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鄰，中國、日本、韓國三國經貿關係密切，貿易依存度高，經濟互補性強。中國是日本和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國，日本和韓國分別是中國的第二大、第三大貿易夥伴國。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增長極，中國、日本、韓國都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擁護者和推動者，在維護多邊主義和反對保護主義等方面擁有共同的利益訴求。面對全球經貿體系和治理規則的新一輪調整，中日韓三國應樹立積極和包容的戰略思維，以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積極姿態融入經濟全球化，積極開展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使世界各國能夠有效利用包容性投資和貿易規則安排，促進經濟貿易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認為，近年來，中日韓FTA呈現出加速的可能性。在後疫情時代，中日韓三國面臨的穩定外貿外資、深化對外開放的需求將更加迫切，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如期籤署的基礎上，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進入提速關鍵期，三方應一鼓作氣，堅持多邊主義、反對保護主義，堅持自由貿易方向、堅持市場開放，加快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早日達成，引領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以區域經濟一體化增強供應鏈的韌性，積極維護世界自由貿易的秩序。
中日韓FTA談判進程還將面臨哪些阻力和挑戰？
1、中日韓FTA談判本身存在利益分歧點。中日韓FTA談判的分歧焦點在於中日韓三國追求的FTA的標準不一致，日韓期望更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尤其是日本希望以TPP（後來為CPTPP）高標準談判為參照，而中國期望漸進達成適用的亞洲標準；
2、中日韓三國仍面臨潛在的歷史安全問題糾葛。中日韓在FTA談判中尚面臨來自彼此歷史安全方面的幹擾，中日、日韓、中韓之間的政治隔閡仍未徹底消除，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日韓F TA談判的進程，甚至還會給三國的經濟合作帶來負面影響；
3、域外阻力因素對東亞經濟事務的長期幹擾。長期以來，美國通過政治、經濟等措施參與東亞事務，由於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和川普政府的雙邊談判策略，讓東亞經濟一體化建設面臨更為複雜的變數；
4、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影響日益加深。伴隨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增加，中日韓自由貿易面臨著保護主義的挑戰。倘若全球化遭遇更加嚴峻的挑戰，WTO等多邊貿易機制將面臨停擺，這將會給區域自由貿易帶來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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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日韓自由貿易發展進入新階段
近年來，中日韓之間雙邊經貿維持穩定關係，日韓對我國貿易依賴度高，三國都在堅持推行各自的自貿區戰略，在區域貿易及多邊貿易中保持密切合作，引領中日韓自貿區（FTA）談判進入新階段。2020年5月，我國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推動籤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中國與日韓雙邊貿易聯繫在逐步增強。據中國海關統計，2018年，中日、中韓雙邊經貿規模分別達到3276.6億美元和3134.3億美元，合計貿易額超過美國和東協，僅次於與歐盟的貿易額。受中美經貿摩擦影響，2019年中國與日韓的雙邊貿易額有所下降，卻仍接近6000億美元，雖然低於歐盟和東協兩大經濟體，但依然超過美國。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前5個月，中國與日韓合計貿易額達到2290億美元，與歐盟的2295億美元相當，超過美國同期水平。由此可見，在中美經貿摩擦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全球三大生產網絡（北美、歐洲、東亞）之間的貿易聯繫在減弱，而東亞經濟體內部的貿易聯繫在增強。
中日韓區域內貿易依賴度有所增加。中日韓三國在產業結構、消費市場和投資走向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同時擁有較強的產業互補性，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從貿易佔比看，中國與日韓雙邊貿易總額佔我國對外貿易額的比重與中美、中歐以及中國與東協大致相當，基本保持在14%～15%的水平。中日雙邊貿易額佔比從20世紀90年代的超過20%下降至2018年的7%左右（平均12.7%；中韓雙邊貿易額佔中國對外貿易額比重保持相對平穩，大致保持在6%～7%左右。如果今後中日韓三國達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對我國貿易的重要性還將進一步上升。
