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如同社會縮影
一個很少有框架限制、能自由互動的團體將最終發展成一個全體成員參與的社會縮影。只要時間足夠，每個成員將開始成為他們自己，他們將與團體互動，就像他們與社會上其他人互動一樣。
這樣，他們就將在團體中表露他們慣有的、日常的人際關係。換句話說，隨著時間推移，成員將自動地、必然地開始在團體中表現出他們適應不良的人際關係行為。
他們不需要描繪或提供他們的病史，因為他們遲早會在團體成員面前把它們展現出來。而且，他們表現出的是真實行為，甚至自我報告中的不可避免的盲點也會不知不覺表現出來。個體很難報告自己的病理性格，因為病理性格存在於自我結構中，無法被清楚地意識到，團體治療中其他成員的反饋，對個體的病理性格是有效的治療方式。
這個觀念在團體治療中極其重要，是構成所有團體治療方法的基礎，它被臨床工作者普遍接受。每個成員的人際風格將會在團體的溝通中漸漸顯示出來。一些人際風格導致人際衝突，這種人際衝突在團體過程中遲早會呈現。例如，憤怒、仇恨、苛責、自我抹殺或賣弄風騷的團員，在聚會初期就會產生大量的人際問題。
他們不恰當的社交模式將很快引起團體的注意。其他人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在此時此地的團體治療中呈現他們的問題。後者包括那些雖然與同樣嚴重甚至更為嚴重的問題，但其人際困難更加隱晦的來訪者，例如那些悄悄地利用著別人的人，那些只要建立一點兒親密關係就會覺得害怕而不再投人的人，或者是那些假裝投人，實則一直順從地躲在別人背後的人。
一個團體最初常常都在處理那些人際問題格外惹人注目的團體成員。有些人際風格只要通過個別溝通就變得一目了然;有些人際風格需要一次次團體聚會才能看清;有些人際風格則需數次聚會的觀察才能明晰。在社會縮影般的團體中對適應不良的人際行為加以確認，並予以糾正，是對團體心理治療師培訓計劃的主要任務之一。
下面一些臨床案例可以使這些原則更清楚。
傲慢的貴婦人
Valerie是個27歲的音樂家，她由於數年來嚴重的婚姻不和諧而來尋求治療。她曾接受過多次不成功的個體治療和催眠治療。她說她丈夫是個酒鬼，不願意在社交方面、理性方面和性方面與她交流。
現在這個治療團體可能和以前的治療團體一樣，依舊沒完沒了地探究她的婚姻。團體成員可能會了解她整個的戀愛史、婚姻不和諧的發展情況、她丈夫的不正常狀態、她結婚的動機和她在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成員們會根據收集的信息，給出改變婚姻的互動、訴諸法律或長久分開的建議。
但是，所有這些敘事式的、問題解決式的努力將均告徒勞。這種探究不僅忽視了治療團體的特有潛能，而且依據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來訪者對於婚姻的陳述不夠準確。據此而提供幫助的團體不能幫助當事人，而且還會使團體喪失功能，因為團體治療採用回顧性敘事的、問題解決式的方法是無效的。
讓我們看看Valerie在此時此地團體情景中所展現的行為。
Valerie在團體中的行為是十分惹眼的。首先是她張揚地進場，總是遲到5到10分鐘，打扮得時髦且很另類，矯揉造作，有時還會飛吻，人座後即開始說話，不在意是否打斷別人講話。這就是天生的自戀癖。她的世界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以至於她根本想不到，在她到來之前團體治療可能已經開始了。
僅在幾次團體聚會後，Valerie就開始派送禮物：她送給一位肥胖的女性成員一本新的減肥書，給一名斜視女人介紹了一位有名的眼科醫生，給一名有女性傾向的男同性戀者訂閱《曠野與呼喊》雜誌(無疑是想使他男性化)，給一位24歲的未婚男性介紹了她的一個性關係混亂的離婚的朋友。慢慢地，大家發現她的禮物不是白送的。例如，她介人這名年輕男子與她離婚朋友之間，堅持當他們的媒人，由此對兩人實施控制。
她喜歡支配他人的情況，很快出現在她所有的團體互動中。我成了她的挑戰對象，她千方百計想來控制我。幾個月前純屬偶然，我在諮詢時遇上了她妹妹，並將她轉介給一個很有能力的臨床心理治療師。在團體中，Valerie祝賀我運用高超的技巧將她妹妹轉到心理學家那裡，並稱我一定已推測到她妹妹對精神科醫生心存芥蒂。同樣，在另一場合，她對我給她的評價回應道:「你真是很敏感，注意到我的手在發抖。」
