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到鮑勃·迪倫這個名字，是在1963年秋天的一個沉悶的傍晚。和任何平常的一天一樣，我放學回家，打開收音機，收聽歐洲1臺（Europe1）的音樂節目。主持人丹尼爾·菲力帕契（DanielFilipacchi）除了當時法國流行的R&B耶-耶風音樂之外，也時常播放美國排行榜上的熱門單曲。在那個時代，美國發行的唱片要過好幾個月才能傳播到法國。每一季度，菲力帕契都要遠赴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大採購，回到法國時行李箱滿載著全美時下最受歡迎的唱片：Dion、ChrisMontez、LittleEva。電臺播出的歌曲片段很短，從來不超過兩分鐘，在短短的兩分鐘裡，歌唱了無數喜出望外的故事、朝三暮四的姑娘和少年人的愛情。從音樂的角度來說，這些歌曲有些像是經過改良的黑人音樂。
那一天，我一邊喝著熱巧克力，一邊漫不經心地聽著SLC的歌曲。忽然間，某種聞所未聞的旋律在我耳邊響起，與以往聽過的任何一種音樂都不同。沒有拖沓的節奏，沒有女聲合唱，沒有響指伴奏，而是一副精緻的聲線，精緻得甚至有幾分蒼老，人聲與吉他和弦巧妙地融為一體，中間點綴著口琴聲。這歌聲喑啞，憂傷而堅定，就這樣在我完全始料未及的瞬間，徹底擊中了我的心靈。這首歌播放的時間比平日裡那些歌曲要長一些，在音樂漸近尾聲的時候，菲力帕契介紹了這首歌的歌名和表演者。歌曲名叫《別猶豫，沒關係》（Don'tthinktwice,it'sallright），歌手是鮑勃·迪倫。從那一天起，我開始不斷了解關於這個陌生歌手的一切。我和當時高中的同學們談起這個人，他們已經帶領我領略介紹了不少搖滾先鋒的魅力：EddieCochran、BuddyHolly、ChuckBerry等等，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鮑勃·迪倫。於是我只好日復一日地等待，盼望廣播裡再次播放那首歌。什麼也沒等到。
那時的美國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幾乎像月球一樣遙遠，很少有人有機會真正踏上美利堅的土地。我對美國的所有了解都是通過音樂、電影（尤其是西部片）和電視節目獲得的。在我眼中，那是一片新潮而摩登、開放而歡樂的土地，與六十年代戴高樂時期陰沉無趣的法國截然不同。我對美國著了迷。我在書桌前的牆面上掛了一張巨大的美國地圖。美利堅合眾國五十多個州的名字我全都熟稔於心，這些名字令我心馳神往：蒙大拿州，愛達荷州，俄克拉荷馬州，南達科他州，等等……我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處報刊亭，在哪裡可以買到美國出版的報刊雜誌。在紐約時報上，我發現了一篇關於鮑勃·迪倫的短文。配文照片上是一位面色紅潤的年輕男子，與他的聲音給人的印象完全相反，他穿著牛仔褲，格子襯衫和麂皮夾克。那篇短文將他寫得好像一位垮掉分子，那時我還不太明白這個詞的含義。文中還提到了他在幾個月前發行的一張專輯：《放任自流的鮑勃·迪倫》（TheFreewheelin'BobDylan）。
我完全不知道該去哪裡買這張專輯。幸運的是，我的一位表姐正巧在緬因大學讀書。我寫信拜託她給我寄一張唱片來。幾個星期之後，這張珍貴的黑膠唱片乘船漂洋過海，終於送到了我的手中。在把唱片放上唱機之前，我對著專輯封面的照片仔細看了很久。一個長發女孩挽著迪倫的胳膊靠在他身邊，迪倫在寒冷的空氣中微微聳肩，穿著靴子走在白雪皚皚的紐約街頭。單單這張照片本身便承載著某種自由的氣質。這種自由的理念貫穿了專輯中所有的歌曲。我在這張專輯中再次領略到了第一次在電臺聽到那首歌的感覺，那種震撼比當初還要強烈十倍。
在隨後的幾周甚至幾個月裡，我每時每刻都在聽迪倫的歌：早上起床時，出門上學前，放學回來的晚上。我只能聽懂大概四分之一的歌詞，不過我可以感覺到，他在歌聲裡講述了某種此前任何人都沒有向我揭示過的真理。為了理解他的歌詞，我開始認真學習英語，甚至成了班級英語課上的第一名。我花了整整好幾天時間破譯那些歌詞，甚至不惜冒著劃傷唱片的風險，無數次抬起唱針，放在兩條紋路之間，不斷重複播放某一片段，生怕漏掉一個單詞。