中日韓各自加快推動FTA戰略布局。相比於中國，日韓因國內資源有限，積極探索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尤其是韓國在籤訂雙邊、多邊FTA方面走在前列，近年日本在推進FTA戰略實施上取得顯著成效，中國也在穩步推進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
中日韓在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從合作實踐看，中日韓三國都強調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WTO） 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堅決支持自由貿易並反對保護主義，著力建設高水平的自貿區網絡，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日韓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安排有利於共同應對當前世界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接下來，中日韓三國除了積極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現代化改革外，加快推動2020年底如期籤署RCEP，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水平，納入高標準規則，打造「RCEP+」的中日韓FTA，努力在東亞經濟大循環中建立中日韓經濟小循環。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李克強總理通過網絡視頻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中方對於參加CPTPP持積極開放的態度。在此情形下，加快推動中日韓FTA建設既備受關注也相當緊迫。倘若儘快達成中日韓FTA，不僅將成為推動RCEP高標準發展和CPTPP擴容的重要機制安排，也可能助力RCEP與CPTPP這兩大區域經貿安排的有效銜接。
02
中日韓FTA談判進入提速關鍵期
早在2002年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上，中日韓FTA這一設想就被首次提出，此後許多研究表明，推進中日韓經濟一體化能更大程度發揮三國的產業互補性、更有效提升區域貿易投資水平，更廣泛地惠及三國人民。2012年11月20日，中日韓三國正式啟動FTA談判，截至2019年末，中日韓三方已經開展了16輪談判。中日韓FTA談判已取得積極進展。截至2019年底，中日韓FTA談判已經歷了16輪，其中大致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框架磋商階段
2013年3月～2014年12月
2013年3月，在韓國首爾啟動了中日韓FTA第一輪談判。此後，每年安排三輪次談判，三國在該階段提出各自相應的方案，但就貨物貿易等多個領域分歧點較多，歷經兩年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同期內，中國與韓國正在開展雙邊自貿區協定的談判，並於2014年底宣告中韓FTA談判結束，2015年6月1日中韓FTA正式籤訂。日本同期也開啟參與、優先開展美國主導的TPP談判，並對其傾注全力。
第二階段：談判僵局階段
2015年4月～2016年12月
2015年，中日韓三國FTA談判正常推進，三國輪流舉辦三輪次談判，同時增加了首席談判代表談判環節，但在2016年第十輪談判後陷入談判僵持階段，除在協定的範圍領域達成一致外，受外部因素影響，三國輪流的談判沒有持續下去。
第三階段：重啟談判階段
2017年1月～2018年3月
2017年以來，中日韓三國重啟前期有所中斷的FTA談判，並在第十一輪談判中對FTA的內容達成一致。隨後第十二輪談判增加對涉及電信、金融服務、自然人移動、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等內容。
2018年3月23日，中日韓自貿區第十三輪談判首席談判代表會議決定，儘快完成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對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實現東亞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階段：重返快軌道階段
2018年5月至今
2018年5月9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重申，進一步加速中日韓FTA談判，引領推動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
2019年4月12日，作為三方達成全面提速談判共識後的首輪談判，中日韓FTA第十五輪談判首席談判代表會議期望進一步提高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水平，納入高標準規則，打造「RCEP+」的自貿協定。
同年12月24日，在中國成都舉行的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上，中日韓領導人再次表態支持自由貿易並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中日韓FTA談判達成的條件愈加成熟。無論如何，加快推進中日韓FTA及區域經濟一體化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日韓三國均已充分認識到FTA建設的關鍵性和重要性，致力於儘早達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並具有獨特價值的自貿協定。近年來，中日韓FTA呈現出加速的可能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過後，中日韓三國面臨的穩定外貿外資、深化對外開放的需求將更加迫切，在RCEP如期籤署的基礎上，加快推動中日韓FTA高水平發展成為重要選項。如今，中日韓FTA加速談判的條件成熟度越來越高。如果中日韓FTA能夠及時談成籤署，將為中日韓帶來巨大紅利：
