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我慎終如始,只寫小說

　　▲劉慶邦。作者供圖

　　著名作家劉慶邦的長篇小說《女工繪》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他第四部寫煤礦題材的長篇小說，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書寫礦場女工故事的長篇小說。近日，在地壇公園東門附近一家書坊，他接受了筆者的採訪。

　　難忘的經歷，老是忘不下，這裡邊就很可能有文學的因素

　　草地：您之前的作品大多寫男礦工，很少涉及女礦工。為什麼《女工繪》的素材一直放在心裡、擱置了50年才付諸文字？

　　劉慶邦：不寫不等於把這段記憶忘了。心裡存著，一直在醞釀。待成熟了，呼之欲出，於是就把她寫出來。可以說水到渠成，剛剛好。

　　一個人有難忘的經歷，老是忘不下，這裡邊就很可能有文學的因素。這段經歷正是我忘不下的。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動範圍也是有限的。一個人一輩子認識的人並不是很多，讓你熟識的人也是有限的。這群女工正是我熟識的人。

　　這麼大一個礦，這麼多女工，分散在各個崗位，很難接近她們。恰好礦上成立個宣傳隊，我又是宣傳隊的組織者，有機會接近她們，跟她們熟識了。全礦有文藝才華的、能唱能跳的、身材和長相都不錯的女工挑在一起，成為煤礦一道美麗的風景。作為每一個生命個體，她們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愛、各有各的追求，她們都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特別值得關注，特別值得寫，不寫就覺得對不起她們，也對不起自己。現在這本書完成了我的一個心願。

　　書裡有個貫穿始終的人物叫華春堂。她是一個線索性、貫穿性人物，通過這個線索把十幾個女工連綴起來。一開始寫端陽節，就是為她的出場做鋪墊。她在家裡處於主導地位，是個主心骨，有不同尋常的心智。《女工繪》也是以她的悲劇告終，戛然而止。

　　一些訪談問為什麼把它設置成悲劇性的結尾，首先，悲劇性結尾不是我通過虛構故意設置的，人物原型本身就是一個悲劇，而且發生事故那天正好是五一勞動節，對我的心靈造成很大衝擊，很難忘。另外我認為，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悲劇。偉大的作品裡面都有悲劇的情致，悲劇是文學藝術的最高形式。朱光潛說過，悲劇比別的文學樣式更能打動人。

　　中國人長期養成的欣賞戲劇的習慣是喜劇，喜歡大團圓、花好月圓，不大接受悲劇。我覺得悲劇才更有震撼力、更真實、更美，是高層次的美。老是接受喜劇性的作品就顯得不夠堅強，有些自欺欺人。

　　《女工繪》的悲劇性結尾既符合華春堂的人生方向，也符合藝術的規律，是自然的，不是反自然的，而且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悲劇寓意。悲劇是由那個年代決定的。那個特殊年代是不可以忘記的，雖然在書裡是作為背景。人都是一個生命的容器，都是一個時代的標記。寫那一代人，不可能脫離那個時間、那個時代。在那個時間、那個時代背景下展現這些人物的命運，有著特殊的認識意義，具有特殊價值。這是我在寫這部小說時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

　　草地：在小說裡您稱讚華春堂很智慧，對她的評價是肯定的、正面的。

　　劉慶邦：我是很肯定她、很欣賞她的。她的智慧離不開她的社會經驗、人生經驗。她很聰明，她的聰明是家常的、世俗的，她懂得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她稱得上人情練達。這是她跟別的知青不一樣的地方。有些知青不懂什麼事，有著純真、浪漫的情懷。華春堂年齡這麼小，都懂得人情世故，有心智，有智慧，心很高。這跟她的人生經歷有關。她父親因為鍋爐爆炸去世，這對她的成長構成一個轉折。她生活本就不幸福，她的苦難使她早熟，早早承擔起家庭主心骨這個使命。再加上她又勇於承擔，造成了她這種性格。

