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走的路子，在中國始終是走不通的，他死或者不死，都沒有能力改變軍閥混戰的本質。
民國雖然成立了，但民主的思想在這片長達兩千年帝制上毫無根基，依託看起來美好的責任內閣制，就想要從北洋政府手中奪權，並且完成國家體制的重建，這太過理想化了。
宋教仁準備進京時，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實現，使得責任內閣成為現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中國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是在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打擊壓迫的夾縫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十分軟弱無力。
袁世凱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專事破壞責任內閣制，順利登上大總統寶座，又改造「約法」，解散國會，最後乾脆宣布恢復帝制。這使得宋教仁倡導的責任內閣制最終成為鏡中月水中花。
政體形式說到底是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反映，它的實施不是憑藉善良的願望，而是憑藉實力與鬥爭。責任內閣制必須以實力作後盾，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力量弱小，且本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千年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根本難以在與守舊勢力較量中佔據上風，自然就不能鞏固和挽救資產階級共和國。
從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來看，中國還不具備建立資產階級責任內閣制的基本條件。因此，其責任內閣制不能實現有其歷史必然性。
宋教仁的內閣制與袁世凱的總統制之間的鬥爭，並不是資產階級專政性質下的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簡單的政體之爭，其實質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爭奪在中國的統治權的一場嚴峻的政體之爭。
首先，袁世凱已經獲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
僅1912年上半年帝國主義就墊付了大量資金給袁世凱「應急」，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袁世凱所代表的舊時代封建階級決定了他要作皇帝。他用政治和經濟壓力解放革命軍隊，用賣國借款籌備反撲革命的資金；還收編前清地方武裝進一步擴大北洋實力，同時，豢養御用黨為他搖旗吶喊。
相反，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卻放棄了民眾，放棄了武裝軍隊。他們手裡的武器只有一樣，就是責任內閣制，力量懸殊顯而易見。當矛盾激化時，國民黨根本無力招架。
其次，政黨內閣制的實現還需要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在中國經濟社會中，佔據優勢地位的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地方性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
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並願意為之奮鬥的資產積極及其知識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傳統長期薰陶的農民。
如果說在辛亥革命爆發時，資產積極與農民尚且具有共同的政治要求——推翻清王朝，在這一目標實現後，資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也就失去了基礎。加之文化知識、輿論宣傳，通訊設施的嚴重落後，農民渴望聖明君主和平盛世的觀念並沒有根本改變。宋教仁的競選演講也只能在武漢等幾個大城市進行，其影響力與號召力極為有限。
最後，革命黨內部意見分歧，有利於袁世凱而不利於革命。
武昌起義後，雖然迅速得到舉國響應，但是革命陣營成分複雜，步調並不一致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混入革命內部的立憲黨人就提出袁世凱如果不抗拒革命，「將來大功告成」即擁戴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大多數革命黨人亦隨聲附和。
黃興也是其中一個，當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時，他立即拿出漢口都督決議對孫中山說：「毋使我輩負諾」。敦促孫中山「致電袁世凱，宣布此意」。
汪精衛則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凱「項城雄視天下，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而對孫中山卻進行諷刺打擊，指責他「有權利思想」。
同盟會意見分歧，大多數領袖人物主張擁護袁世凱，反對孫中山，使資產階級革命派處於極不利的地位。袁世凱「竭誠擁護共和」，不是要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國民政府大權，最後達到吃掉它摧毀它的目的。
袁世凱奪取民國臨時大總統高位後，總是竭力維護封建主義的舊秩序，敵視共和制度。這就決定了宋教仁開展責任內閣制活動必然失敗的歷史命運。
綜上所述，宋教仁是一個太過於理想化的政治家，他政治理論雖然紮實，但卻不善於政治鬥爭，並不是每一個政治家都是宋教仁，都能夠在「約法」的框架下規規矩矩的以政黨政治來決定未來的政治走向。
事實上，宋教仁之後，還出過許許多多的「宋教仁」，兩黨之內都湧現過很多如他這般注重理論，卻忽視當時中國社會本質現實的革命者，為此，也使得中國革命事業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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