1.中日韓經濟上的共同利益融合訴求越來越多。相較於北美、歐洲兩大經濟圈，東亞經濟圈缺少大規模、制度化的區域一體化機制。中日韓三國GDP合計已經超過歐盟，僅次於北美自貿區，但經濟一體化程度卻落後於歐盟和北美。中日韓三國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更是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在產業發展上有競爭的一面，也有開展協調合作的新空間。為了確保三國競爭有益無害，需要中日韓開展貿易、投資、產業、金融等多領域同向良性競爭。倘若採取便利化的機制性安排，消除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將有助於發揮三國之間的互補性，促進區域內各類資源合理配置，提高彼此的生產效率，最終實現經濟融合，有助於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
2.RCEP談判已達成共識為FTA談判提供了正能量。東協將推動籤署RCEP當作十分重要的目標，爭取2020年6月前完成RCEP法律文本審核，11月前完成國內審批程序。中國政府也期望RCEP於2020年底如期籤署生效。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與RCEP其他成員國經濟增長壓力較大，為儘快穩定外貿，中國已提出要更大力度推動改革開放，採取更有利措施，加快推進雙邊和多邊自貿協定談判，包括加快推進中日韓FTA談判，加大中國—海合會自貿協定談判力度，積極推進與以色列、挪威、斯裡蘭卡等的自貿協定談判和與韓國、秘魯等的升級談判，等等。
3.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選擇。受中美經貿摩擦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在加速調整，本地化和區域化傾向相當明顯，即基於距離的供應鏈資源配置成為新的發展趨勢。2017年，美國退出TPP及其開啟的「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降低了東亞地區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也促使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的經貿規則讓位於區域內的貿易安排轉移，而作為近鄰的中日韓三國在堅持自由貿易的前提下加快尋求區域內的貿易自由機制安排。美國退出TPP後留下的亞太地區多邊貿易真空，可能會讓日韓兩國把更多精力放在三國FTA談判中來。倘若中日韓三國齊心協力推動中日韓FTA談判，以RCEP為基礎的中日韓FTA終將會加快籤署生效。
中日韓FTA進程仍存不可忽視的挑戰。現實情況是，中日韓FTA談判雖有所提速，但尚未出現實質性進展。一方面，中日韓FTA談判仍需在某些分歧領域達成共識，同時也面臨複雜的內外因素的幹擾，既有三國歷史、政治、安全等問題制約，也有美國幹擾、半島局勢、貿易保護主義等外部因素的阻力：
1.中日韓FTA談判本身存在利益分歧點。中日韓FTA談判的分歧焦點在於中日韓三國追求的FTA的標準不一致，日韓期望更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尤其是日本希望以TPP（後來為CPTPP）高標準談判為參照，而中國期望漸進達成適用的亞洲標準。比如，在農產品市場開放方面，日韓兩國對農業保護程度很高，日韓也是食品、農產品價格最高的國家之一，開放難度較大；而中國是農產品出口大國，願意開放農產品市場。在日本已生效的大多數FTA中，約一半的農產品都被列為例外處理或再協商。究其原因在於中日韓三國對各自利益訴求存有差異，包括來自國內幼稚產業（Infant Industry） 保護的壓力，各主管部門協調的難度以及區域主導權的較量。
2.中日韓三國仍面臨潛在的歷史安全問題糾葛。中日韓在FTA談判中尚面臨來自彼此歷史安全方面的幹擾。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安倍政府並未作出深刻的反省，日本國內右翼政客散布「中國威脅論」，在國際社會上不斷拉攏其他國家給中國製造麻煩，造成中日關係、韓日關係陷入低潮。中日、日韓、中韓之間的政治隔閡仍未徹底消除，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日韓F TA談判的進程，甚至還會給三國的經濟合作帶來負面影響。
3.域外阻力因素對東亞經濟事務的長期幹擾。長期以來，美國通過政治、經濟等措施參與東亞事務。特別是美國不希望存在一個將其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存在。在中日韓FTA談判期間，美國歐巴馬政府通過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和推動TPP，拉攏日韓盟國，擬通過TPP全面介入並試圖主導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進而阻撓中日韓FTA的談判。川普政府的雙邊談判策略讓東亞經濟一體化建設面臨更為複雜的變數。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美國的影響仍在，美朝、日朝、朝韓關係仍存諸多未解課題。出於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日韓將會屈從於美國的政治壓力，很難真正維持對華的政經背離的狀態。由於東北亞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和美國因素的介入，中日韓三國關係將更加複雜多變。