　　草地：對其他人物，如張麗之、王秋雲、楊海平等，她們在生活底層掙扎，同時還要遭受同伴的歧視、打壓，生存更加艱難。

　　劉慶邦：那時候的人都被貼上標籤。標籤有兩種，一種是政治標籤，一種是生活標籤。政治標籤就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貧農，還是工人、商人，先打聽清楚。那時候特別講這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非常嚴重。張麗之家是地主成分，這是她的政治標籤。出身不好，大家對她另眼相看，把她壓得抬不起頭來。

　　還有一個就是生活作風的標籤。這個對人的打擊是非常大的，特別是對女孩子。都是通過「鬥私批修」給揭露出來的。如果生活作風有閃失，就被打入另冊。本來礦上的女性很少，應該是很稀罕的。物以稀為貴，缺少女性的地方女孩子很受寵才對，但是她們被貼了標籤。男礦工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她們，反而被貶低、被諷刺，說很多難聽話，其實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原因。

　　人們樂意傳這個。井下沒有女性，他們特別愛拿女性說事，把女孩子說得很不堪，進行標籤化、妖魔化，忽視人家的美貌、才華。女孩子多艱難呀。

　　我寫東西從農村開始

　　草地：《女工繪》裡的這些女孩子，有您喜歡的類型嗎？

　　劉慶邦：這些女孩子都很可愛。在年輕的時候人人都很美。年輕的時候沒有醜的，都很可愛。各有其美。華春堂其實也挺可愛的。

　　草地：有個採訪說您喜歡張麗之，她很漂亮。那個年代找對象首先考慮是成分？

　　劉慶邦：張麗之很漂亮，很精明，跳舞跳得很好，但就是因為她家成分不好。成分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實際生活當中別人給我介紹過張麗之，張麗之也很樂意，但是我就覺得不行。一說張麗之是地主成分，心裡就很排斥。

　　我家是貧農成分，但我父親當過國民黨的軍官，是馮玉祥的部下，被打入另冊。當時我吃過很多虧，當兵當不上，入黨入不了，很壓抑。我曾兩次報名當兵，政審都通不過。第二年就絕望了，覺得一輩子完了，沒有任何前途可言了。痛哭流涕的，甚至……當時絕望了。轉機就是招工。當時我在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知道這個信息比較早。每個大隊只有一個名額。十幾年都沒有招工了。消息是大隊會計告訴我的。本來讓我接替他當大隊會計，他不想讓接替，就把這個消息告訴我，這也給了我一個機會。他說你趕快去找找村支書和大隊長。於是我就買了一盒煙，支書吸了一支煙，大隊長吸一支煙，等於說同意了。我就去到煤礦當工人。這一下子改變了我的命運，吃商品糧，領糧票，發工資。但還不甘心老當工人，就寫東西。

　　我寫東西從農村就開始了。初中畢業後當回鄉知青，覺得幹活也沒啥出路。當時縣裡的廣播站有個自辦節目「廣播稿」，播放批判稿。我一聽都是別的公社的人寫的，從來沒聽到我們劉莊店公社的人寫，我說不妨寫一篇試試。當時投稿郵寄不要錢，就借個信封、剪個角，寄到縣廣播站。名字前面註上「貧農社員」，不這樣注的話人家不給廣播。沒想到，幾天後就聽到縣廣播站的廣播了。這是我寫的第一篇廣播稿。然後接著寫了好幾篇。這下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然後就參加公社宣傳隊搞通訊報導。所以我才有了招工的機會。

　　1970年到了礦上，我也發揮了這個特長。礦上也有廣播站，於是給廣播站寫稿。礦上辦宣傳隊，他們打聽到我在中學、大隊、公社三個地方都辦過宣傳隊，就讓我來組織，所以我才有機會接觸、認識這麼多女孩子。

　　如同改變不了夢境一樣改變不了對故鄉的記憶

　　草地：在您的作品裡，經常使用了一些豫東方言，比如《女工繪》中「母雞嬎蛋」「支奓起來」「光棍眼子」等詞彙。地理場景也是廣袤的中原地區。故鄉在您的創作元素中佔有怎樣的位置？

