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
原文發表於《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4期。感謝作者授權。
近年來，西方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已經成為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的「顯學」，特別是美國、前蘇聯與日本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其研究體系已逐漸建立。但不可忽視的是，除卻上述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國之外，許多小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同樣有著重要的研究意義，更能折射出現代中國科學技術史、外交史與文化交流史的歷史變遷。其中，又以捷克（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時期」，為敘述簡便，除卻特別說明之外，下文統稱捷克）的技術對華轉移顯得獨具代表性。
捷克地處東歐，是二十世紀世界科學技術特別是機械工業、工程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工業強國。縱觀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捷克在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技術轉移，還是留學生培養，以及人員培訓等各個層面，捷克可謂是面面俱到。
除了不同層面的技術轉移之外，在現代科學技術的不同方面，捷克也扮演了頗為重要的角色。縱觀二十世紀捷克的對華技術轉移，涉及製革、玻璃、工具機、汽車等不同層面，見證了中國科學技術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歷程，透視出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以及中國與歐洲複雜、多元的多邊關係。
近年來，捷克與中國的文化、經貿、科技往來日益頻繁。捷克在成都、上海相繼設立了總領事館，而且開通了北京飛往布拉格直航的航班。兩國在光伏太陽能、製藥、材料工程、沼氣發電以及高新科技園區等高新科技領域有了深入的合作，捷克總統澤曼還應邀來北京出席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儀式，捷克成為了「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但遺憾的是，據筆者分析，目前國內外尚無一篇研究論稿涉及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問題，因此本研究在目前的國內學界尚屬空白。筆者願不揣淺陋，從現有史料、文獻出發，初步探討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的內容並試圖梳理其特徵。意在拋磚引玉，引出更多方家高論。
捷克地處東歐，比鄰德國、奧地利，十九世紀曾是奧匈帝國的工業中心，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首都布拉格，是東歐乃至整個歐洲的經濟、文化、工業重鎮。1915年，馬薩裡克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捷克爆發，捷克由是從奧匈帝國中獨立出來，成為歐洲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一。
獨立建國之後的捷克，依賴於其深厚的工業、科技基礎與歐洲電力工業革命的大勢，憑藉皮革製造、汽車製造、玻璃、釀酒與軍工機械等技術，成為世界工業強國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捷克的工業總產值位居世界第四位，躋身戰前發達國家行列。
而此時的中國，則處於戰亂頻仍、積貧積弱的時期。民族工業剛剛起步，許多國民經濟命脈行業如交通、電力等等尚不能自給自足。常年受制於西方列強的盤剝與壓榨並在「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口號下，現代民族工業則在困境中逆境起飛。從國外購置先進的設備、技術乃至延聘工程師，「西技中用」成為了當時中國工業啟航的第一步。
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地區「華洋分治」。西方列強在所謂的「公共租界區」內建造自己的發電廠，在上海地區實行不同的電價，非租界區的「華埠」電價，是租界區電價的數倍甚至數十倍，甚至還要附上昂貴的「巡捕捐」。在「華埠」的華商工廠、車間難以為繼，僅有發電量極小的民族企業「上海閘北水電股份公司」供少數街區的民用照明用電，因此民族資本家唯有自己發電，才能找到出路。1