4.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影響日益加深。伴隨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增加，中日韓自由貿易面臨著保護主義的挑戰。美國各種「退群」行為引發全球貿易合作機制的轉變，川普政府注重用雙邊談判取代多邊，並重新啟動了美韓、美日、美歐及美中的雙邊經貿談判。倘若全球化遭遇更加嚴峻的挑戰，WTO等多邊貿易機制將面臨停擺，特別是在美國領導力缺位的情況下，WTO的現代化改革利益訴求不一，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更難拆除，世界貿易也很難走出持續低迷的狀況，這將會給區域自由貿易帶來陰影。
中美經貿摩擦給中日韓經濟合作帶來負面衝擊，疫情影響下美國的內傾化更趨嚴重，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加大，而這種競爭已不是在國際規則和準則下的良性競爭。如果貿易保護主義得不到遏制，全球貿易增速可能繼續放緩，全球投資和生產增速將會隨之下降。中美經貿摩擦疊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給以東亞為主要生產基地的亞洲供應鏈帶來較大衝擊，正在破壞東亞產業鏈供應鏈的總體布局。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形勢複雜嚴峻的背景下，許多跨國公司表示，將被迫推遲投資計劃，以規避貿易摩擦的風險。
03
中日韓自由貿易發展的預期前景
近期看，特別是受疫情影響，2020年底RCEP如期籤署生效可能性加大。隨著RCEP籤署生效在望，中日韓FTA談判進入快車道。但受限於非經濟因素阻力，三國FTA談判早日達成的前景並不樂觀。
在RCEP基礎上加速中日韓FTA談判。從當前形勢看，伴隨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衝擊，中日韓三國亟需抱團取暖，通過加快消除貿易壁壘、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最大程度減少疫情給經貿合作帶來的影響。
1.中日韓三國均有意願加快FTA談判進程。從當前談判進程看，中日韓FTA談判已提速，三方談判意願有所加強。2019年11月底，中日韓FTA談判已經談到第十六輪次，在協定範圍領域等方面已經達成一致意見。在此談判的基礎上，中日韓三國仍可繼續就分歧領域加快談判進程，包括加快推動新一輪的首席談判代表磋商，發揮中日韓領導人峰會和中日韓FTA貿易部長會議的主推作用，最大限度克服三國在敏感領域的爭執，以更積極的姿態爭取最好的結果。2020年3月初，中國商務部表示將繼續用好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會議及經濟高官會議機制，積極推動三國間和區域內的全方位經貿合作，充分發揮三國產業互補性，提升貿易投資合作水平，拓展務實合作領域，共同推動RCEP協定如期籤署生效，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
2.打造「RCEP＋」的高水平中日韓FTA。目前來看，RCEP談判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各國期望在2020年底如期籤署生效。在此情形下，RCEP談判的成果可為中日韓FTA談判所借鑑，倘若如期籤署生效，則會對中日韓FTA談判形成鞭策和激勵。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中日韓三國將會在共同參與的RCEP協定的基礎上探討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全面提速事宜，並希望納入高標準規則，打造「RCEP+」自貿協定。目前，中日韓三國正在加快推動三國在RCEP的基礎上開展對話與協商，加強政策溝通，尋找合作平衡點，進一步深化三國FTA談判內容，進一步為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提供堅實基礎。
中日韓FTA談判達成預期漸趨明朗。從當前談判進程看，中日韓FTA很難在2020年如願達成。應加快推動RCEP如期籤署，在此基礎上探討將中日韓FTA納入高標準，而圍繞高標準中日韓FTA還需進一步磋商。因此，筆者對中日韓FTA的談判前景持謹慎樂觀態度。
爭取2022年之前達成高水平FTA。隨著中日、中韓關係得到改善和恢復正常化，更加具備FTA談判再提速的有利條件。2022年是中日韓FTA談判啟動20周年，爭取在2022年舉辦北京冬奧會之前達成高水平的FTA。目前談判的焦點在於通過「RCEP+」尋求更高標準的中日韓FTA。關鍵是這一高標準可能會介於RCEP和CPTPP的標準規則之間，涉及到的高標準可能會是三國分歧較大的標準，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國有企業定義、勞工環境標準等。
受印度等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影響，談成高水平RCEP的可能性不大，相比之下，中日韓FTA可以談成較高水平，如在關稅減讓、非傳統題、服務貿易開放等方面的標準和水平可能要高於RCEP。相比於RCEP覆蓋範圍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具備追求達成高水平貿易投資協定的前提條件，不應再堅持漸進的低水平貿易投資談判策略。
疫情對中日韓促進自由貿易造成短期衝擊。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雖在短期內對中國與日韓的合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擾，但也同時倒逼合作，使得三國深化經貿合作來對衝疫情對經濟的不利影響的需求更為迫切。如果疫情在短時間內得不到有效控制，出口商的大量包裹將可能被拒收，訂單流失情況更趨嚴重，倘若日韓海關加大對中國商品的清關限制，也將給中國的外貿企業帶來致命打擊。近期，中國財政部、海關總署和稅務總局聯合發布公告，實行更優惠的進口稅收政策，進一步降低疫情對外貿企業的負面衝擊。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亞洲逐漸緩和，中韓兩國開闢了「快捷通道」，讓商務、技術等人員順利往來。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中日韓將繼續加強經貿協調，消除疫情防控帶來的種種壁壘，採取有力措施，推進貨物和服務通關便利化、貿易自由化和人員自由流動。
