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針對疫情，藝術家不一定當下就要創作出打動人或者震撼人的藝術作品，但是這段時間的生命感受一定會在未來的某一個階段滲透、釋放出來。
近日，我們邀請到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邵亦楊從藝術史出發，為大家解讀幾件反映歷史社會瘟疫和病痛的經典藝術作品。希望大家在藝術作品中讀懂現在。
邵亦楊
人們通常以為藝術中描繪疾病、死亡和創痛是消極的，不如表現治病救人的題材積極向上。然而，這些作品用「失去」來反襯「擁有」，不僅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對生活的熱愛和生命的激情，而且能夠揭示問題的癥結所在，更具有現實意義。藝術原本就是藥！
人類的文明史一直是正邪較量、螺旋式攀升的歷史。儘管戰爭與瘟疫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節點的波瀾，但對於處在當時社會的人類來說，就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抗爭史。
瘟疫比戰爭更可怕的是，它看不見摸不著，身在其中的人們處於不自知的恐慌中。從古至今，許許多多藝術作品讓我們看到：無論是神聖權力，還是道德說教，都不是解決瘟疫的真正方式，只有公開信息、揭露真相、找到問題的源頭，我們才有可能抵抗各種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
01
宗教畫裡的瘟疫和死亡
在歐洲宗教畫中，瘟疫、死亡是常見題材，特別是1477 - 1479年義大利黑死病流行之後。在有關死亡的題材中，老勃魯蓋爾的描繪最令人震撼。
老勃魯蓋爾《死亡的勝利》 1562年
歡宴被打破 / 勃魯蓋爾《死神的勝利》細節
死神收割了權力與財富 / 《死神的勝利》細節
港口荒蕪，喪鐘敲響 / 勃魯蓋爾《死神的勝利》細節
這是一個描繪世界末日、觸目驚心的景象：「異鬼」來臨了，死神騎著紅馬揮動鐮刀，率領骷髏大軍收割活人，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勞，人們逃向一個巨大的棺材，還以為是諾亞之舟。地獄之火熊熊燃燒，土地焦黃、草木枯萎，而宗教許諾的拯救和復活卻不見蹤影。
在基督教絕對統治的時代，弗蘭德斯的老勃魯蓋爾這幅畫實在是一幅令人震驚的「當代藝術」。面對瘟疫無能為力的神職人員，人民逐漸動搖了對「上帝」的信仰。
丁託列託《聖洛克治癒瘟疫病人》 1549年
在十四、十五世紀，鼠疫在威尼斯這樣的港口城市經常出現。為了應對疫情，威尼斯政府在1470年左右建造了隔離醫院。義大利藝術家丁託列託畫的就是這座醫院裡的場景。畫面中，當聖洛克的手觸摸到病人時，奇蹟出現——病人身體的腫塊消失了。
從這幅畫裡，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集體的痛苦體驗，這種痛苦超越了個體和疾病，令人看到人類的共性：在死亡面前肉體如此脆弱，而相互關愛才是生存之道。
魯本斯《聖方濟各·澤維爾的奇蹟》1617- 1618年
畫面中的聖方濟各·澤維爾左手指向天堂，右手擺出古羅馬將軍召喚軍隊的姿態。他一邊在召喚天使們摧毀一座「邪教」偶像，一邊救助病人，甚至使人起死回生。
17世紀，正是新、舊宗教勢力鬥爭的高潮，魯本斯用典型的巴洛克手法，為天主教會創作了一幅具有「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的作品，光明的救世主必將戰勝黑暗勢力。
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 1630年
1630年，法國藝術家普桑創作了《阿什杜德的瘟疫》，普桑用理性、精準的藝術風格描繪了恐怖、混亂的場景：小孩在死亡的母親身上尋找奶頭、街上的老鼠四處逃竄、驚慌失措的人穿過死者試圖逃亡。
儘管畫家描繪的是聖經裡的故事，但是沒法不令人想起當時正在發生的歐洲「30年戰爭」和隨之而來的瘟疫。
戈雅 《瘟疫病院》 1798-1800 年
西班牙藝術家戈雅畫過瘟疫，他畫的瘟疫病院與監獄、瘋人院很相似。顯然，他敏感地把瘟疫與人為的災難和瘋狂聯繫在一起。
黑死病時燒死猶太人 1493年
在西方歷史上，瘟疫流行時，社會中並沒有真正的解藥，宗教裁判所這種組織機構不僅要樹立治病救人的「聖人」形象，還要找到傳播瘟疫的「邪惡」一方。他們通常認為外鄉人、異教徒、乞丐和妓女傳播了瘟疫，猶太人更是經常被當作「萬惡之源」。一幅1493年的版畫就描繪了猶太人被燒死的場面。