　　劉慶邦：我的故鄉河南沈丘，從大的地理環境講屬於淮海大平原，它是我的地域文化源。一個人的文化環境，包括童年記憶、方言，對一個作家的成長起決定性作用。

　　有一年解放軍藝術出版社出了一套叢書，他們請一些作家寫一些地域性的作品，池莉寫《武漢故事》，阿成寫《哈爾濱故事》，我寫《河南故事》。我在序言《改變不了的夢境》裡講：一個人做夢不當家，不知道會做什麼夢。你永遠改變不了自己的夢境。我已經到北京40年，但是我現在做夢還是夢到老家，還是夢到我小時候。夢見姐姐、妹妹都還沒有出嫁，夢見在老家推磨，夢見在老家的老房子裡，夢見颳大風，我爬到房頂上去壓住被刮起來的草。母親已經過世十多年了，每次做夢，母親身體都還是很好的。這就是童年的記憶，想改變是不可能的。它像血液一樣在你的骨子裡。如同改變不了血液一樣改變不了童年的記憶，改變不了你對故鄉文化的記憶。所以每一個作家，一開始寫作都是從故鄉出發，從故鄉文化出發。比如說莫言寫高密，賈平凹寫商州，周大新寫南陽，我寫的都是豫東大平原的生活。

　　基層平民永遠是我的審美對象

　　草地：您說過作家要寫深切的生命體驗。

　　劉慶邦：作家剛開始寫作時，往往選擇寫自己的人生經驗，寫深切的生命體驗。託爾斯泰說過文學有三個要素，第一要寫最深切的生命體驗。第二要有世界性的胸懷和目光。這指一個作家的思想性。第三要找到自己的語言。他強調了體驗、思想性、語言，我特別贊成他的觀點。作家一開始寫作都是寫生命體驗最難忘的、最深切的東西。

　　我一開始也寫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女工繪》的素材在我心裡放了幾十年，終於還是把她寫了出來。

　　我寫的東西大多是基層勞動人民，或者說平民，比如工人、農民、礦工，比如城市平民、打工者，像保姆、手藝人等。我對他們有興趣。他們是我的審美對象。看到吹糖人的，我也站那兒看看。撿廢品的老人，我也會關注一下。到城裡賣荷花的、賣蟈蟈的，我對他們都有興趣。有時聽見路邊拉墜子胡的，是河南鄉音，我會站在那兒聽一輪，然後往茶缸裡放點錢。這些人能觸動我。因為跟我的人生經歷有關。我在農村長到19歲，後來去井下挖煤，這些都是最基層的生活。因此我對普通勞動人民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我從來不寫官場、現代職場，也不寫娛樂場。我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不是我的審美對象。跟他們好像有一種隔膜性的東西。我一動手寫就是普通的勞動人民。《女工繪》也是這樣，他們都是普通的礦工。

　　我的勤勞來自母親的基因

　　草地：您著作等身，一定有一般人做不到的勤奮。

　　劉慶邦：在一個座談會上，我談到自己有兩點優勢，第一個是人生經驗的優勢。我出生在1951年，很多事情我都經歷過。我又有當農民、礦工的經歷。有豐富的人生經驗，這個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家遇到了一些瓶頸。所謂瓶頸就是資源用完了，沒什麼可寫的了。我現在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時候我還在寫最寶貴的人生經驗，創作資源豐富。

　　第二個優勢就是我比較勤奮、勤勞。這是繼承了我母親的遺傳基因。我年輕的時候是個「懶人」，上面有兩個姐姐，家務活從來不幹。底下還有個妹妹，放羊的事都是妹妹幹。我的任務就是讀書。戀愛、結婚之後，寫作之後，母親的遺傳基因在我身上發揮出來。我每天四點起床寫東西，大年初一也不間斷。對自己的才華充滿自信，更對自己的勤奮和意志力充滿自信。覺得自己完全可以戰勝自己。跟農民種地、礦工挖煤一樣，不怕失敗，不怕別人說自己寫得多。一個人的勤勞有可能得不到回報，但是它永遠構不成恥辱。勤勞什麼時候都不丟人。

