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日本NHK電視臺來到中國深圳，拍攝了一部引發熱議的紀錄片。
這部片子讓「三和青年」這個詞，第一次進入了公眾視線。
三和青年，指的是在深圳三和地區打工的一群人，他們不接長工，只做日結，領了工資就花掉，花完再接著打一天工，如此往復。其中境況最窘迫的，會被稱呼為「三和大神」。
「混過今天，不想明天」是他們的宗旨。
這些人看起來手腳健全，完全能夠自立，卻淪落到居無定所，甚至食不果腹的地步——他們究竟經歷了什麼？
今天書單君分享的這本《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答案。
作者林凱玄曾深入三和「臥底」180餘天，他通過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向我們揭示了「三和大神」的細微日常，以及背後「90後」和「00後」農民工的真實困境與精神狀況。
讀完這本書，書單君終於知道：新一代民工們紛紛奔赴的「黑色桃花源」，背後是怎樣的世界。
而這個世界揭開的殘酷真相，可能關乎我們共同生活的城市未來。
「做一休三」的生活
在亞洲進入「雙休制度」20多年後，日本一位85後青年提出了一個逆向概念——做二休五。
這個概念聽起來可太爽了，工作兩天平躺五天，簡直是上班族們的夢想。但三和青年卻比這走得更遠，他們甚至提出了「幹一天玩三天」的說法。
《豈不懷歸》裡，算了一筆帳：
2019年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是2200元，按照三和青年的日薪150元計算，其實他們工作15天就可以超過這個標準。
但三和市場的就業是買方市場，三和青年搶不到活兒幹，只能「做一休三」。而一旦接受「做一休三」，他們的收入就只能徘徊在生存線上。
在眾多已被生活打磨得略顯滄桑的三和青年中，身材矮小，面容稚嫩的「三和小鬼」顯得格外扎眼。他只有22歲，不願透露姓名，只說來自重慶。
「三和小鬼」自尊心極強，他的日常，就是堅決和最廉價的東西劃清界限。
在三和，「掛逼」是最高頻的一個詞彙：
「掛逼面」是5塊一碗，僅能果腹的麵條；「掛逼床位」指旅社最低廉的15元一晚的床位；「掛逼手機」指幾十元乃至幾元一部的拼裝手機……而遠離「掛逼」，是小鬼的原則。
對於「掛逼水」，他不僅不喝，別人塞給他，他還扔進垃圾桶。一位跟小鬼關係較好的青年說，哪怕一天只吃一頓飯，小鬼也堅持要吃稍微好一些的。這是他賴以和「三和大神」區分的標誌。
「三和大神」的名頭聽著厲害，其實意味著已經不怕「掛逼」，活得毫無臉面了。小鬼連洗澡洗衣服都是偷溜進旅社蹭水，即便如此，他也不願承認自己進入了「大神」的階段。
「三和小鬼」20出頭時來到這裡，在網吧「掛逼」通宵時身上財物被偷竊一空，包括身份證。
在陷入極端落魄之前，小鬼的人生已經相當坎坷。
作為一名曾經的留守兒童，他還有個弟弟，因此小小年紀就要兼顧學業和農活，最終因為無力應付，沒讀到高中就輟學進城務工。
談到校園時光，他卻沒有一絲眷戀。「沒有成就感」是他對學校生活的總結。剛到城市時，他跟隨父母和舅舅打工，在大人身上，他學會了簡單的建築裝修技術，同時，也學會了抽菸喝酒。
在三和，能滿足青年們的工作大致有三種：快遞、工地、保安。
其中，「三和小鬼」所掌握的，正是其中最吃香的，有一定技術要求又能獲得較高收入的工種——工地。
可惜，由於他的手藝是跟著舅舅半吊子學來的，實際操作中，常常量錯門窗的具體數據，造成嚴重的損失，長此以往，「高薪」的工作機會不再青睞他，他只能降低檔次，去做快遞。
做快遞的小鬼也是「劣跡斑斑」，他坦承，有些時候，他會偷快遞裡面的東西吃。
「只是些水果，當時就吃掉了。」他輕描淡寫地表述這些行為，神色的扭捏裡，是對自己飢餓到窘迫的事實的迴避。
靠著這些「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方式，「三和小鬼」裝作「體面」地做一休三，沒工作時就在座位已經「包漿」的網吧玩通宵……365天重複如同一天，睡大街、餓肚皮，喪失恥感地存活著。
日本青年在那本《做二休五》的「社畜自救寶典」裡提出：沒有錢就沒有自由，還有比這更不自由的嗎？
在三和，無論是小鬼還是大神，統統窮得叮噹響，他們確實過上了做一休三的日子，但這樣的「休閒」，真的自由嗎？
「你知道嗎，我的名下有1500萬。」
日本紀錄片的標題，雖然叫「三和人才市場」，但任誰都看得出，這裡沒有「人才」。
或許紀錄片的別名更適合三和群體：三和青春殘酷物語/深圳零工族實錄。
紀錄片中，曾有一位「三和大神」的話引起爭議：「你知道嗎，我的名下有1500萬人民幣。」
一句看似「露富」的話，背後牽扯出一條經濟詐騙式的產業鏈：做法人。
