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生於福建長樂市。1963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文革」中兩次入獄，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錯案裡，鄭仲兵的案子在知識分子中是比較靠前的。後調中宣部理論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總幹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對於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的歷史，鄭仲兵是親歷親見者，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主編了《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
鄭仲兵坐在沙發上，語調平緩地講述他在「文革」中兩次入獄的遭遇。
偶爾還會笑幾聲，為了那個時代的荒誕，讓我看不出他內心的苦難，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著哭了。
在北京功德林監獄，他和獄友每天兩頓飯，各有兩個小窩頭可吃。有一次，端進牢房的窩頭沒有蒸過，是生的。「大家都傻了，說這怎麼吃啊。剛好外頭有一個解放軍戰士，走進來說：」你們還想吃蒸過的啊？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告訴你們，今天是五一勞動節，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他媽的，你們這群王八蛋還想吃他媽蒸過的窩頭！你們想想，你們一個人一天四個窩頭，八個人，四八三十二，這麼多窩頭拿來餵豬的話，能養活多少頭豬，能為國家生產多少斤肉？"說完以後把門又給鎖上了，把我們都撂在裡頭。「鄭仲兵說，他和獄友都相顧無言，特別難受，」那時候人們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別強烈，五一勞動節可是我們自己的日子啊，這時候就聽見嗚嗚咽咽的哭聲。「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這不只是鄭仲兵一個人經歷的苦難。「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主導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開始啟動。據新華月報社所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至1982年底，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錯案給予受迫害者久違的正義、撥亂反正，並為重塑政權合法性奠定了基礎，對其意義怎樣評估都不過分。但歷史的確有其弔詭的一面。延續至今的主流話語仍是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兩極分化的臉譜化敘事模式，這的確有簡化歷史之嫌。也許在堅持基本的是非判斷基礎上，30年的時間可以讓我們較為冷靜地去還原那個癲狂年代的複雜性。
「我覺得我也好，其他許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實都整過別人，都做過荒唐事或者混蛋事。這其實是特定政治氛圍裡產生的現象。我父親也老說他如何遭受」四人幫「迫害，我說你也搞過很多不對的事，要說就得全面地說。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歷史本來就是這樣的。」晚年致力於口述歷史工作的鄭仲兵如是說。
「新中國最大檔案搶劫案」戚本禹說過：鄭仲兵走得很遠了，再走一步就會掉下萬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謂的「大紅人」了。批「三家村」的時候，統戰部成立了五人小組，我是小組成員之一。我很年輕，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學的時候，我就開始發表文章，我寫過一篇《孫中山和列寧》，有一部分發表在當時的《學習》雜誌(後來更名為《紅旗》)上，當時別人都以為是我父親寫的。所以我十四五歲的時候，鄧拓曾經想收我做徒弟，後來「反右」了，這個事沒辦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就留在學校教西北民族歷史。「文革」開始後不久，劉少奇、鄧小平下令派工作組進校。民族學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我是學校革委會的副主任兼系裡的革委會主任。
派駐工作組不久，有學生貼大字報，給工作組、統戰部和民委提意見，說他們壓制「文化革命」。工作組開會決定要處置這些學生，說他們是「右派」，要打成反黨分子。我當時不同意，說了一些保護學生的話。工作組認為我是他們的後臺，所以就冷落我，開始整我。但是說實話，整得不是很厲害，沒有批鬥，就是批判我，並且把我歷史系主任、革委會的職務都撤了。開會什麼的也不找我了。
後來毛澤東要求撤銷工作組，學生就起來趕走了工作組，成立了要「自己來掌握自己命運」的「文革臨時籌備委員會」，用巴黎公社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就把我選上了主任，因為他們知道我為學生說話受到「迫害」。我不肯當，就找一個學生當主任，我後來也同意了當副主任。
