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沃爾夫宣稱他信仰基督教，但許多德國人仍認為他的哲學思想異端到極為危險的地步。哈勒大學有些教授向腓特烈·威廉一世警告說，若接受沃爾夫的決定論，則任何逃兵都不得加以處罰，而國家整個體制必然崩潰。嚇壞了的國王命令這位哲學家在48小時內離開普魯士，否則「當場格殺。他逃往馬堡的大學，該校的學生尊他為理性的使徒與「殉道者」。在16年中（121-1737年），共有200多本書刊和小冊子發行，其中有攻擊他的，也有為他辯護的。腓特烈大帝登基後頒布的第一批政令中（1740年），就有一項熱忱地邀請這位被放逐者回普魯士和哈勒大學執教。沃爾夫應邀返國，1743年被任命為該校校長年老後，他更加保持正統思想，去世時（1754年）已充滿正統基督徒的虔誠。
他的影響遠比我們從他現世微不足道的名望所判斷的大得多。法國授予他科學院的榮譽會員稱號，聖彼得堡的帝國學術院尊他為名譽教授，英國人和義大利人熱心地翻譯他的作品，那不勒斯的國王指定沃爾夫的理論為該國各大學的必修科目。年青一代的德國人稱他為「聖人」，認為他已教導德國人如何思考。老式學院派的教學法衰落，學術自由增加了。馬丁·克努岑（Martin Knutzen）把沃爾夫的哲學帶到哥尼斯堡大學，並在該校教授康德。
科學和哲學的發展，及對《聖經》研究醒悟的結果，在減弱宗教對德國人的影響方面具有強有力的現世化力量。由英國移譯過來，加上英國與漢諾瓦的聯繫後傳入的自然神教思想，雖然在上層社會中流傳甚廣，但其效力若拿來和教會一天主教和清教臣服於國家之下的結果相比，則又相去甚遠。宗教改革一度強化了宗教信仰，然而「三十年戰爭」又將之傷害。如今，由於教會向統治的諸王子屈服，被剝奪了使其權力神聖化的那種神聖的氣氛。教會職位已由王子或當地封建地主任命。如同在英國一樣，德國的權貴也認為宗教是政治和社會形式之一。路德派和加爾文派的教會都失去地位，天主教則逐漸抬頭。薩克森、符騰堡、黑塞等清教徒邦國，在這個時期都由天主教徒統治，而不可知論者腓特烈還要安撫天主教的西裡西亞。
清教徒世界裡宗教運動只獲得一次極大的發展—一摩拉維亞兄弟會。1722年，該會有些會員在摩拉維亞受到迫害，於是移居薩克森，並在琴岑道爾夫公爵的地產中找到庇護所。這位年輕的公爵本人是「虔信派」的虔誠信徒，他覺得可以利用這些逃難者來重振「虔信派」的精神。他在自己的土地上開闢一個赫哈特（Herrnhut，主的山丘）村供「虔信派」成員居住，而且幾乎把所有的家產拿來印《聖經》《教理問答》《聖詩》及其他文獻，以供他們使用。他到美洲（1741-1742年）、英國（1750年）及其他地方的旅行，有助於他建立兄弟會事實上，清教諸教會中發起現代這種傳道行為的，還是摩拉維亞兄弟會。
1735年彼得·伯勒爾的約翰·衛斯理的聚會，使兄弟會對循道宗教派的運動帶來極大的影響。他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恆城和北卡羅萊那州塞勒姆城附近殖民。雖然紀律和服飾不斷改變，他們的信仰和規律卻幾乎不受影響。也許會引起家庭關係的緊張，不過，連懷疑論者也一定會敬佩他們信仰的虔誠，以及該教派教友道德生活難能可貴的言行一致。
這個時期在道德方面說來，大體上德國要比法國好得多，只有那些不學法國的語言、卻只學其縱慾的模仿者是例外。在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中，幾乎都有極嚴苛的家規來約束，為父者常拿皮鞭抽打女兒，有時甚至抽打太太。雖然威廉一世以極嚴厲的法令來管理柏林的宮廷，他女兒還是把薩克森人在德勒斯登的宮廷描寫成其淫亂的情形有如路易十五時期一般。待考的權威說:「硬漢」奧古斯都有354個「私生子」，其中有些在亂倫的床鋪上忘記了共有的父母。據傳，奧古斯都曾經把他自己的私生女兒奧爾澤爾斯卡女伯爵當作情婦這位女伯爵後來還把這種「情藝」傳授給腓特烈大帝。18世紀初，哈勒大學法學教授還公布過一項布告，為王子的蓄妾辯護。
這個時期的禮儀雖然定得嚴格，卻沒有號稱保有高盧人的文雅與談吐的迷人。諸貴族在被奪去政治方面的權利後，就拿制服與頭銜自娛。查斯特菲爾德於1748年寫道:「我知道有許多信件都原封不動地被退回，原因是收信人的20個頭銜中漏了一個。」奧利維·戈德斯密斯的評論更因愛國心切而顯得粗野，他說:「善待德國人吧！要說他們笨嘛，當今卻又沒有一個國家嚴肅的程度比得上德國，也沒有一個能像德國一樣了解愚蠢的禮儀」，腓特烈大帝也同意他的看法。吃東西還是一般人打發時間的方式。
雖然家具雕刻和鑲嵌細工抄自當時法國流行的款式，然而在英國和法國，卻找不到能夠使蒙塔古夫人羨妒的那種顏色、令人覺得愉快的陶製火爐德國的花園雖然是義大利式的，但德國人的房子正面是木架間塗以灰泥製成的，窗加豎框，加上保護用的屋簷，使德國城鎮帶有迷人的色彩，表現出一股雖未成形卻迷人的美學觀念。事實上，也是亞歷山大·鮑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這個德國人在其所著《美學》（Aesthetic，1750年）中首次建立美學的現代用法，同時宣布美與藝術的理論是哲學問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