走到董事長跟前說：「我們正在考慮開始一項新的計劃。我們肯定它將幫助我們增加利潤，而且它將幫助(或危害)環境。」董事長回答：「我才不管什麼幫助(或危害)環境。我只想儘量獲得利潤。讓我們開始這項計劃吧。」他們開始了這項計劃。果然，環境被幫助(或被危害)了。
受試者被問：「董事長知道新計劃會幫助(或危害)環境嗎?」結果證明，道德考量會影響人們對董事長是否知道的判斷。在這兩個案例中，即使人們對董事長的行為會帶來某種副作用有相同強度的證據，然而，與副作用是好的相比，當副作用是壞的時，受試者更傾向於認為董事長知道他的行動會帶來的結果。在危害條件下，90％的受試者選擇董事長知道，在幫助條件只有61％。
巴克沃爾特還用實驗證明，葛梯爾案例也存在有知識歸賦的道德效應，為此，他設計了水泵案例。
[水泵案例]山姆的工作是將水泵入蓄水池。蓄水池裡的水將用來灌溉當地幾戶農家的農田。有一天，山姆一邊泵水，一邊在收聽無線廣播。廣播報導說，當地官員懷疑附近的一家工廠排出的化學物質X已經進入了當地的水庫，可能對當地的莊稼非常有益(或有害)。山姆心想：「我不關心他們的莊稼；我只是想賺取我的工錢」，並繼續泵水。果然，莊稼開始旺盛(或死亡)。事實證明，當地官員對水裡的這種化學物質的看法完全錯了。分析這些水後，他們沒有發現化學物質X。後來的科學報告證實，莊稼的旺盛(或死亡)完全是因為一種真菌，這種真菌一直在山姆的水泵裡偷偷地生長。
這兩個案例描述有個人相信他的行為會帶來或好或壞的結果。雖然這個信念實際上是真的，然而當事人形成和確證這個信念的方式卻只是僥倖。按照當代主流知識論的觀點，我們不會認為山姆知道其結果是有益還是有害莊稼。在有償的在線調查中，86名受試者隨機分配了其中的一個案例，並被問是否同意「山姆知道通過泵水，村民的莊稼會旺盛(或死亡)」。
採用7點李克特量表，其中，1=非常反對，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7=非常同意。結果發現，在這兩個案例中，受試者對山姆的看法有顯著的差異。與結果是好的(得分為3.05)相比，當結果是壞的(得分為4.86)時，人們更傾向於認為山姆知道。當泵水產生好的結果時，受試者傾向於給出主流知識論的標準答案，即山姆沒有知識。然而，當泵水產生壞的結果時，受試者會說山姆確實知道。這兩個案例中山姆的認知地位是相同的，他的確證的信念是真的僅僅是因為僥倖。壞結果案例卻完全顛倒了標準的葛梯爾直覺。這表明，在葛梯爾案例中，道德判斷對人們歸賦知識的直覺有很大的影響。
其他類似的研究也重複了知識歸賦的道德效應。這些研究證明，評價判斷在日常知識歸賦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
三、知識歸賦的凸顯效應
為了驗證凸顯的錯誤可能性在知識歸賦中的影響，謝弗(Jonathan Schaffer)和諾布(Joshua Knobe)[3]用生動而又具體的方式把出錯的可能性凸顯出來，其場景為：
一個周五的下午，漢娜和薩拉開車回家。她們打算把車停在銀行前去存錢。當她們開車路過銀行時，她們發現，裡面排的隊很長，周五下午的隊伍總是很長。漢娜說：「兩周前的那個周六的早上，我在銀行時，銀行營業。因此這個銀行周六營業。我們可以現在回家，明早再來存錢。」
第一個場景接著：
薩拉回答說：「好的，這聽起來不錯。我們周六再來。」
第二個場景則是：
薩拉回答說：「嗯，銀行有時確實會改變它們的時間。有一次銀行改變時間，周六不營業，我弟弟萊昂陷入了麻煩。想像一下明天開車到這裡，卻發現大門緊鎖，這是多麼令人沮喪呀!」