「文革」繼續往前發展，大量的學生都去外地串聯。我作為年紀比較大的、被學生選上的教師，覺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裡守著。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裡頭，有人給我打電話，說中國科學院學部、地院東方紅這些組織搶劫了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的全部檔案，問我怎麼辦？沒多久，他們把搶劫檔案的幾個負責人抓住了，問我怎麼處理。我說這是違反黨紀國法的，我們處理不了，把他們送到公安部去。他們確實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們拘留了。
我們也很快把這個狀況向公安部報告，公安部把這個情況向周總理報告了。周恩來就說，民族學院這些學生，制止搶劫檔案的行為是很對的，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檔案搶劫案，然後表示要接見我們。我們也覺得我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但是大概兩三天後，突然間公安部發表了一篇「某負責人講話」，高度肯定了搶劫檔案這個行為，說他們實際上是保護檔案，而把搶檔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為是當時「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反撲。當時沒說某負責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義，大家認為就是謝富治的意思吧，實際上後來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意思。
在這種情況下，有大批的隊伍進來，就在民族學院把我給劫持走了，當時在京的民族學院「文革臨時籌委會」的委員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禮堂批鬥，說我們迫害革命左派。然後他們就念了「公安部某負責人講話」，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關起來了。這就是第一次入獄。
我父親鄭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親原來和關鋒、戚本禹同事，都是《學習》雜誌各組的組長，後來他倆把我父親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擔任文藝組成員。我父親當時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當時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劃清界限。然後戚本禹就說，鄭仲兵走得很遠了，再走一步就會掉下萬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說，好吧，意思是還要救一救我的。大概過了十幾天，這中間也提審過我幾次，然後就說要放我出去。
第二次入獄 我們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說我們反謝富治出獄後，繼續在民族學院批鬥我。北京市十幾個單位，把禮堂都坐得滿滿當當的。然後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對我進行勞動改造，以觀後效，說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臺下跑上來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個教室裡，又遭到圍攻。他們又從二樓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著我後繼續跑。我實在跑不動，就躺在地上了，後來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醫院，給我打強心針。折騰了一會，又把我送到北京醫學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們就跟我說，他們也要成立一個組織，叫做抗大公社，想讓我來當他們的負責人。我說無論從哪個角度我都不幹了。耗了兩三天，最後沒辦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來，全國在「中央文革」的號召下批「二月逆流」。當時我是不大同意批「二月逆流」的，我當時也寫了一張大字報，說他們原來一個個都是老帥老總，有錯誤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個一個都要打倒，不是把矛頭實際上指向周恩來了麼？在我的影響下我們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這個觀點的。也不是說有多高的認識，就是沒有另一撥人那麼左。那個時候大家都要爭著當「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說成「保守派」時，我們自己都要申明我們是造反的。後來我們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說我們反謝富治。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組織就開始圍攻了，就這麼折騰，後來就開始武鬥了。