中日韓FTA談判形勢正變得更加明朗化。一旦RCEP如期籤署生效，中日韓FTA談判的形勢將更加明朗。RCEP參與方裡，中、韓、澳、新和東協之間的FTA已基本籤署，日本和印度在RCEP談判上的態度大抵決定該協定是否能夠順利籤署生效。日本政府有加快推進中日韓FTA的意願，但CPTPP達成後對高標準協議的執著追求，也可能會令這一多邊經貿協定談判進展受到影響。若能促成中日聯合積極推動中日韓FTA談判，預計中日韓FTA儘早達成的機率將大大增加。
04
我國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的思路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把推進中日韓FTA戰略作為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支點。加快推進中日韓FTA談判進程順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演變趨向，也體現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在後疫情時代，應該更加重視保持中日韓經貿順暢，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談判，提高區域經濟合作水平。我國推進自由貿易和供應鏈開放的基本思路是，以構建周邊自貿區網絡為重點，審時度勢，克服困難，採取有效措施鞏固和擴大與周邊國家的利益訴求共同點，抑制消極面，圍繞中日韓FTA談判重點加大製成品關稅減讓力度力促服務貿易、環境、智慧財產權等領域條款談判的達成。RCEP談判中強調高水平貿易便利化、電子商務、中小企業等領域的條款，中日韓FTA應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相關高標準適應性。
搭建高標準FTA的利益訴求溝通機制。藉助東協「10+3」「10+6」等區域合作平臺，搭建高標準FTA的利益訴求溝通機制，加強在深化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在雙向投資、電子商務、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部分領域可以嘗試納入高標準的內容，但不一味追求所有領域的高標準，在各領域可採取模塊組合的方式形成包含最大共識的標準，既為推進中韓FTA升級和中日韓FTA高水平的達成提供制度基礎，也為形成高標準的亞洲區域性貿易投資機制樹立典範。
有效管控分歧排除域外勢力幹擾。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機制化安排可能會遭遇很多難題，這一定程度上與域外勢力的介入有關，包括中美關係「脫鉤」傾向下域內國家選邊站隊問題。我國應以區域大國的姿態在不損害主權利益的情況下，有效管控在歷史認知、領土爭端等問題上的衝突和矛盾，創造合作的條件，尋找利益交匯點，引導日韓等周邊國家轉變思維，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比如，抓住中日韓籤訂投資協定帶來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把握日韓經濟上追求對華深度合作的利益訴求，推進中日韓三國的供應鏈互聯互通，籤署高標準的區域貿易安排，構建以周邊為依託的更大範圍的FTA網絡。在經濟利益密切關聯的基礎上，支持日韓等國繼續充當擴大自由貿易的「旗手」，推進經濟領域的合作磋商，引導開展對華籤署FTA或EPA的競賽。
積極發揮中日韓首腦峰會的積極助推作用。積極落實G20峰會和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達成的各項共識基礎上，加快引導中日韓三國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日方把改善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意願更多落實到政策和行動當中，重信守諾，按規矩辦事，維護好政治基礎。中日韓三國都應積極恢復中日韓高層交往並開展機制性交流，將推動中日韓FTA的議題納入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之中，同時藉助這一平臺，實現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定期密切交流，把中日韓經貿合作做實做深，在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打造兼容性更強的高標準中日韓FTA。遵照最大公約數的原則，加快達成介於現階段適用標準的RCEP和高標準CPTPP之間的中日韓FTA標準。借鑑當年中國加入WTO和日歐籤訂的框架性EPA的做法，在敏感領域劃定相應過渡期，也可採取漸進更新的辦法，事先設定例外條款，待條件成熟後再逐步升級某些規則，讓中日韓FTA達到具有區域特色的高標準。針對中日韓FTA域內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還可量身定做與之相適用的貿易投資規則模塊，待其進入發展的高級階段，再升級到更加適用的高標準規則。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9月（下）（微信有刪節）
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劉向東
原文責編：郭丹
新媒體責編：張捷
視覺：王洋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