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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讀書周報》第1713號第二版「特稿」
（2018年5月21日發行）
陳尚君
少年時，住在南通倉巷，房東程廣發須髯全白，天井裡種了許多繡球花。某天進園看花，茶几上見一本老版《辭海》，略翻幾頁，驚嘆天地間居然有如此知識豐博的大書。僅僅驚羨，小孩不敢借。此我知有《辭海》之始。
1978年春，我以在校工農兵學員二年級生的身份報考研究生，專業是中國文學史，但專業課還沒開設。我的備考辦法，一是將當時能借出的各種文學史放在一起比讀，二是讀剛出的《辭海·文學分冊》，後者所涉的知識點，遠比各種文學史為多。幸運考到專業第一，改變人生軌跡。《辭海》分科分冊可以說是各學科的入門指南，後來得閒，讀過不少。
1981年版《辭海·文學分冊》
1985年，《辭海》1989年版修訂開始。承分科主編章培恆先生看得起，讓我負責唐宋部分，總數大約1500條。《辭海》編輯部對修訂之態度極其莊重，將檔案所存之歷次修改文本都交作者參考，因得知文本演進的過程，也發現時代原因，前輩做事都小心翼翼，或僅改些虛字標點，且特別希冀表達立場正確。
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繁榮，使那一版的總體學術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我負責部分也是如此。所記得者，如文言筆記的修訂，參考了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和程毅中《古小說簡目》，特意增加《異聞集》與《麗情集》條目，表彰二書在唐宋傳奇史上的核心地位。唐宋詩人詞人部分，吸取那時最前沿的成果，夏承燾到傅璇琮都有參取。八仙部分，充分利用浦江清《八仙考》的成績，其後的推進也陸續有所補充。最近幾十年新見文獻數量巨大，但達到在《辭海》中立條目者並不多，比方唐人別集，有幾次大的發現，《張承吉文集》值得立新條，王績、張說別集足本之發現，則補充內容就可以。唐一流詩人，十多年前發現韋應物、姚合墓誌，在最後定稿之際補充了新內容。李益墓誌發表已來不及，2019版會反映。
《辭海》遇到學術評價分歧、記載難作判斷者，是對執筆者學力的嚴竣考驗。比方《全唐詩話》，舊版似說為南宋尤袤編，匯聚唐詩詩事，為唐詩研究重要參考書。我則將其改為：「此書舊時流傳頗廣，但實為抄竊計有功《唐詩紀事》而成。原序不署名，僅雲『鹹淳辛未重陽日遂初堂書』。宋周密謂賈似道作。明清刻本皆題尤袤作，實出附會。《四庫全書總目》謂出賈似道門客廖瑩中之手。清尤侗、近人丁福保疑為尤袤孫尤焴所編。」完全改變舊說。此書六卷，曾收入《歷代詩話》，讀者很多。持與《唐詩紀事》一比較，不難發現全部屬於摘抄，餘嘉錫做過比讀，我也曾逐條覆核。《唐詩紀事》全書具在，一般讀者可以隨便看，專業學者則應嚴格區分。此書作者為誰，歷代聚訟紛紜，我希望能準確而有區別地加以表達，首先說明原序後之題署，即作者留下的唯一線索。對主要的四說，則指出賈著為周密一家之言，尤袤斷出誤說，廖瑩中、尤焴二說均出推測，難以定論。敘述分寸拿捏，是合適的。
前人強調一家之言與學術共識之分寸，我十分贊同，總希望嚴格把握。在涉及自己研究所見時，尤宜謹慎取捨。溫庭筠生卒年，舊稿取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溫飛卿系年》的說法，標識為約812－約870。到1989年版，改為？－866。卒年改動的依據，一是確認夏說認為溫870年還可能在世的南詔侵成都事件，應該發生在828年，二是施蟄存從南宋石刻記錄中發現866年溫的墓誌的記錄。卒年可以得到確認。生年考證唯一線索是《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詩中，敘述與李年齡之差異及叩見時間。夏先生認為李是李德裕，更倒推溫生於812年前後。我在《中華文史論叢》1981第二期刊文《溫庭筠早年事跡考辨》，認為李是李紳，推溫生於801年前後。當時我認為，新說似乎還不能完全作定論，但夏說之誤則可確定，因而將生年空缺。後來因張以仁、劉學鍇等前輩皆表態支持拙說，方改為約801年生。
類似的情況還有《二十四詩品》是否司空圖作，因我與汪湧豪1994年刊文斷其非司空圖作，引起廣泛爭議，支持與反對者都很多，最近20年古籍檢索的普及更有力支持了我們的推測。但若我因修訂《辭海》武斷判定是書為偽，總有公器私用的嫌疑。從1999年版開始，我將該條第一句作者歸屬的話改為「舊題唐司空圖撰」，既表達客觀事實，也提醒讀者此處有疑問，但仍難作結論。當然可作結論還應勇於斷決。《本事詩》作者是孟棨還是孟啟，記載有歧，《四庫提要》說「諸家稱引，並作棨字」，是紀昀的臆斷。近幾十年內山知也調查《本事詩》所有傳世文本都署孟啟，王夢鷗證明孟啟字初中，名、字恰相應，洛陽已經發現三處孟啟的籤名石刻，證據足夠定讞。我於2009版《辭海》定稿前，請編輯部將全書《本事詩》作者部分都改為孟啟，幸獲接納。
1989年版《辭海》（三卷本）
當然也會有特殊情況。朱東潤師知道我參與《辭海》修訂，問我：「《辭海》怎麼可以沒有唐文治先生呢？」後來讀師自傳，知他曾與鮑正鵠先生為此給編輯部寫信，未獲允準。我請示分科主編，章先生說你可先寫出來。我仍聯繫鮑先生，鮑請蘇州大學校史館提供資料，寫成初稿。
《辭海》始終堅持在世之人不立條目，成為公識。最初似乎在世人名也儘量不提。比如李白、韓愈有今人注本，只說「今人有校注本」、「今人有編年集釋本」，不提誰做。李慶甲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1989年版《瀛奎律髓》條，仍僅講「今人有匯評本」，後來才將名字補出。但有時仍很難。比如《全宋詞》，是基本典籍，那時唐圭璋先生還在世，經請示後同意出書名條目。近年稍微放寬一些，有學術定評之專書，和古籍條目下所涉今人箋注本有客觀介紹，對讀者是有用的。
1989版《辭海》，唐宋文學部分修訂費時在半年以上。此後幾次費時沒有這麼多，因所涉問題已熟悉，且有長期關注積累。對我來說，修訂《辭海》付出雖多，但收穫也不少：一、熟悉了辭書語言的表達，省略主語，高度濃縮，拿捏分寸，遣辭規範，得到嚴格訓練。其後為各種辭書撰稿約一萬條，得心應手。二、了解到任何複雜的學術問題，都可以濃縮在百把字中作最穩當的表述。前幾年流行微博，寫了許多，在140字的限制中說了許多事情。三、培養全方位關心學術動態的習慣，知道輕重緩急，也理解學術研究中不足立說、可備一說、接近成立以及確鑿不移之程度，學會了複雜爭議中穩妥取捨的辦法。前輩常講，年輕人喜歡把話講滿，足見學術不成熟，成熟的標識是知道把握分寸。對此，我是逐漸體會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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