1967年，我父親寫了一封信，告發「中央文革」文藝組和戚本禹，說他們反對周總理，幹了很多壞事。我父親當時是徵求過我的意見的，我說不能寄給毛主席，那樣的話江青他們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給軍隊，我覺得軍隊可能不一樣，當時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軍隊「支左」卻經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們相對來說屬於保守一點的。所以他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沒想到葉群(林彪的妻子)把這封信給江青了，江青又把這封信給了戚本禹。
接到這信以後，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開會。江青講我父親：20年了，沒想到是個兩面派。她說，聽說鄭公盾這個人很壞，盡通過兩個兒子幹壞事。這些話他們都傳達了，當時消息都特別靈通。當天晚上我父親就被隔離了，關在現在《求是》雜誌那個紅樓，然後大概過了一天就轉進秦城監獄了。我哥哥當時在音樂學院當老師，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寧夏去了。我當時沒想跑，後來就被抓了。
我被隔離，關在一個小屋子裡，中央當時有一個「三辦」，來提審我，問我對謝富治怎麼看。那時候人都想要表現自己的英雄豪氣，根本不會轉而吹捧謝富治，我就說，謝富治不適合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然後又問我對戚本禹的看法，我說戚本禹更不適合。我說我是擁護林彪的，對江青我是尊重的。
後來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監獄，這裡又叫北京市模範監獄。在被抓之前，我去參加過一個「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紅衛兵代表的會議，江青主持。當時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話：不要以為軍隊在他們手裡，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軍隊都會跟毛主席的。我當時在會場覺得這裡頭不得了，軍隊不是在林副主席手裡麼？當時我就馬上閃出這麼個念頭：「中央文革」和軍隊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時我也有這個感覺，林彪和江青他們兩個不是很對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訴別人，當時我有一個女朋友，我就跟她說了這個想法。我被捕後，也要她交待問題，揭發我。她就說了。不得了，我這是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說是瞎編的，但是已經晚了。這個事他們一開始沒問我，到監獄裡頭才問我。我沒承認。後來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時候，她找過我一次，我們那時都結婚了，她說她一直很痛苦，看《天雲山傳奇》時，覺得裡面那個跟「右派」劃清界限的壞女人就是她。
在獄裡待了一年吧，監獄提審員告訴我，總理說了放我。好像當時周恩來說，我可以算是一個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來知道江青對我們家的評價。我們都是保周恩來的，他也肯定會知道。
耀邦同志非常重視 「不要交給任何人，因為中組部的情況現在很複雜」出獄以後先到學習班學習了一個月。從學習班回去的時候，學校還派小汽車來接我。學校都被軍管了，當時軍管第一把手的兒子還親自來見我，跟我說：現在中央有一個工作就是修楊守敬的歷史地圖，由你負責。參加的人有人民大學的戴逸、民族學院的費孝通等，都是原來被打倒的但是都很有名的專家學者。我當時還很奇怪，我那麼年輕怎麼叫我負責？我到現在還想不明白。我現在想很可能是周恩來的意思，因為我當時研究過中俄邊界關係，寫過《中俄經濟關係300年考察》。當時修這個歷史地圖也和「反修」有關係，包括中蘇邊界什麼的要通過地圖搞清楚。
但是沒有過多久又不讓我負責了，後來又不讓我參與了。後來我在湖北潛江的幹校裡被關了幾年。那裡比監獄裡還殘酷，自己單獨勞動，不能和別人一起勞動。而且還挨打，打得最厲害了。後來一直到幹校撤銷，才回到北京，名義上是回到學校，但還要接受隔離審查，因為還是「現行反革命」。
我父親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1975年5月)就已經獲釋了。當時有很多這樣的人。當時雖然沒有給他平反，但好像他的問題已解決了似的。我幾次要求軍代表給我解決問題。我說我父親都解決了，我的問題怎麼不解決？他就說：國民黨大人物是戰犯，後來都當政協委員了，但當過連長營長的小人物都被槍斃了，你就屬於小人物，不能因為你父親的問題解決了，你就希望你自己的問題能解決。他挖苦我。
我當時也是走投無路，怎麼辦？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1977年底(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很快名聲大噪。很多老幹部說，到中組部就像當年回到了延安一樣，中組部是幹部之家。
我不認識胡耀邦，但是我打聽到了一個中組部的總機電話。打過去，是一個女孩子接的。我說我找胡耀邦同志，她說你等一下，當時我的心就一下子跳了起來：哎呀，讓我等一下，那太好了！