TIPS：十五世紀晚期，瀰漫歐洲的黑死病造成了2500萬人口的死亡。黑死病俗稱鼠疫，通常以老鼠大量死亡為前兆，但源頭並非老鼠，而是跳蚤，細菌從跳蚤身上傳到老鼠再傳染給人類。但是，打蒼蠅、捉跳蚤、消滅老鼠和各種除害蟲的所謂衛生運動，仍然不能控制流行性瘟疫。事實上，下水道失修導致水源汙染以及戰爭、災荒和政治內鬥引發的衛生失控才是瘟疫流行的根本原因。
直到19世紀末，現代醫藥的發明，衛生常識的普及，普通人的生存條件得到改善，黑死病等大規模瘟疫才逐漸消失。
02
現代藝術中的疾病和傷痛
20世紀以來，儘管大規模瘟疫減少，戰爭與新的不治之症依然不斷出現。許多藝術家描繪親身經歷的疾病、死亡和痛苦。
蒙克《病孩》1885 年
挪威畫家蒙克創作了一系列油畫、版畫來描繪疾病和失去親人的痛苦。這幅作品描繪了他的15歲姐姐蘇菲(Sophie)身患肺結核，奄奄一息的情景。這幅畫也是蒙克與印象主義決裂的一次嘗試。
從這幅畫裡，可以看到當時肺結核的致命殺傷力。而治療肺結核的抗生素藥物直到20世紀40年代才出現 。
草間彌生《我的花壇》1962 年
1962年，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用醫用紗布製作了一個受傷的現場，直接表現傷痛。這些像水墨畫一樣暈染的紗布看上去像是被絞肉機切割的肉。
這件藝術裝置創作于越戰期間，不僅具有女性主義的隱喻，而且是一個強烈的反戰宣言。
凱斯·哈林《無知=恐懼》1989年
愛滋病是現代社會出現的最可怕的不治之症之一。在20世紀70、80年代的高峰期，美國右翼曾把它當作「上帝對同性戀的懲罰」。而事實上，同性戀並非導致疾病的源頭，恰恰因為「同志們」缺少社會保護和平等權益，才更容易被傳染。
凱斯·哈林用這幅畫明確地提出了反愛滋、反對歧視同性戀的口號：「無知=害怕，沉默=死亡，行動起來反抗愛滋病」。
03
藝術原本就是藥
人們通常以為藝術中描繪疾病、死亡和創痛是消極的，不如表現治病救人的題材積極向上。然而，這些作品用「失去」來反襯「擁有」，不僅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對生活的熱愛和生命的激情，而且能夠揭示問題的癥結所在，更具有現實意義。藝術原本就是藥。
達米安·赫斯特《藥》 1997-2003年
從1997年到2003年，英國當代藝術家達米安·赫斯特創作了一系列有關藥房和藥丸的作品。在各種膠丸、藥片和小藥瓶旁邊，他用聖經人物、主題或是人們的願望作為標題，諷刺了人類的各種迷信和迷戀。其實，無論有多少種新藥發明，生與死從未遠離，最難治的還是人們的心病。
徐冰《空氣的記憶》2003年
2003年4月29日，在非典疫情的關鍵時候，徐冰把北京街頭的空氣封存在一個玻璃瓶裡。它看上去輕盈、易碎而又危險，像是一個醫用輸液瓶，又像是一個傳遞信息的漂流瓶 。
面對疫情，個人和社會都應該做深刻反省，回顧歷史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徐冰的作品就是藝術家邀請觀眾進行反省的一次機會。
然而不到20年，相似的情況又出現了。歷史如何不再重演，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反省嗎？
出品人 / 馬繼東
主編 / 尹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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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伊墨
撰文 / 邵亦楊
編輯 / 阿爽
實習設計 / 李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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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策劃 / 劉霞
特約撰稿 / 黃梅（歐洲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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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 舒劍
首席運營/ 李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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