1929年，以錢永銘為代表的數十位民族資本家決定，集體出資擴建上海閘北水電股份公司，並命名為閘北水電公司，在電力使用上實行自給自足。但當時卻是有經費，無技術。英、法、美等列強不願失去華商購買高價電這塊肥肉，於是只有在電力設備上漫天要價。若是從這些國家購買發電機組，則要價高的驚人。有志氣的民族資本家們不甘受人擺布，通過考察、評估後，決定購買捷克斯柯達（Skoda）公司的設備。當時捷克已從奧匈帝國中獨立出來，亦屬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國家，對同樣受壓迫的中國有同情心，於是斯柯達公司低價向中國出售了一臺1.25萬千瓦凝汽式汽輪發電機組、一臺用作廠用電的55兆瓦汽輪發電機與3臺25噸/時拋煤式鏈條鍋爐，幫助中國人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個成規模的發電廠——上海閘北水電公司，2並由捷克斯洛伐克籍3知名設計師鄔達克設計。5當時有報紙稱「鄔達克先生是捷克斯洛伐克籍，而新的閘北電廠將真正展示捷克斯洛伐克工業與建築的藝術」，5此為二十世紀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之起始。
位於軍工路的閘北水電公司成立之後，許多民族企業願意「遷廠就電」，將自己的工廠搬遷至閘北水電公司所在的軍工路上，使用該廠提供的廉價電。譬如上海天原電化廠曾表示「為協助發展華界（即華埠）市面計」，「樂於遷移」工廠到軍工路並採用閘北水電公司的供電，進而「以振工業，籍保主權」。而且隸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的上海特別市政府公用局也大力扶持閘北水電公司，在致天原化工廠的函件中稱，既然該廠選擇「遷廠就電」，那麼就應該善始善終地支持民族工業，「立即改用該水電公司電氣，不得假借任何原因拒絕使用，如以此所受一切損失，應由該廠自行承擔」，在此之後，上海兵工廠、江南造船所等民族企業都願意採用閘北水電公司的供電。而且除了工業用電之外，閘北水電公司還承擔華埠65萬人的民用電的供電任務。6
自此之後，中國的民族工業進入了自己發電的時代，上海民族工業由此迅速發展，到了1940年代，雖飽經「一·二八」事變、「八·一三」淞滬抗戰炮火的洗禮，但上海地區民族工業確實是一個由弱變強的大趨勢，並且閘北地區成為了中國現代民族工業的重鎮。在這個過程當中，閘北水電公司顯然功不可沒。
1949年之前，因為歷史原因與諸多客觀條件，使得捷克重要的對華技術轉移僅有「閘北水電公司」一項，但這卻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它結束了中國人自己不能規模化發電的歷史，大大促進了上海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並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崛起。
1949年之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與捷克成為了社會主義陣營裡的同盟國，1960年代，中國又與捷克一道，成為反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盟友。因此，在這一階段裡，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是豐富多彩的。筆者認為，當中有兩個重要的項目不得不提，這也見證了1949年之後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的若干顯著特徵。
首先是瀋陽「中捷友誼廠」的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如何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迅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工業強國，成為了共和國建設的頭等任務。中央政府為了促進國內工業迅速發展，在1949年就成立了隸屬於國務院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下文簡稱「一機部」），主抓民用機械與電信工作，由時任天津市長的黃敬擔任第一任部長。
1952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籤署，這是新中國第一份政府間對外科技合作協定。為了落實這份協定，中央政府任命一機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汪道涵兼任「中捷科學與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中國組主席」。
1953年，汪道涵受閘北水電公司的啟發，在他的主持下，上海電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鍋爐廠分別籤約引進捷克斯洛伐克1.2萬千瓦及以下汽輪發電機、汽輪機、電站鍋爐等設備；1954年，上海汽輪機廠又從捷克斯洛伐克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工業第一個技術引進項目：6000千瓦汽輪機製造技術。次年，我國第一臺6000千瓦火電機組在上海試製成功，捷克援華的科技協定，開局就履行的非常的順利。
1959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的達色爾縣柯沃斯維特工具機廠建議，並經捷共中央和捷政府批准，在中國國慶前夕和該廠20周年廠慶之時，即於1959年9月30日命名該廠為「捷中友誼廠」，中國外交部和一機部共同商定，擬定瀋陽第二工具機廠同「捷中友誼廠」建立友誼聯繫，7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具機工業，作為對捷克政府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履行。8
