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對西方文化的引進並非毫無計劃、照抄照搬。文化引進經過仔細的分析和挑選，看它們是否對日本民族的經濟和國防有潛在的貢獻。
▲日本人不僅自己學習西方，而且還引進西方的人才來求得西方先進的知識
作者丨鄭永年
首先是學習。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開始了系統地學習外在世界過程。學習在日本可說是一種傳統。在和西方接觸以前，日本人就學中國和朝鮮。即使在幕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時期，日本政府也派了特殊的官員學習荷蘭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
在1830年至1840年，日本國內就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一場大討論。一派強調日本應實行開放政策，虛心向西方學習。另一派主張強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日本的孤立政策。但「孤立」政策由於佩裡將軍的到來變得不可能，用武力把外國人趕出日本的實踐已變得不具可能性。
多數政府官員認為，日本的強大須建立在日本的開放政策之上。只有通過開放政策，日本人才有可能儘快地從西方那裡學到日本所需要的東西。至19世紀80年代，日本人對西方世界的研究已經具有相當水平。
日本人不僅自己學習西方，而且還引進西方的人才來求得西方先進的知識。至19世紀70年代，87名英國專家在海軍部做顧問，46名法國專家在陸軍部，6名荷蘭專家在建設部，11名德國專家在醫療部。很多美國人被邀為體育教練和興辦大學的顧問。明治政府以教育為本，政府把公共學校的課程標準化。日本校服的藍本是普魯士的軍官學員服。
但是這種學習並非是照抄照搬。日本的一位史學家指出：「明治政府對西方文化的引進並非是毫無計劃、照抄照搬。文化引進經過仔細的分析和挑選，看它們是否對日本民族的經濟和國防有潛在的貢獻。」
對後發展國家來說，如果要趕上或超過先發展國家，控制似乎是必要的。就是說，國家需要有計劃、有選擇地發展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各方面。全面出擊經常導致深刻的國內危機，明治政府對這一點是有深刻認識的。
在日本的門戶被迫開放後，日本的經濟現代化面臨兩條主要途徑。一是全面出擊，大面積地增進國家的能力，同時提高許多工業部門的能力。二是選擇某一些工業部門，集中力量發展這些部門。明治領導人選擇的是第二條途徑。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工業部門的資金來源呢？無疑，後發展國家的工業化面臨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困難是資金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日本政府也有兩條途徑可選擇。一是向國外借，二是向國內人民募集資金。明治領導人把第一個選擇看成是外國殖民日本的另一種形式。
從明治維新開始到世紀之交，日本只從國外引進了兩筆貸款，都來自英國。一次是在1870年，是為了修造鐵路；另一次在1873年，是為了建立政府僱員的養老金制度。但日本很快就償還了這兩筆貸款。在貸款這件事上，很多政府官員甚至財政官員反對向外貸款。有些官員淚流滿面，認為借外債是出賣國家。
既然不能向外貸款，那麼日本政府必須向本國人民募集資金。但當時日本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明治政府硬是靠發展新的制度解決了這一問題。新的金融財政制度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存款，把大量的資金聚集在國家幾個大工業投資家手中。這些新制度包括稅收制度、壓低工資、容許工業卡特爾（cartel）。
明治政府同時也展開了公共教育運動，想方設法讓人民，主要是農民，相信他們必須為國家的現代化作些犧牲。一位歷史學家觀察到，為了推進國家的發展計劃，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普通人民的思維和行為。
「日本政府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努力改變普通日本人的思維和行為。這種幹預程度在英美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也會使歐洲大陸的國家主義自嘆不如。在20世紀早期，日本政府積極地調節宗教組織，發動了深入的勤儉節約運動，動員地方婦女去改進日本的社會道德。」