　　李洱說我還有個優勢，就是記憶力特別強。他說莫言看了我一篇小說，特別讚嘆說：記憶力那麼好，好多事我都忘了，看了劉慶邦的小說以後又重新喚起了記憶。莫言談了一個細節：一個女的買了一輛自行車，捨不得騎，就把自行車包起來、纏起來。他說他都忘了，看到我的小說又想起來了。看來我的小說能激發別人的記憶。

　　說我記憶力好，我也沒承認。每個作家記憶力都好。記憶力不好肯定當不了作家。這是作家的共同優勢。記憶力是作家的第一性，因為寫作是一個回憶狀態，肯定要調動自己的記憶。有些記憶，不寫的時候處在沉睡狀態，一旦寫了，就會被喚醒、被激發，從無效變成有效。

　　勤奮特別重要。勤奮來自一個人的意志力。人有三種基本力量：體力、智力、意志力。這三種力量是相輔相成的，誰離開誰都不行。平常人只重視體力和智力，對意志力重視不夠。其實，意志力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關鍵。意志力就是戰勝自己。

　　想為「短篇王」摘帽

　　草地：說您是短篇小說之王，您還想摘帽？

　　劉慶邦：我一直想摘帽，摘不掉。我在北京或者外地參加活動，別人一介紹就說：這是我們當代的短篇小說之王。我從來沒有得意過。不舒服、不自在。有時候說不敢當，就是寫得多而已。我不想拿這個「短篇小說之王」來說事。我對記者說，這是別人對你的激勵、抬舉，自己千萬不可以當真，一當真就可笑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拳擊有拳王，踢球有球王，但是寫小說沒有「王」。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王」和「亡」是同音。誰要當「王」，誰就離滅亡不遠了。我說得已經非常嚴重了。所謂「短篇王」，就是一個紙糊的高帽子，雨一淋，紙就泡湯了；風一刮，帽子就隨風飄走了。我想摘掉這個帽子，可是摘不掉，傳得還越來越廣，知道的人越來越多。

　　有時候我說我的長篇和中篇寫得也不錯呀，光說我的短篇，把中篇和長篇都遮蔽了。要說影響，中篇在全世界影響最大。《神木》拍成電影《盲井》以後，翻譯成很多文字，影響很大。我已經寫了12部長篇，2017年出版的《黑白男女》得了中國好書獎、鄂爾多斯文學大獎、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2019年出版的《家長》被《長篇小說選刊》和《當代》評為2019年全國五佳長篇小說之一，並獲第二屆南丁文學獎。但是仍然被稱「短篇王」。

　　最近我追溯一下「短篇王」的帽子命名從哪兒來的。最早是王安憶說的。她在《劉慶邦短篇小說編年》序言裡說：「談劉慶邦應當從短篇小說談起，因為我認為這是他創作中最好的一種。我甚至很難想到，還有誰能夠像他這樣，持續地寫這樣的好短篇。」她這句話也有排他的意思，但她沒有說我是「短篇王」。

　　李敬澤說過：「在汪曾祺之後，中國作家短篇小說寫得好的，如果讓我選，我就選劉慶邦。他的短篇顯然是越寫越好。」

　　最早說「短篇王」一詞的是「京城四大名編」之一的崔道怡老師。2001年，短篇小說《鞋》獲得魯迅文學獎，在紹興頒獎。短篇小說《小小的船》獲得了《中國作家》雜誌的精短小說徵文獎，從紹興回到北京第二天就領了這個獎。領獎時，崔道怡老師代表評委點評發言。當聽到他說「被稱為中國當代短篇小說之王的劉慶邦」時，我吃了一驚。後來，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張鍥寫了一篇文章《致劉慶邦的一封信》，發在《文匯報》上。張鍥說：「當聽見資深編輯家崔道怡同志說你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之王，連我這個一直用親切的目光關注著你的人也不由得嚇了一跳。」這些都非常確鑿地證明，第一個說我是短篇小說之王的人是崔道怡。從此就傳下來了。