陷阱出現了!事實上，我既沒猜測到她妹妹討厭精神科醫生的情況(我只是將她轉介給我認識的最好的治療師)，也沒有注意Valerie發抖的手。如果我不加澄清地接受不應得的讚許，那麼我將處於一種和Valerie不誠實的共謀狀態。相反，如果我承認我沒有敏銳地洞察到她發抖的手或者她妹妹的厭惡，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也被打敗了。因此，她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控制了我。
在這種情形下，治療師只有一種現實的選擇:改變架構，並在改變的過程中加以評論——討論陷阱的本質和意義。
Valerie在許多方面和我競爭。憑著直覺和天賦，她成為解釋夢和幻想的團體專家。有一次，她在團體聚會的間隔期來看我，問我是否能用我的名字從醫學圖書館借本書，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要求是合理的，因為那本書(關於音樂治療)與她的專業有關，而且她不是大學成員，因而不可以在圖書館借書。
然而，從團體治療過程來看，這一要求是複雜的，她正考驗著我的限度。如果我同意的話，那意味著告訴團體其他成員，她和我有一種特殊的關係。我向她澄清這些想法，並建議在下次聚會時進一步討論。但是，在她認為自己被拒絕後，便在家中給團體中的三個男性成員打電話，要他們發誓保守秘密後，與他們安排見面。她和其中兩人發生了性關係;第三個是同性戀者，對她的性引誘不感興趣，但她仍然對他百般糾纏。
接下來的團體聚會是可怕的，特別緊張和無效，這印證了一句話(後面會討論):如果團體中一些重要的事被有意地迴避了，那麼其他重要的事情也都會被迴避掉。兩天後，Valerie克服了焦慮和罪惡感，要求和我進行一次個別會談，告訴了我整個真相，並同意在下次團體聚會時進行討論。
Valerie在下次團體聚會時用了這樣的話作為開場白:「今天是自白日，Charles，你先來說。」接著說:"Louis，現在該你了。」她隨意掌控局面，使被指名者壓力很大，而她自己則對責任逃之夭夭。每個人都按她的安排做了告白。可是輪到她發言時，她對他們的性能力進行了苛刻的評價。
幾星期後，Valerie出人意料地將這件事告知了與她分居的丈夫，她丈夫放話出來威嚇那三個男性成員。因此，團體成員決定不再信任她，投票決定把她趕出這個團體，這是我見過的唯一被趕出團體的例子(她之後加人另一團體繼續她的治療)。故事到這裡並未結束，但是要說明團體如同社會縮影這一概念可能已經足夠了。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首先是Valerie在團體中明顯表現出她在人際關係上的病理性症狀。
她的自戀、她對奉承的需要、她對控制的需要、她與男性間的虐待關係—整個的一本可悲的行為帳冊—在治療的此時此地充分展現出來。其次是反應和反饋，男性表達出他們深深的羞恥和憤怒感，因為他們為她赴湯蹈火，卻換來她對他們性能力的「評分」。他們拋棄了她。他們開始反省:「我不要每次做愛時都被評分，這是一種控制，就像是和自己的母親睡覺，我開始更加明白你丈夫為什麼會離開你。」團體中的其他人，即女性成員和治療師，對Valerie不負責任的破壞行為有與男性成員同樣的感覺——是對團體同時也是對她自己的毀滅。
最重要的是，她必須處理這樣的事實:她加人了一個由許多受到困擾的人所組成的團體，這個團體中的人渴望相互幫助，而她也漸漸喜歡和尊重他們;然而僅在幾周內，她就破壞了團體環境，結果事與願違，她成了被社會所拋棄的人，被人們從一個可能會對她非常有幫助的團體中趕了出去。在接下來的治療中，對這些問題的正視和修通，能使她產生重大的改變，使她把大部分潛能建設性地用於以後的人際關係和努力中。
未完待續
節選自歐文·亞隆《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第五版
編輯：小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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