勤儉節約只是一種個人美德。日本政府也積極地培養日本人的公共美德，即對國家和集體的忠誠感。在美國佩裡將軍來日本之前，一位日本知識分子就指出只有培養大眾的忠誠和義務倫理，日本才有可能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政府需要創造一種國家宗教以團結和激勵民眾，日本人國家忠誠感的形成和政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明治領導人使用了兩種策略：其一是建設政治制度以使日本儘快地發展，其二是向人民注入價值觀和信念以使新政治制度有效運作。在表面上看，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從西方國家移植過來的，日本設有議會、內閣、司法和憲法。從結構上說，日本政府是基於英國的議會制，同時借用法國和美國制度的混合物。但從功能上說，新政府的主要權力都集中在行政官員手中，是他們負責國家的經濟和教育的發展。
明治領導人設想日本被歐美大國所包圍，因此有必要在公眾中創造一種合作和服從的精神。為了讓日本生存下去，日本居民不再能像以前那樣是農民、小官僚和地方居民，而應當是具有日本國家意識的日本公民。因此，日本政府採取種種措施高度集中日本政治，發展經濟，重新安排社會各階級，追求國際地位。
但所有這一切，在日本政治領袖看來是遠遠不夠的。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是要影響人民，使人民成為一個整體。一位學者指出：「如同同時期的美國排外主義一樣，明治晚期的意識形態強調社會的服從是國家忠誠感的黏合劑。」
對人民意識形態的控制和灌輸最終形成了日本人的「我們日本人」這一具有高度排外性質的國家意識。政府要求的不是人民的政治參與，而是政治服從。評論家指出，政府通過把國家的性質道德化和神秘化，把政治非政治化了。真正的政治異見是不容許的，正像在宗教組織中，異見和不忠誠是同一回事。
日本人也強調他們民族的神聖聖潔性。1992年美國的日本學社發表了一份報告討論日本人的種族主義。該報告稱，如果種族主義指的是導致一個民族因為不同膚色而對另一個民族的歧視相關的態度、價值觀、行為和結構，那麼日本人不是種族主義者。膚色與日本人的歧視性實踐並無關係，日本人似乎對所有外國人一視同仁。
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人把種族主義應用到除了日本以外的所有民族，這也就是「我們日本人」的本質，日本的民族性因此具有很強烈的憎恨外國人的傾向。
在明治時代，日本人的種族意識成為一種最有用的組織工具。政府大力宣傳皇朝制度的思想，復興靖國宗教，即崇拜日本國本身。儘管這種宗教具有其深厚的傳統，但它並非自發的復興，而是一種有意識的重建。正如義大利墨索裡尼在20世紀30年代穿上羅馬皇帝服裝以提高其政體的權威一樣，明治政府有意識地恢復一些已被忽視數百年的傳統以培養人民對國家的忠誠。
在宣揚日本精神的聖潔性的同時，明治政府也努力致力於宣揚日本國土的神聖性。日本儘管與眾不同，但畢竟被其他各國所包圍。如要生存，日本必須去趕上其他國家。而要趕上其他國家，日本必須首先了解哪些國家比日本先進，哪些國家比日本落後。但在作這種比較時，必須以日本為中心。
當時的一位觀察家寫道：「近來，許多西方國家都在試圖延伸他們的權力到東方。我們都知道，法國已經佔領了越南，英國推翻了緬甸政府，佔領朝鮮的島嶼，德國已經獲取了南海島嶼，俄國正想把其權力向南擴張。日本立於東海之上。因為它的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其物產的豐富，很自然，西方大國一直在對日本說三道四。我們國家處於這樣一種威脅的位置，要維持其獨立性很不容易。」
所以在日本成功的背後潛藏著戰爭危機。日本的成功使日本統治階層一方面想在亞洲建立霸權，另一方面以亞洲霸主的面目與西方列強爭雄。而當時亞洲的許多人也希望日本能夠與西方列強較量以抵制它們在亞洲的蠶食。日本政府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來組織其軍事擴張戰略的。
日本領導人效法歐洲戰爭，特別是德國模式，首先採取一系列軍事措施來對付亞洲國家。在日本統治者看來，日本若不能充當亞洲霸主，就很難同西方列強在世界上爭霸。日俄戰爭表面上是東方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但實際上只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和朝鮮計劃的內在一部分。對俄戰爭的勝利大大地激發了日本統治階層的野心，侵略步驟突然加快。
傳統上，日本人尊重中國文化。但在1894年的中日對峙中，中國軍隊不堪一擊。日本在陸上和海上都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優勢來，日本民間的民族情緒高漲起來，這種民族情緒也大大激發了日本統治者的擴張野心。
來源丨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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