　　把這個來歷說出來有史料價值。我首先要感謝崔道怡老師對我短篇小說的肯定。如果沒有他的肯定，也許我寫著寫著就不寫了，也許我也去弄電視劇去了，也許去幹別的掙錢的事情去了。我要對得起崔道怡老師的評價，不辜負他的希望。所以短篇小說我一直在寫，迄今為止已經寫了300多篇、300多萬字，出來12卷本的短篇小說編年。

　　我寫了300多篇，沒有一篇廢稿。有退稿，沒有廢稿。比如先給了一家，沒採用，又給另外一家，發了。沒有砸在手裡的。

　　好多作家遭遇了退稿。我的第一篇是1972年寫的，1978年發表。因為沒有刊物可發，都停了，一直放了6年。我拿給女朋友看，女朋友說不錯，就沒捨得扔，放在一個破箱子裡。之後就沒再寫小說，寫新聞報導去了。1976年粉碎「四人幫」，1977年各地的刊物開始辦起來了。我看到《鄭州文藝》上發表的小說，突然想起來我的小說。翻出來看看，紙都脆了，字跡也有點模糊了。看了一段，有點感動，覺得跟刊物上發表的作品比也不差，好像還更好，於是重新抄一遍，潤色一下，就近寄給《鄭州文藝》。《鄭州文藝》收到以後，先外調、政審。那時候正揭批「四人幫」，如果我是幫派人物還不能發。礦上宣傳部給我寫了一紙證明，證明我沒啥問題，然後發在《鄭州文藝》1978年第2期的頭條。《面紗白生生》，寫礦上女工勤儉節約的故事。現在想想，像寫好人好事，但寫得挺動感情。很簡單的一篇小說，好在是寫我熟悉的生活。

　　等於說一開始我的路子就走對了，沒有走彎路。從此就寫開了，然後就調到北京來了，很幸運。煤炭部當時有個刊物《他們特別能戰鬥》，是毛主席的話。後來改成《煤礦工人》雜誌，再後來就變成《中國煤炭報》。我在報社幹了十九年，副刊部主任就當了十年。

　　草地：在媒體工作期間是不是寫了大量作品？

　　劉慶邦：那時候寫得不多，上班，哪有時間呀。白天一天開會，有時候看大樣。我編稿子都是紅毛筆編。上班一天，晚上沒精力寫。我養成了早起的習慣，先寫兩三個小時再去上班。一個短篇能寫一個月，一天寫一點。

　　2001年，正好五十歲，我調到北京作協當專業作家，才開始有大塊的時間寫長篇。正想寫東西的時候，北京作協要進專業作家。劉恆我們倆一塊去的。劉恆、劉震雲，我們被稱為「北京三劉」。劉恆主要是影視，震雲一邊寫小說，一邊跟馮小剛合作寫劇本。只有我自己沒有涉足影視，而一直抱著小說不放，不改初衷，真正的慎終如始。雖然掙不到啥錢。

　　草地：如果涉獵太多領域，是不是不太容易做到極致？

　　劉慶邦：一旦去了影視就很難再回來。思維不一樣。劉恆跟我說：你好好寫你的小說就行了。他說他現在已經回不來了，一寫就是影視思維，畫面、對話，表面化。小說創作是心靈化的，表現的是內心世界。

　　讀書有「無用之用」，也有實際用處

　　草地：《女工繪》中寫男主人公魏正方從學校圖書館「偷書」的情節是真實的嗎？

　　劉慶邦：那不能算作偷，太難聽（笑）。以前還有人燒書呢，學生一人抱一大摞書到街上去燒。什麼毒草！凡是外國的文學作品都是毒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說成毒草。我那些同學，打著紅旗，走到街上，書往那兒一堆，撕撕就燒了。圖書館也沒人管了。然後我自己就拿一些書。