其時正是中蘇交惡時期，捷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敢於主動援助中國，而且是與軍工國防密切相關、中國急需的工具機技術，可謂是雪中送炭。91960年5月4日，位於瀋陽的「中捷友誼廠」舉行了命名典禮，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同志出席典禮並正式宣布：命名瀋陽第二工具機廠為「中捷友誼廠」。捷克駐華大使布希尼亞克、捷中友誼廠廠長諾沃捷尼奧帕斯基應邀出席並致辭，時任瀋陽第二工具機廠總工程師的鄒家華被任命為「中捷友誼廠」第一任廠長，成立大會熱烈而隆重。10在捷克斯洛伐克工程師們的幫助下，「中捷友誼廠」掀開了中國人自己規模化生產工具機、開發工具機技術的新篇章。
就在1960年，中捷友誼廠完成產品31種，4647臺，創工廠年產量最高紀錄，並首次完成出口創匯任務。縱觀整個1960年代，中捷友誼廠生產了中國第一臺臥式銑鏜床、第一臺搖臂鑽床並配合中國石油總公司開發出了高精度的工具機導軌油；1999年，該廠為上海磁懸浮項目生產了一套磁懸浮軌道梁加工專機；2000年，大連組合工具機研究所與「中捷友誼廠」聯合製造的我國第一套完整的轎車發動機裝配線在瀋陽通過最終驗收。11凡此種種都證明了，「中捷友誼廠」是技術轉移是成功的，也是中國接受外國技術轉移的優秀範例。12
除了「中捷友誼廠」之外，1949年之後捷克對於中國皮革技術的援助，也值得一提。13
捷克是歐洲老牌皮革生產大國，捷克的拔佳（Bata）牌皮具，享譽世界，在歐洲有數千家分店，而且至今在中國的中高端皮具市場佔有非常大的份額。拔佳以該皮具創始人拔佳的名字而命名，拔佳對於中國有著相當的好感。在1949年之前，捷克漢學家普實克來中國訪問、研究時因缺乏經費，正是拔佳的資助，才使得普實克成行，並開創了捷克漢學研究的「布拉格學派」。
1949年之後，因為國防工業與民用的雙重需求，導致國內皮革供不應求，亟需改良皮革生產技術，才能滿足國內市場正常的皮革供應。1952年，中國最大的皮革廠——內蒙古海拉爾皮革廠成立。1953年，中央投資50萬元，該廠從捷克斯洛伐克的拔佳公司購進位革成套設備，脫毛、去肉、片皮、削勻、磨革、熨皮、打光、擠水、重革伸展、壓底等工序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為50年代全國製革最先進的設備和工藝，改造後年產重革由18噸增長到153噸，輕革由16082平方米增長到49110平方米，大大保證了當時國內皮革的基本供應。14
海拉爾皮革廠獲得捷克的製革技術之後，包頭皮革廠、北京市機制皮鞋廠、貴陽皮革廠與瀋陽皮革廠也先後從拔佳公司引進壓花機、片皮機與成套製鞋設備，用於皮革生產的改良與產量的提高。這大大改良了中國傳統的皮革生產方式，為發展中國現代皮革工業奠定了重要的技術基礎。
不可忽視的是，捷克對中國的皮革技術轉移，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1997年10月，中國皮革工業協會與捷克共和國鞋業協會正式籤訂《中捷皮革工作組協議書》。當年10月底，中國選派5名軍用製鞋專家赴捷克培訓，捷克政府在履行這個項目時為中國軍鞋的技術改造無償提供50萬美元贈款，15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並提高了我國軍用鞋的生產技術。
除卻工具機與皮革技術之外，在釀酒、玻璃與汽車工業等領域，捷克也提供了較多的技術援助。廣州五羊啤酒廠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從捷克皮爾森啤酒廠引進「雙糖化鍋輪流生產」技術，提升了啤酒的生產量；16 1958年，中國玻璃工業技術設計院向捷克引進玻璃纖維與壓延玻璃製法，並將其投入國產量產；1985年，長春搪瓷廠又向捷克引進靜電粉末噴塗技術與設備；17 1959年，濟南汽車製造廠參照捷克斯柯達706RT型柴油載貨汽車，設計了中國第一款重型載貨汽車——黃河JN150型8噸汽車；18 1984年，邢臺長徵汽車廠又與捷克太脫拉（Tatra）汽車廠合作，組裝815載重汽車，19凡此種種，可謂不勝枚舉。可以說，二十世紀中國接受西方國家的技術轉移的歷史，捷克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
西方發達國家接納中國留學生（包括培訓人員），是對華技術轉移的一個重要組成。捷克接受中國留學生始於1949年，這是中捷兩國在社會主義陣營裡的戰略合作。蘇東劇變之後，曾經的戰略合作協議自然終止，捷克對中國留學生的接納一般是公派留學或自費留學兩種。據相關文獻披露，自1949年至今，大約有2000餘名中國留學生在捷克學習或培訓。他們既涉及文學、法律、音樂等人文社科專業，也涉及製藥、機械、軍工、化工等理工技術學科。
另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1949年至1991年的42年間，捷克為中國培養了四百餘名留學生，當中既有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李鐵映，也有世界知識出版社總編輯陳平陵、國家民航局副局長李昭、中國駐捷克大使嚴鵬與中國科學院院士汪爾康等高級人才，至於高級工程師、教授與司局級高級幹部更是不勝枚舉，當中可謂是人才濟濟，蔚為大觀。20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向同為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提出了互派留學生的請求，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的大三或應屆畢業生派遣到上述國家首都的大學進行學習。本著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相互幫助的原則，它們均同意了這一要求，但是另要求每個國家每一批不得超過5名中國留學生。1950年，中國向上述國家一共派出了25名留學生，當中5名在捷克，同年又往捷克補派了2名留學生，因此1950年中國總共向捷克派遣了7名留學生（均屬首批）。他們分別是李永正、壽綏和、金君暉、周志堯、張振弟、楊學新與董純綺。21