過一會，她說耀邦同志剛出去開會去了，你找別人行不行？我說有誰能代表胡耀邦？她說副部長陳野蘋，我說可以。陳野蘋就來接電話。我說我是中央民族學院一個年輕的教師，我在「文革」中曾兩次被抓進監獄，現在這個「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還摘不掉，我就把反謝(富治)的情況簡單說一下。
陳野蘋說，你反映的情況非常重要，我一定轉告耀邦同志，你等著，我們要找你談話。過了幾天，突然間，民族學院就用高音喇叭廣播要我馬上到學校的黨委辦公室，我就去了，根本沒跟中組部這事聯繫起來。他們說中組部要找你，請你過去一下。
中組部辦公樓當時就在西單附近。有個局長跟我說，本來今天耀邦同志要見你，因為臨時有事，派我來見你。耀邦同志非常重視，你回去以後寫一個情況說明，特別是關於謝富治的情況，好好寫這個東西，一定要交給我，一定不要交給任何人，因為中組部的情況現在很複雜。他還告訴我，在胡耀邦之前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他的勢力還很大。我說好吧。我當然太高興了，我大概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寫了兩三千字，交給了這個人。
「純屬冤案，徹底平反」 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錯案裡，我在知識分子中是時間比較靠前的此後不久，有一天學校黨委辦公室通知說，公安部要找我。當時我聽到這個消息特別緊張，以為公安部又要把我抓進去了。當時我就跟我的老婆說，吉兇未卜。她說要陪我去。我說如果我進去一個小時還不出來，估計就是又被抓進去了。當時腦中老有不安全感。
她在公安部門口等著，我進去一看有十幾個老頭。沒想到他們一個個都跑過來跟我擁抱。他們說：你做得好，以後再遇到這樣的情況，你還要堅持原則。我說，以後再遇到這樣的事我就不幹了。他們說：這有什麼，我們都是被謝富治關進監獄的。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基本都是公安部下面的局長。然後他們就給我念我的平反書，說蓋公安部的章，以公安部的名義給我平反，這樣的規格是非常高的，和「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馮基平一樣。他們說我的專案組組長是當時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他親自主持。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受重視，或許和我反謝富治有關，另外這是胡耀邦親自過問的，當時公安部部長趙蒼璧也直接過問了這個事。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錯案裡，我在知識分子中是時間比較靠前的。那時候全國剛剛開始平反，包括我父親都還沒有被平反。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開始的。
平反的結論很好，大概是：鄭仲兵同志兩次被拘留審查，經查是由林彪(其實林彪和我沒關係)、「四人幫」及謝富治迫害所致，純屬冤案，徹底平反，材料銷毀，受株連者予以妥善解決。
後來不久，就開始審判「四人幫」、謝富治等人。在發給省軍級的材料裡面就有我給胡耀邦寫的材料作為附件，材料裡說，鄭仲兵同志是民族學院的青年教師，中共黨員，「文化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幫」迫害。
緊接著民族學院也給我平反了。不過那個結論寫得水平很低。說我反對林彪、江青，經查，查無實據。我說這什麼意思啊，如果有證據我就還是反革命嗎？
中宣部成思想解放之地 大家不願意找中組部談、不願意找「中辦」談，更願意找中宣部的人談話我被平反時，愛人在武漢藝術學院當老師，中組部同意把她調回了北京。還有許多部門想調我過去。中組部要調我到中組部，人民日報要我去人民日報，後來要恢復中宣部，也說讓我去中宣部。中央民族學院當時的院長是一個延安的老同志，他不同意我到人民日報，說那是是非之地，你別去。後來去中宣部，他覺得可以：你還是去吧，你這個人能夠團結人，有胸懷，到中宣部後多關心自己的學校。我就去了中宣部。
1979年初，那時候是胡耀邦當中宣部長。除了部長，整個中宣部只有一個局長，叫洪禹。其他都是幹事。我才30幾歲，算是年紀比較輕的。過了一段時間，我成了理論局學校教育處的處長。
當時中宣部還是非常難得的，因為胡耀邦當部長嘛。我覺得胡耀邦非常明智，當時大家對他印象非常好。當時我們到各地方去，人家對我們都特別信任，而且我們那時候作風也特別好。大家不願意找中組部談、不願意找「中辦」談，更願意找中宣部的人談話，因為覺得我們能理解他們。中宣部一周要開一次例會，有關無關的單位、中央各部委都擠破頭要來參加。因為當時各個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問題，都需要思想解放，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當時是主張要把中宣部變成一個思想建設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們當時的思想解放還能影響別人的思想解放。
我記得當時洪禹局長帶我們五個人到福建去，在廈門大學作報告，鼓動大家解放思想，受到師生特別熱烈的歡迎。當時福建省委書記叫廖志高，思想比較保守，他找我們談話。他說，包產到戶，一年行，兩年行，三年就不行，現在思想解放都把人搞亂了。他本來挺重視我們，說你們應該跟福建省的廳局級幹部作一次報告。後來聽說我們在廈門大學講這些話以後，就派他的秘書去通知我們說，北京來的同志你們太累了，回北京去休息吧。把我們趕走了。後來派項南去了福建，代替了廖志高。項南在福建就搞得非常好。
