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面對疫情——資訊時代的共情問題
網際網路的發展以及社交平臺的出現，突破了人們的傳統交際圈，認同感的產生不再受人際關係限制，他人的情緒能夠通過網絡被認知，從而映射到自己身上，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共情」或者「同理心」。以微博、抖音等社交軟體為例，平臺設立了開放式的評論區，用戶可以自由發表想法和觀點並與其他用戶互動、交流，通過內容的分享能夠簡單地實現用戶間的情感共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共情不僅能在網絡中激發積極力量，也可能被利用從而產生不良影響，相關現象值得注意。
共情——為網絡帶來能量與溫度
「共情」的概念最早由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蘭塞姆·羅傑斯從治療心理疾病的角度提出，指的是個體準確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並在特定情景下做出準確情感反應的一種能力。詳細來說，共情包括認知共情和情緒共情，其中前者指的是在認知上對他人體驗的一種理解，包括目的、信仰等，能夠接受他人觀點，或者能將自己帶入到特定情景或人物中；後者指對他人情緒狀態的感受，是一種感情瞬時體驗，能夠以相同的情感做出反應。共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往往表現為另一個個體的感情會激起我們自身的感情，繼而讓我們在心裡重現他人的狀況，從而更好地理解他人。
毫無疑問，共情可以促進社會和諧。在此次疫情中，共情的作用也得到了極大的體現。一方面，共情心強調對他人狀況和情緒的關注，比如促使公眾將注意力聚焦對患者的安撫、對疑似病患的寬慰。一系列「加油武漢」的宣傳片、多位歌手為疫情精心製作歌曲和MV等報導多次登上微博熱搜，「隔離但不隔絕愛」等口號調動起公眾團結一心的情緒，對於受災群眾的關切、支持，甚至是焦慮，都能讓公眾感受到溫暖。共情使人們能夠理智對待疫情，理解他人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牴觸湖北人、武漢人，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
此外，共情還會促進網絡利他行為的發生，意味著個體在網絡環境中表現出來的有利於他人和社會的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報的自覺自愿行為。在疫情期間，有部分被感染的患者，由於醫療條件的限制無法得到及時診斷與治療，在網絡發布求助帖。廣大網民在收到相關信息後產生共情，積極奔走相告，聯繫救護車、媒體等，為患者儘快得到救治而努力。也有身在國外的遊客得知疫情消息後，組團運回幾十箱口罩。這種自願、基於信任與共情產生的利他行為，也為抗擊疫情增添一抹溫度。這樣的共情不僅停留在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層面，而是在情緒被調動後，由此開展實際行動，將共情化為幫助行為，為疫情防控奉獻自己的力量。
共情在網絡中的產生與感染，得益於資訊時代將人們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網際網路全民、共享、交互的特性，打破了空間距離，使公眾在面臨突發公共事件時不再能獨善其身。文字、圖片、短視頻、長視頻、虛擬實境，各種媒介都在促使受眾體會災難發生時帶來的特殊共情。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也使信息傳播速度加快，傳播範圍變廣，尤其是真實信息能夠即時迅速傳播，既可以阻礙謠言的產生與傳播，也可以減輕人們的信息焦慮，讓每個人都可以無時差地關注到具體信息，強化面對災難的共情，並將積極影響發揮到最大。
共情——是不是輿論騷動的因子？
然而，我們需要承認的是，不僅是積極的信息能帶來共情，負面或者消極的內容同樣能引發受眾共情。從新冠肺炎疫情開始，部分網民表現出過度焦慮的情緒。如果說口罩脫銷，一定程度上歸結於儲備和產能的問題，瘋搶雙黃連、酒精等醫療物資的現象，則很可能是由於對信息真假、科學性缺乏判斷能力，從而導致共情泛濫、過度緊張。網絡也曾有段子來調侃這種焦慮，「四肢酸痛是躺床上手機刷多了，口乾咳嗽也可能是瓜子乾貨吃多了」。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共情泛濫的存在，人們有時無法把其他人的狀態同自身分離開來，容易將別人和自己的痛苦混為一談。過分關注負面情緒，過度感同身受，從而背負過多的心理壓力。