所有的受試者隨機分到了一個場景，並要求評價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漢娜知道銀行周六會營業」這個主張。結果發現，與第一個場景中錯誤的可能性沒有凸顯相比，當錯誤的可能性在第二個場景中以具體而又生動的方式凸顯出來後，受試者同意的程度有顯著的變化。在不凸顯的場景中，受試者傾向於同意知識歸賦(在7分制中，平均得分為5.54)，而在凸顯的場景中，受試者傾向於不同意(平均分為3.05)。實驗結果證明：出錯的可能是否凸顯，在人們歸賦知識時確實起重要的作用。
在《抽象+具體=悖論》[4]中，辛諾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用抽象度不同的2個問題來測試受試者。其中抽象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不能為相信一個主張提供任何充分的理由，那麼這個人知道這個主張是正確的，這是可能的嗎?」；具體的問題則是「如果你不能給出任何充分的理由相信，你相信是你母親的這個人真的是你的母親，那麼你知道她是你的母親是可能的嗎?」結果發現，對抽象的問題，有52％的人回答「是」，對具體的問題，有88％的比例回答「是」。這些結果證明，抽象性和具體性影響知識歸賦。
四、知識歸賦的場景呈現效應
斯溫(Stacey Swain)等人[5]發現，知識歸賦受場景呈現前的對比對象的影響。其案例是：
有一天，查爾斯突然被一塊掉下來的石頭砸中了，他的大腦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至於無論什麼時候他估計所在地的溫度時，他總是絕對正確的。查爾斯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大腦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幾周後，這個變化的大腦使他認為他房間的溫度是71華氏度。事實上，當時他房間的溫度是71華氏度。查爾斯真的知道他房間的溫度是71華氏度嗎，或者他只是相信這一點?
結果證明，對查爾斯的知識歸賦很大程度上依賴在讀這個案例前受試者所讀的案例。如果受試者先前被提供了一個明顯是知識的案例，那麼他們不太願意認為「查爾斯知道溫度是71華氏度」；如果受試者先前被提供了一個明顯不是知識的案例，那麼他們更願意認為「查爾斯知道溫度是71華氏度」。這個實驗證明，在知識歸賦中存在場景呈現效應。
在《風險對證據不重要的證據》[6]一文中，訥塔(Ram Neta)和費蘭(Mark Phelan)做了一系列對比實驗，發現知識歸賦受場景提供的方式影響。其中的一對案例是街標案例。它們的不同在於第一句話，後面的描述都相同。
不重要的街標案例的第一句話是：
凱特在街上散步，毫無理由，也毫無目標，只是散步而已。
重要的街標案例的第一句話是：
在中午前，凱特要趕到中央大街：這關係到她的生計。
兩個案例後面的共同描述是：
上午11：45，她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抬頭看到街標上寫著「中央大街」。凱特看了看她的表，是上午11：45。四周的光線很好，凱特的視力很正常，而且她清楚地看了街標和她的手錶。她沒有特殊的理由不相信街標的準確性。她也沒有特殊的理由不相信她的表的準確性。凱特可以搜集她在中央大街的更多的證據(例如，她可以去找一張地圖)，但是她沒有這樣做，因為基於街標，她已經認為她在中央大街上了。
採用7分制李克特量表(從1=「不自信」，到7=「非常自信」)，問受試者：凱特對她在中央大街應該有多大的自信?