那時候還有很多人找胡耀邦，跟意識形態有關的領域，作家、還有各地方的一些教授，會找中宣部平反冤假錯案。我們有時要走出去給人家解決問題。但比較大的案子都得經過中央，我們也解決不了。比如說，我們到福建的時候，福建有建國前的地下黨組織在「文革」中被說成是特務組織，與內蒙古的「內人黨」案類似，很多人都被抓進去，在上世紀80年代初，還沒放出來。我們回北京以後，向胡耀邦報告，向中央報告。派項南去了福建以後，就全部都解決了。
1980年5月，我們去廣州小島賓館。那是軍隊很大的一個招待所。中央領導人去廣州，都住在那裡。當時招待所裡頭有個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女軍醫，一定要跟我悄悄說話。
她說你能見到胡耀邦嗎？我說可以啊。她說，如果你能見到胡耀邦，我就跟你說個情況，廣東有些高幹子弟住在小島賓館裡頭，用飛機搞一些走私活動。當時廣東有幾條渠道，是可以走私的。這些高幹子弟就把走私來的錄音機什麼的用飛機運到北京，比現在的走私和貪汙腐敗差遠了，就是小打小鬧。她說公安部門車開不進來，因為那是解放軍的管轄範圍，一到這裡就不讓進來。究竟怎麼解決？這些大案要案啊，牽涉高幹，後來胡耀邦也因為這個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歷史其實不是太難懂的 很多人年紀大了，現在不搶救一下是不行的1987年，我要求到《新觀察》雜誌去。我去了之後，因為我的關係，和很多老同志聯繫，準備搞一個新觀察基金會。首鋼、全國最大藥廠―――廣東白雲山製藥廠，這些國內大企業的領導，還有大邱莊的禹作敏、廣東蛇口工業區負責人袁庚這些人，都拉來當我們的理事。他們每個人給了十萬，當做我們的發展基金，差不多有100多萬吧，這在當時就很厲害了。這些錢用來做基金，另外還可以再給我們其他錢。
從《新觀察》退下來後，1990年，《人民日報》的總編輯、社長秦川，當時搞了一個雜誌叫《精品》，要我當主編，他當社長。《精品》有點像《新觀察》，社會性、歷史性比較強。當時我給刊物提出一個基本的編刊思想，就是每期都要有一個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主題。比如，我們第一期做廈門經濟改革，第二期做大上海的發展。那時候還沒有確定怎麼發展上海浦東，當時我們考慮了幾種發展方向，包括向蘇州發展。還做了一期中國農業問題。我當時還提出，刊物要辦得生動，要雅事俗說，俗事雅說。
項南當時已經到北京來了，擔任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會長。他很早就提出要解決中西部發展差距問題，所以就要成立一個中西部發展研究中心，專門研究中西部差距怎麼縮小的問題。在這之後多少年，中央才提出中西部發展戰略。我就參加了，擔任基金會下面的中西部發展研究中心的總幹事，後來項南下臺了，而且原來的中宣部副部長翟泰豐要我回作協工作，我就離開了。那大概是1995年左右。
《新觀察》在作協名下，我的人事關係本來就在作協，是司局級。我就到作協下的中華文學基金會擔任副理事長。中華文學基金會的名譽會長是巴金，但是巴金不管事。我起先挺認真在那裡做事，但其實沒給我什麼權。原來名下有幾個國字頭的企業，錢都糟蹋掉了。我在經濟上提了意見，他們不願意聽，那我也就沒興趣了。在那待了5年，我就申請退休了。
搞口述史是我離開基金會以後。一開始，我想搞中國十個思想家的評傳：杜潤生、李銳，于光遠……我當時覺得，很多人年紀大了，現在不搶救一下是不行的，所以要搞口述史。之前看胡適口述，我覺得這可以做，大概從2000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萌發了這個想法。開始到處和別人說，沒有什麼行動，包括丁東也是和我一起吃飯，他說鄭老師你想幹什麼，我說我想做口述史，我還給他們介紹了一下。後來，他們搞口述歷史，還邀我當他們的編委。但是實際上我沒有參加過一次他們的會。
後來有一個美國老闆支持我。但是我發現具體做事的那個人不大老實，老是和美國老闆說別人要錢。我怕扯不清楚，就不做了。後來有一個原來在中西部發展研究中心的年輕人，他做企業發了財，就說鄭老師你一年不就需要那麼點錢麼，我來幫你。他就成了我的搭檔，現在他生意也不做了，就提供資金支持，當我的助手，和另一個人一起編《往事》。
現在我主要就是做《往事》。主要就是想反映一點想法：對歷史，應該還原它真正的面貌。時至今日，應該怎樣解讀歷史？歷史其實不是太難懂的。
「中宣部一周要開一次例會，有關無關的單位、中央各部委都擠破頭要來參加。因為當時各個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問題，都需要思想解放，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當時是主張要把中宣部變成一個思想建設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們當時的思想解放還能影響別人的思想解放。」
1977年12月10日
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此後胡耀邦遵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率領組織部全體同志，打開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工作的局面。
1978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
1980年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其中宣部長一職由王任重接任。(記者 韓福東實習生陳雅婷）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