首先，我們應當意識到媒體報導在新技術運用方面更加熟練、開放，其視覺傳播力大大增強，有利於通過直白、強烈的視覺體驗促進共情的產生。而為了獲得「體驗式」的、有「沉浸感」的新聞作品，多數媒體也選擇將共情貫穿於採編的過程。媒體的渲染，使得網民能夠很快對其產生情感反應，而較少地糾結其中的邏輯思考。例如媒體曾對女性醫護被集體剃成光頭的場面進行報導，新聞中還將剪下的髮辮進行特意展示，並給醫護掩面流淚等畫面特寫。通過媒體的渲染，觀眾產生了強烈共情，但是卻是憤怒與反感的負面基調，不僅破壞了媒體公信力，也不利於穩定社會輿論。
其次，網際網路作為一個言論廣場，具有很強的「廣場效應」，即處在網絡廣場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產生的互相感染的情景。資訊時代的虛擬性、交互性和開放性使同樣對疫情事件有求知慾的網民快速聚集在一起，人們很難保持自己強烈的自我意識，容易被其他消極、負面情緒影響，產生共鳴，形成網絡廣場效應。例如，疫情期間公眾把雙黃連當良藥，以「大家都買我也要買」的心態搶購，甚至連獸用雙黃連、雙黃蓮蓉月餅也銷售一空。幾乎是一夜之間，雙黃連脫銷的信息就在各個資訊平臺上散發，網際網路時代輿論風向變化迅速，任何信息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會引起人們的過度反應，更容易形成共情泛濫。
也有學者認為，網際網路使公眾正在失去共情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社會化，因為人的面對面交流對訓練共情能力很有必要。但網際網路的存在並不能對此起到補充作用，這就較好的說明了部分用戶表現出來的共情缺失。例如，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人民醫院工作人員曾利用工作便利，用手機拍攝新冠肺炎患者的姓名、家庭詳細住址、工作單位、行程軌跡等基本情況並公開散布，這樣的共情缺失，不僅造成相關人員高度恐慌，更嚴重影響患者的家庭安全。
除此之外，信息的泛濫、爆炸式增長，尤其是在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發生前後，會使受眾變得麻木。以新媒體為例，最近一段時間內微博熱搜幾乎全部是有關疫情的。雖然國難當頭，為疫情讓路理所應當，但當疫情信息泛濫，每一個患者變成冷冰冰的數字，帶給受眾的也會從最開始的衝擊、悲傷變成逃避，甚至漠然。面對疫情，究竟每個人每天需要多少關於疫情的信息？這恐怕是業界與學界應當思考的一個問題。
資訊時代，應倡導什麼樣的共情？
共情是人類的一種基本需求，合理地進行引導能夠形成強大的情感資源，並促成親社會行為和利他行為，成為傳遞真善美和減輕衝突的影響因素，相反，公眾的認知由於受到主觀判斷和刻板印象的影響，本身更偏向於相信那些更為負面的消息，如果任由網民的共情發展，其中的不安全感和情緒傳染會成為各類負面信息傳播的基礎。為了更好地引導公眾面對疫情、面對其他重大公共突發事件時產生的共情，需要各方聯動，共同應對。
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後最易產生與傳播謠言，政府應率先做到信息公開，避免公眾的共情被「帶節奏」的不法人士利用，也應該注重居民的心理健康，避免由於共情產生較大的心理負擔。疫情期間多地開設心理諮詢熱線電話，便是良好的措施之一，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及積極向上的態度，與共情和諧相處，不被負面情緒裹挾。
此外，面對災難，網民大多都依靠新聞報導產生共情，而新聞生產也離不開共情，作為一種隱性的「情緒傳播」，媒體不應簡單地訴諸情感，而是要持續增強內容深度，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內容、有溫度的新聞作品。公眾也應從自身出發，提升自己的認知能力，正確分別信息泛濫時代的各類消息，做到基於理性的共情。時代在數位化，但情感永遠不會。文字、圖像、視頻等媒介在數位化，但引發的共情不會。共情，是信息產生溫度的內在機制。做好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乃至日常網絡中的共情引導工作，意義重大。
（作者：人民網新媒體智庫 張力、辛藍霄）
(責編：翟晨曦、胡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