　　草地：是您救下了那些書。

　　劉慶邦：也可以這麼說吧。我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青春之歌》，印象非常深。有人問讀書到底有沒有用，我說有用，有「無用之用」。讀書對人的氣質、素養產生影響。讀書也有實際用處，《青春之歌》對我的激勵就很大。林道靜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一襲白裙，帶著樂器，自己坐火車去北戴河。寫得真美。「文革」大串聯的時候才十五六歲，好多人都不敢出去，父母也不讓出去，我就想起林道靜，人家一個女孩子都自己出行，於是就非常勇敢，不但到北京，還到了南方。

　　到煤礦工作後，沒帶別的什麼東西，除了鋪蓋捲兒，就是卷在鋪蓋捲兒裡的一些書。如果鋪蓋卷是一棵白菜的話，那些被視為寶貝的書就是「白菜心兒」。在趕赴煤礦的路上，「白菜梆子」有可能被雨淋溼，「白菜心兒」不會被淋溼。寧可不蓋被子，也不能沒書看。這個細節在《女工繪》裡也有描述。

　　草地：《女工繪》中有讀《紅樓夢》的情節，魏正方把《紅樓夢》帶到礦上是真實的嗎？您對這些女孩子的悲憫之心，與賈寶玉對女孩子的憐惜之情是否有一定關係？是否受《紅樓夢》的影響？

　　劉慶邦：這個細節是真實的。我帶到礦上的書有《紅樓夢》。我最喜歡讀的就是《紅樓夢》。它不光是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是一部好作品。我讀了好幾遍。第一遍我不讀那裡面的詩，後來覺得詩越讀越好，《紅樓夢》最精華的部分就在詩。好多詩我都會背。我用小楷把詩歌抄下來，一邊抄一邊記。

　　《紅樓夢》的詩意化程度非常高，是一個高峰。現在我們之所以達不到那個高峰，就是因為對詩的造詣沒那麼深。《紅樓夢》裡的詩歌跟人物、情節、細節完全融合在一起，跟文本有機地結合起來，不是分離的。比如流水填詞，一個人填一段。《紅樓夢》中的每一個女孩子性格都不一樣，黛玉比較悲觀，「嘆今生、誰舍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寶釵是「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跟黛玉完全不同。它的詩歌跟人物性格、命運融合在一起。《金瓶梅》裡面也有詩，寫一段就有個「有詩為證」，跟文本是分離的狀態，以詩來證明它的內容。

　　我把《紅樓夢》帶到礦上，他們很稀罕，也成了一條罪狀。當時《紅樓夢》也是大毒草。你還敢看，還敢借給別人！對我人生的影響都挺大。

　　讀書也需要天分。好多人說寫作需要天分，其實讀書也需要天分。有些人天生就是讀書的料，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讀書的料，就是看不進去。我向礦區一同事推薦《紅樓夢》，他問我《紅樓夢》好不，我說當然好啊。我把《紅樓夢》的第一冊拿給他看，但他就看不進去，覺得太瑣碎了。其實他沒有耐心，靜不下來心，欣賞不了那種細緻之美。過段時間我問他看了嗎，他說正看著呢，剛看個開頭。過一段時間我再問他，他還說正看著呢，其實就是沒興趣。我實在看不下去了，算了，別再把我的書弄丟了，我就找人把書從他的床頭拿走了。後來問他，他還說正看著呢。我心想你看什麼，我都拿走了（笑）。後來跟他要，他說找不著了。我說你得賠我。他說好，到時候給你買一套。說明他就讀不進書。這是特別典型的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我悟出，讀書也是一種能力，讀書也需要天賦。有人覺得讀書是個享受，走神兒，放飛生命。有的人就讀不進去。我這輩子就是命該享受好書。（特約撰稿 眉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