所謂「做法人」，即是要拿身家清白的三和青年的身份證，去註冊企業信息。
出於相對高額的金錢誘惑（一天300），很多不明就裡的青年，輕易就交出了身份證，之後名下就「多出了好幾家，看得見吃不著的公司和大量資產」。
可最終的陷阱往往是：既拿不到錢又拿不回身份證。
這些企業「成立」的目的就是經濟欺詐，三和青年成為詐騙集團利益鏈上的工具人，當這些公司「跑路」之後，所有的責任和風險，都由提供身份證的三和青年承擔。
《豈不懷歸》裡寫到一位「吹牛哥」，就是「做法人」這條灰色產業鏈上的受害者。
「吹牛哥」個子很高，卻有些駝背，人群裡看到他時，總覺得一雙眼睛在迷茫和尋找什麼之間游離。
他的確在「找東西」，他找的東西叫「希望」。
關於「希望」，「吹牛哥」曾得意地算過一筆帳：「一個月做法人賺3000，不用幹活。一年12個月在不同城市做法人，一年輕輕鬆鬆賺他個三萬多。」
美夢還沒編織太久，當初主動找到他做業務的人，已經「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而「吹牛哥」的口頭禪已經變成了：「等那個中介再露面，肯定打他一頓。」
潦倒的「吹牛哥」，也曾經是手握十幾萬的拆遷戶，但因為賭博惡習，十幾萬完全不夠揮霍。家裡沒了補償款，對他橫眉冷對，他自己也覺得沒面子，所以「流浪」到了三和。
最終，被騙光一切的「吹牛哥」，依舊對天上掉餡餅懷有幻想。他常覺得自己還有運氣「一次性中幾百萬彩票」，或者某天，真做成了「法人」，可以偷偷把公司的款項轉到自己帳上。
實際上，三和地區所謂的勞資糾紛，可能只是社會歧視和欺凌的另一種表現，「法人圈套」就是這種霸凌的具體體現。
三和青年這一類流動人口，就這樣在黑中介的盤剝欺騙中，淪為城市社會的底層。
豈不懷歸？
可是，回得去嗎
在談到《豈不懷歸》書名的由來時，作者說，這句來自詩經的話，其實叩問了兩代民工的心靈：
老一代民工追尋「葉落歸根」，新一代民工不願歸去。
再深挖一層：不願歸去家鄉的三和青年，想「歸去」哪裡？他們又能夠「歸去」哪裡？
從鄉村來到深圳的三和青年們，並不是「無家可歸」，可有青年說，接到父親打來電話，叮囑他注意安全好好工作，他的處理卻是直接關機。
這樣粗暴冷漠的「對抗」，讓普通人感到有些錯愕：這些青年到底是不想回家，還是無顏面對家人？
書中有個「廣西酒鬼」，已經三十七八歲了，和其他90後00後三和青年相比，可以說已經是「三和中年」。
成天醉醺醺，嘴裡不知所云的他，其實已經結過婚，還有一兒一女，自己本身是家裡的長子，他一手拉扯大的弟弟妹妹，如今就在深圳，甚至有體面的工作。
按說這樣的人生應該是「苦盡甘來」，但故事的另一面是：
他曾經因搶劫差點坐牢，家裡為了保他出來，花費了一大筆錢。伴隨名譽和錢財的失去，妻子不告而別，他只能獨自帶娃。但生活一天天壞下去，為了養孩子，只能離開老家，讓孩子變成留守兒童。
沒想到，進城務工的道路在剛來三和時就夢碎了，因為他被一個老鄉騙去錢財和身份證……
沒有一片雪花能造成雪崩，但所有的雪花累積起來，形成一個又一個雪球，當雪球們無情地從高空擊來，「廣西酒鬼」扛不住了，他躲進虛幻裡麻痺自己。
最終，他開始酗酒，並且覺得人生無望。出於面子，他不跟家裡說實情，也不向鄰近的弟弟妹妹伸手，就這樣得過且過地漂著。
還有因為皮膚病，被食品加工廠開除的「福建佬」，他原來也做過電工，但因為安全係數低、勞累程度高，最終選擇離開，流落到了三和……
這樣的例子，書裡還有很多，每一個流落街頭的「大神」背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他們本想做一個活生生的人，卻成了混吃等死的軀殼。
當夢被現實擊碎，當希望淪為絕望，「喪」是他們對世界的無聲反抗。
《我在底層的生活》一書的作者芭芭拉曾在給《女傭的故事》寫序時說道：「（女傭的世界）被短缺所統治。」
和「寄生」於僱主家的傭工一樣，三和青年們的生活。也接近一無所有，他們都近乎生存於某種懸崖邊上，在「日結」與「掛逼」中，維持著一種脆弱的平衡。
談到這群人，很多人的態度容易兩極化——單純的批判或者同情。
但現實比這個複雜的多，他們當初從農村來到城市，希望通過努力過上城市人的生活，但工廠的壓榨和中介的欺騙，讓他們「破罐破摔」，在三和這片「黑色桃花源」裡，醉生夢死，逃離現實生活……
三和青年的出路到底在哪裡？
或許他們當初逃走的校園，反而是現在最該回去的地方。沒有什麼救濟比「教育救濟」更有用，技術院校的知識，或者說就地培訓，才是對這些青年最有幫助的東西。
畢竟，只有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三和青年想追求的「自由」，才能真正被他們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