當受試者只拿到這兩個案例中的一個時，在不重要案例中，平均得分為5.61，在重要案例中得分為5.79，沒有統計學的顯著性。然而，當受試者同時拿到這兩個案例(次序有打亂)時，則出現了統計學的顯著性，並且不重要案例的平均得分為5.76，重要案例的得分為5.26。這表明，場景呈現是單一的，還是並列的，會影響知識歸賦①。
五、知識歸賦受歸賦者的人口統計學因素影響
S是否知道p，受說出「S知道p」或「S不知道p」的人影響，受歸賦者的人口統計學變量影響。這是發表於2001年的《規範性與認知直覺》這篇實驗知識論的奠基之作的重大發現。現有大量的實驗表明，知識歸賦受歸賦者的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地位、所受哲學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
1.知識歸賦受歸賦者的文化背景影響
在一系列著名的實驗中，溫伯格(Jonathan M.Weinberg)等人發現，文化差異影響包括特魯特普案例、葛梯爾案例、斑馬案例在內的許多著名哲學思想實驗的知識歸賦。其中的一個實驗的案例是：
鮑博有一個朋友吉爾駕駛一輛別克車多年了。鮑博因此認為，吉爾駕駛一輛美國車。然而，鮑博並不知道的是，吉爾的別克車最近被人偷走了，而且他也不知道的是，吉爾已經用一輛潘迪亞克車取代了它，潘迪亞克車是一種不同類型的美國車。鮑博真的知道，吉爾駕駛一輛美國車，還是他只是相信吉爾駕駛一輛美國車?([7]，p.29)
實驗結果發現：儘管74％的西方受試者給出了當代西方知識論的標準答案，認為鮑博只相信，而不是真的知道「吉爾駕駛一輛美國車」，然而，53％的東亞人和61％的南亞人則給出了相反的答案，認為鮑博真的知道。([7]，pp.30-31)
實驗調查還發現：有10％的西方人，30％的南亞人認為，在癌症陰謀案例中，主角有知識；有31％的西方人，50％的南亞人認為，在動物園斑馬案例中，主角有知識；在個人主義的特魯特普案例中，有32％的西方人，12％的東亞人認為，主角真的知道；在長者特魯特普案例中，有35％的西方人，25％的東亞人認為，主角真的知道；在社區廣泛的特魯特普案例中，有20％的西方人，32％的東亞人認為，主角真的知道。([7]，pp.27-32)這些結果證明，在東方人與西方人之間有顯著的認知直覺差異。
2.知識歸賦受歸賦者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溫伯格等人還發現，在斑馬案例中，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影響認知直覺。他們改寫的斑馬案例如下：
帕特和他的兒子在動物園，當他們來到斑馬籠旁時，帕特指著一隻動物說：「那是一匹斑馬」。帕特是對的——它是一匹斑馬。然而，假定參觀者與斑馬籠之間有一定距離，帕特不能區分一匹真斑馬與一隻巧妙偽裝看上去像是一匹斑馬的騾子。如果那隻動物真的是一匹巧妙偽裝的騾子，帕特也會認為它是一匹斑馬。帕特真的知道那隻動物是一匹斑馬嗎，或者他只是相信這一點?
實驗結果表明，有33％的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受試者認為「主角真的知道那隻動物是一匹斑馬」，認為「主角只是相信」的人數佔67％；高社會經濟地位認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只有11％，認為只是相信的比例高達89％。([7]，p.33)這表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受試者之間也存在知識歸賦的差異。
3.知識歸賦受歸賦者所受哲學的程度影響
在《元懷疑主義：民族方法學的思考》中，尼科爾斯(Shaun Nichols)等人發現，在缸中之腦假設的情境下，對「喬治真的知道他有腿」問題，上過三門或更多哲學課的受試者，與只上過兩門或更少哲學課的受試者的回答是不同的，前者只有20％的人回答「是」，後者回答「是」的比例為55％[8]。我們經常發現，上過哲學訓練的人所使用的直覺不同於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所擁有的直覺，他們更能深思熟慮。
邁爾斯-舒爾茨(Blake Myers-Schutz)等[9]最近用實驗證明，訓練有素的哲學家的直覺與沒有受過哲學訓練的普通人對知識的必要條件有重要的差異。雖然知識論者歷來認為，命題知識蘊涵信念，但是他們的實驗卻挑戰了這個假設。他們使用的一個案例是：