與此同時，我也持續關注著美國的報刊雜誌，搜尋著那個已經被我奉為偶像的人的訊息。在某一篇雜誌採訪中，迪倫講述了他漂泊的青春時代，他的賦格曲，他搭便車橫穿美國的經歷。我也想追隨他的腳步，走他走過的路。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切都是他信口編造的，他的真名叫做羅伯特·齊默爾曼（RobertZimmerman），來自一個美國中西部的猶太裔家庭。我喜歡迪倫身上那股子自由和叛逆的勁頭，那種笑看一切的氣質，那種以旁觀者的姿態描述芸芸眾生蠅營狗苟的方式，那種精準殘酷的幽默感，他那顛覆性的活力，對當權者的偽善和邪惡的激進批判，以及要將"戰爭之王"送上斷頭臺的氣概。我愛他的抒情方式，他對窮人和受壓迫者的同情。他並不想改變這個世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相信這世界還能有什麼改變。他只是不願意與一個充斥著不公和苦難的世界同流合汙。他袖手旁觀，他靜靜等待。我也決定這麼做。
從我發現迪倫到他的唱片開始發行法國版，中間隔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他在美國從一位籍籍無名的音樂人成為了聲名遠揚的歌手，但對於法國人來說，他仍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當時班上的同學問我愛聽什麼音樂，我提到了鮑勃·迪倫的名字，我至今還記得同學臉上驚訝的表情。後來我的表姐回到了法國，我必須找到其他辦法去購買大西洋彼岸的唱片。他每年都會推出新的作品。
那時我還在孔多塞高中讀書，幸運的是，距離學校不遠的巴黎聖拉扎爾車站（Saint-Lazare）附近有一家唱片店，就在擲鐵餅者標誌那裡，這家店裡出售海外進口的唱片。
只要一從美國報紙上看到迪倫發行新專輯的消息--在那段日子裡，他一共出了三張專輯--便匆匆跑到擲鐵餅者那裡去下單。我所有的零用錢都花在了這上面。唱片需要兩個月才能到貨，有時甚至更長。我每星期都跑去店裡看看，唱片來了沒有。我直到今天都記得店家告訴我新唱片剛剛到貨時那份激動的心情。我掏出60法郎--一筆巨款--抱著唱片跑回家聽。回到家裡，我先是好好欣賞封面，仔細閱讀背面的歌曲列表，想像著聆聽時的樂趣。迪倫的歌從沒讓我失望過。每首歌曲都讓我如痴如醉。任何音樂都無法像迪倫的歌那樣，讓我在第一次聆聽時感受到那樣的情緒觸動。第一次獨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間裡聽《沒關係，媽媽》（It'sAlright,Ma），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卻依然恍如昨日。
我在青少年時期對迪倫的迷戀還要持續好幾年的時間。我不僅為了讀懂他的歌詞而刻苦學習英語，還為了能夠親自演唱他的歌曲而開始學吉他。1968年8月，在作為倉庫管理員打了一個月的工以後，我終於攢夠錢去了紐約。我走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道上，尋找迪倫曾和他的女朋友蘇珊·羅託洛（SuzeRotolo）為《放任自流的鮑勃·迪倫》（TheFreewheelin'BobDylan）拍攝封面照片的地方。儘管才過了五年，我卻覺得那一幕已經成為了塵埃落定的昔日時光。鮑勃·迪倫離開這片街區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1966年摩託車事故發生後，他幾乎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我試圖尋找那些可能認識他的人。他們也消失了，除了民俗中心的負責人伊茲·揚（IzzyYoung），正是此人在七年前籌辦了鮑勃·迪倫最初的幾場演唱會。揚熱情地接待了我，因為在他看來，來自法國的我帶來了1968年五月革命的光環。我們聊起了迪倫的事，他向我講述了這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少年時如何在1961年冬季的一天來到他家的故事。我還在民俗中心買了把馬丁00-18，迪倫在錄製《JohnWesleyHarding》時彈的就是這一款吉他。
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一直留著這把吉他，但是那段看起來一切充滿可能、洋溢著青春朝氣的黃金時代卻是一去不復返。在此後的人生裡，我們經歷了無數悲歡離合。鮑勃·迪倫不再是為我指引人生方向的燈塔，但是這麼多年來，他始終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他是一面鏡子，透過他的音樂，我總是可以看到當年那個剛剛邁進成人世界的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再聽迪倫的歌，但他始終在那裡，在過往的陰影中，隨時準備著昨日重現。我明白，鮑勃·迪倫之於我，絕不僅僅是一段回憶。實際上，從1966年開始，迪倫自己也面臨著艱難困境，在他的盛名達到頂峰的那一年，他也差一點意外喪命，他必須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作為藝術家的生命並沒有結束，他必須超越自己之前已經創造的傳奇。