凱特花了很多時間準備歷史考試。她現在正在參加考試。直到她做到最後一道題時，一切都很順利。這道題是：「伊莉莎白女王死於哪一年?」凱特複習這個日期多次。她甚至在幾小時前還把這個日期背誦給一位朋友。因此，當凱特看到這是最後一道題時，她鬆了一口氣。她自信地低下頭看著空格處，等著回憶起這個答案。然而，在她記起它之前，老師打斷她並宣布說：「好吧，考試就快結束了。再多給一分鐘給你最後確定你的答案。」凱特的舉止突然改變。她抬頭看了一下鍾，開始變得慌亂和擔心了。「哦，不。在這種壓力下我不能表現得好。」她緊握鉛筆，盡力回憶答案，卻沒有記起來。她很快失去了信心。她對自己說：「我想我只能猜這個答案了」。失望地嘆了一口氣後，她決定把「1603」填進空格。事實上，這是正確的答案。
他們問一組受試者故事的主角知道什麼，問另一組受試者主角相信什麼。第一組有87％的受試者說，凱特知道伊莉莎白女王在1603年去世；在第二組中，只有37％的受試者說凱特相信它。通過構建一系列包含隱含的偏見、健忘以及對故事的情緒反應的場景，邁爾斯-舒爾茨等人發現，受試者更多認為主體有知識而非信念。這對「知識蘊涵信念」的哲學觀點提出了挑戰。
六、日常知識歸賦的實驗結論與未來的研究
實驗知識論在日常知識歸賦問題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證明，日常知識歸賦對風險、道德性、出錯的可能性是否凸顯、場景如何提供、歸賦者的背景等語境因素敏感，具有風險效應、認知副作用效應、凸顯效應、場景呈現效應、歸賦者效應等。實驗知識論的最新成果不僅為知識歸賦的語境主義提供了經驗證據，而且為知識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實驗問題和理論問題。
1.知識歸賦的語境主義
我們認為，知識歸賦受歸賦者語境因素、主體語境因素和歸賦條件語境因素的影響，知識歸賦的結果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用函數式可表示為：R=f(Ac，Sc，Cc)。其中R表示歸賦結果，Ac表示歸賦者語境因素，Sc表示主體語境因素，Cc表示歸賦條件語境因素，f為函數式表達符號。R=f(Ac，Sc，Cc)表明，知識歸賦結果R是Ac、Sc和Cc的三元函數([10]，pp.300-308)。
知識歸賦的多元語境敏感性，可用實驗知識論發現的影響知識歸賦的多種因素來證明：(1)知識歸賦的風險效應中的風險，既可以是主體的，也可以是歸賦者的，證明了Ac和Sc對知識歸賦的影響。正因為知識歸賦受歸賦者語境因素和主體語境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我們看來，只強調主體風險的利益相關的不變主義是片面的。由於風險的提高會導致自信心的下降，從而需要更強的證據，而證據力量的提升與認知標準的升高一致，因此風險的大小，與認知標準的高低也是一致的。這也證明，作為主流的歸賦者語境主義由於只強調知識歸賦對歸賦者的認知標準敏感，因而也是片面的。(2)知識歸賦的認知副作用效應來源於歸賦者對命題p內容的道德性質的感知，屬於歸賦者語境因素。(3)知識歸賦的凸顯效應中的凸顯，既可以是對風險的凸顯，也可以是對出錯可能性的凸顯，因此屬於歸賦條件語境因素。凸顯效應證明歸賦條件語境因素在知識歸賦中的作用。由於凸顯的因素既可能是對主體來說的，也可能是對歸賦者來說的，而歸賦者語境主義和主體敏感的不變主義各執一詞，因此兩者都是片面的。(4)知識歸賦的場景呈現效應屬於歸賦條件語境因素。(5)影響知識歸賦的歸賦者的人口統計學因素屬於歸賦條件語境因素。我們預測，隨著實驗知識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影響知識歸賦的因素將會發現，知識歸賦的語境敏感性將會為越來越多的實驗所證實。
在當代西方知識論中，不少知識論者把語境範圍片面化，有的只看到了認知因素特別是標準因素，有的只看到了風險因素；有的只看到了主體因素，有的只看到了歸賦者因素；有的只看到語義因素，有的只看到語用因素。他們常常認為這些因素相互對立，並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論，以一方批判另一方，以一種理論批判另一種理論，並由此產生了很多無關宏旨的、瑣碎的、無意義的爭論。在我們看來，無論是只強調歸賦者和認知標準的語境主義，或只強調對比項凸顯的對比主義，還是只強調主體的主體敏感的不變主義，或只強調風險的利益相關的不變主義，都是片面的。我們主張知識歸賦的廣義語境敏感性，主張知識歸賦受多元因素影響，它們既可能源於提到或注意到相關的選擇項，也可能源於出錯可能性的凸顯；既可能基於歸賦者，也可能基於主體；既可能來自語義的因素，也可能來自語用的因素；既可能來自利益關係，也可能來自知識標準。我們認可布坎南(Reid Buchanan)對語境主義擴大化的理解，他說：「『語境主義』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個給定的信念或一種知識的確證依賴於語境制約，這種制約有『論題的』或『學科的』制約(被研究的主題所決定)、『境遇的』制約(被正在討論的信念或知識主張的有用證據這類境遇因素所決定)、『辯證的』制約(被當前的狀況如問題境遇所決定)，等等。」[11]我們認可被德雷茲克(Fred Dretske)所批判的激進的語境主義，這種語境主義主張，知識歸賦「不僅相對於認知者(即知識歸賦中的主體——引者注)的境況，而且相對於歸賦者的境況」[12]。我們主張的知識歸賦的語境主義比這種激進的語境主義更激進，因為它還強調歸賦條件語境因素的作用。
「知識歸賦結果R是Ac、Sc和Cc的三元函數」表明：知識歸賦的各種語境因素在知識歸賦中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而非偶然的、可有可無的、外在的因素。柯亨對歸賦者語境的內因性說明可幫助我們理解知識歸賦語境的內在性，他說：「嚴格地說，不應該說S在一種語境中知道，而在另一種語境中不知道，人們應該正確地說在一種語境裡『S知道p』是真的，在另一種語境裡則是假的。」[13]戈特沙林(Verena Gottschling)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語境主義應該被理解為主張它的真值能夠變化，僅僅是因為歸賦句的知識內容能變化，而不是在不同語境裡作出的同樣的知識歸賦在真值上能變化。」[14]知識歸賦的語境因素是內在於「A說：『S知道p』」中的，不可或缺的、必然的因素。
對於知識歸賦的多樣性，有人可能會擔憂，如此多的知識歸賦會使我們的知識體系成為「一種鬆散的、或多或少的、無關的案例的集合體」[15]。對於這種擔心，可用我們提出的知識歸賦的語境分析法([10]，pp.314-321)來消除。
對於我們的這種語境主義，反對者可能會說它太泛，不夠精細，不利於正確描述知識歸賦的現象。我們反對這種批判，因為我們的這種語境主義，把更多的影響因素都包含在內，再結合我們提出的知識歸賦的語境分析法，更能細緻地描述各類知識歸賦中的敏感性，而且還可以避免建構不必要的繁多理論，避免各種繁瑣的理論之爭。
2.知識歸賦的新問題
實驗知識論的最新發現表明，知識歸賦具有語境敏感性。這些重要的發現為實驗知識論進一步發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實證問題和理論問題。
在實證方面，對這些語境因素的進一步研究無疑將繼續推進我們對這些因素在知識歸賦中的作用的理解。在知識歸賦問題上，未來實驗知識論的工作可擴展到對影響知識歸賦的其他因素的探索上，並深入細緻地研究主體和歸賦者的利益關係如何設計才能導致風險效應，凸顯效應應該如何設計才會出現，以及研究認知副作用效應的定量問題，人口學變量的廣泛性和堅實性問題，哲學家和非哲學家在認知直覺上共同受框架效應、順序效應、環境效應等影響的程度問題，等等。
在理論方面，一方面需要細緻探討這些發現的哲學意義；另一方面要深入地研究相關的理論問題。不同的知識論者對「知道」的解釋不同，心理學家對知識歸賦的解釋也不同。哪些認知心理學理論可以被用來解釋影響日常知識歸賦的因素，哪一種最有說服力?如何論證各種語境因素是知識歸賦因素中內在的，而非偶然的，甚至錯誤的?各種影響知識歸賦的語境因素中有某些顯然會影響訓練有素的哲學家的判斷，這個事實會威脅使用認知直覺作為知識論證據的那些方法論假設嗎?如果會，會威脅哪些?隨著實驗哲學的工具漸漸成為一種必須的和廣泛接受的知識論研究的一部分，通過解答這些實證的和理論問題可能導致知識論研究的新的、重大的發展。
(感謝2012年第八屆全國分析哲學研討會和2013年外國哲學年會上的專家與學者對相關內容的批評與建議!)
注釋：
①這裡有一個預設：證據越好，越自信。而證據越充分，越有可能進行知識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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