當鮑勃·迪倫奮力擺脫過去的包袱時，我也開始執筆謀生，成為了一名記者兼作家。說來奇怪，我從來沒有寫過關於迪倫的文章。關於迪倫，總是有太多觸及我靈魂隱秘深處的東西。2014年，當我剛剛與我的朋友雅克·瓦薩勒（JacquesVassal）共同出版了一本關於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Cohen）的書，我的編輯建議我再寫一本關於迪倫的書。對此，我的第一反應是："還有什麼可寫的？"我上網查了一下，各種語言加在一起，有超過三百本關於鮑勃·迪倫的書。我大致讀了一些，有的非常精彩，有的則寡淡無味。但我沒有在任何一本中看到我眼中的那個迪倫。這樣看來，也許時機真的到了，我應該寫一寫這個深刻影響了我的人生的人。
鮑勃·迪倫就像是我的兄弟。在某些時刻，我覺得自己和他是那樣相像，就算不認識他本人，至少也了解他的思想。因此，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讀者感到"發自內心"。所有關於他的事實都已是眾所周知，我需要進行梳理和調整，將他內心深處的真實自我展現在讀者面前。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辦法就是拋開傳統的傳記寫法，轉而從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對作品的評價入手。於是我重聽了他所有的歌曲--自1961年以來，他已經發行了超過五百首歌。我拿著筆，閱讀最早幾張唱片背後的歌詞詩，把它們翻譯成法語，此前還從未有人這樣做過。與此同時，我還做起了檔案整理的工作，重新閱讀了迪倫藝術生涯中接受的大量採訪，包括喬納森·科特（JonathanCott）在《鮑勃·迪倫訪談錄》（DylanparDylan）中收錄的內容。此外，我還從羅伯特·謝爾頓（RobertShelton）的著作中汲取了很多資料，謝爾頓是第一個為鮑勃·迪倫寫傳記的作家，也是他親近的人之一。我將自己對迪倫的認識與最了解他的那些人進行比對分析，尤其是《滾石雜誌》（RollingStone）記者格雷爾·馬庫斯（GreilMarcus）的記述。當然，我還反覆研讀了鮑勃·迪倫的自傳《像一塊滾石》（又譯《編年史》），這本書的文學性毋庸置疑，但部分事實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在回憶錄中，迪倫談到了過去的某些片段，也談到了身為藝術創作者的疑惑。
像拍攝電影一樣，經過取景、拍攝和剪輯，所有這些資源最終匯聚成一副藝術家的肖像，在我看來基本實現了我寫作的初衷。與此同時，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也理解了一些當初並不明白的事情。六十年代初離開中西部鄉鎮踏上紐約漂流之旅的年輕人，七十年代的搖滾明星，八十年代的"耶穌怪物"，2015年在七十四歲高齡發布整整一張專輯向弗蘭克·辛納屈（FrankSinatra）致敬的睿智老人--這些形象之間究竟有什麼共同點呢？2015年10月，我在巴黎體育館（PalaisdesSports）找到了答案，那是鮑勃·迪倫"不散的筵席"巡迴演出（NeverEndingTour）巴黎站的舉辦地點。許多幾十年前煊赫一時的著名歌手在幾十年後的今天舉辦演唱會時，往往會以懷舊作為基調，大部分樂迷也是這樣期待的。我原以為迪倫的演出大概也是如此。然而，那天晚上演奏的二十多首歌曲中只有三首是迪倫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在那一瞬間，我猛然意識到，直到今天，迪倫從來改變他一貫的那種極具貴族氣質的行為準則：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取悅自己。他從不試圖取悅任何人，永遠拒絕隨大流，永遠以藝術家的眼光選擇他認為最好的做法。從一開始，他從來都只追隨自己的赤子之心，或許正是這種追求讓我們著迷，讓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本文摘自《鮑勃·迪倫：詩人之歌》，（法）讓-多米尼克o布裡埃著，近期將由中南博集天卷出版，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