有趣的是，在1950年至1952年期間，中國派往捷克的留學生，多半是為外交部提供儲備人才使用的外文、國際法專業的學生，因此真正負責這件事情的，是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伍修權與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及至1953年，時任高教部部長楊秀峰才開始主持向捷克派遣理工技術學科留學生的任務，主要合作高校是布拉格技術大學、俄斯特拉法高等礦業學院、薩波託斯基軍用技術學院、捷克高等技術大學、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皮爾森機電學院與捷克斯洛伐克鐵道學院等捷克重點理工科院校與科研院所。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往捷克查理大學、布拉格高等工藝美術學院、布拉格音樂藝術學院派遣人文、社科與藝術類的留學生。22據筆者統計，在1953年之後，理工科與人文社科類的留捷中國學生總體比例，大約為一比一。
在1953年至1968年期間，這些留學生在捷克留學期間的生活、醫療保障是相當完善的，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擔了相當大的開支。而當中許多留學生實際上承擔了對華技術轉移主體的任務。譬如1958年上半年，中國曾向捷克訂購了一臺12000噸水壓機，並要求捷克提前交貨，但捷克人手有限，於是請求中國政府派遣一個工作組前來協助。中國政府委派一機部處理此事，而當時在捷留學生向一機部要求，為節省開支並鍛鍊人才，他們願自願擔任小組成員，中央只用派遣一位組長即可。一機部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並派遣了瀋陽重型機械廠設計科科長遊震椿擔任中方組長（兼任合作小組副組長，合作小組組長由捷克工程師奧塔卡爾·胡薩克擔任），由皮爾森機械學院學生黃迺強與俄斯特拉發高等礦業學院學生荊汝楫、龔育浦、樊克恭、蔣家龍等五人組成小組，先在水壓機生產的比爾森列寧工廠（即斯柯達工廠）學習，23爾後在俄斯特拉發新鋼廠實習。通過大型設備的操作培訓之後，他們迅速進入到水壓機的生產流程當中。通過大半年的努力，由「五人小組」在捷克製造完成的12000噸水壓機正式下線並運往國內，成為中國投入運行的第一臺大型水壓機。而參與設計的五位留學生，他們回國之後也分別成為中國重型機械製造特別是水壓機生產技術的領軍科學家。23
此外，1960年，中國青年醫學家、時任上海醫學院藥學系副主任的周維善在著名藥學家黃鳴龍的推薦下，赴捷克科學院有機和生化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師從於索姆（Sorm）教授，主要從事倍半萜結構研究。回國之後，周維善與同事們一道組成青蒿素項目組（時稱「523項目」），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術應用到青蒿素結構測定與獲取還原青蒿素（或稱雙氫青蒿素）的工作當中，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取得的重大的科研項目之一。2015年，中國科學家、當時項目組成員之一屠呦呦教授獲得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
像這種通過留學生學習、實習與實地工作爾後再獲得技術並轉移至國內的範式，在當時的捷克留學生當中並不少見。在中捷同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特別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近二十年裡，中國通過留學生、培訓人員在捷克獲得了較多的生產技術，為促使中國向現代工業國的轉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蘇東劇變之後，捷克科學技術原地踏步多年。而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英國、法國、瑞士與美國、日本的科學技術早已後來居上，即使中國的科學技術，也在許多領域也早已超越了捷克，並且可以自由地向世界其他國家派遣留學生。因此，赴捷中國留學生也主要集中在音樂、美術、語言文學等人文社科領域，而科學技術的合作也開始依靠跨國公司、國際間組織來完成。因此，依靠留學生為橋梁的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也逐漸走向式微。
通過如上研究我們可以得知，二十世紀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的特徵是相當明顯的，它綜合、客觀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與捷克的雙邊合作關係史。筆者淺識，二十世紀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有如下三個特徵可供參考。
首先，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主要體現在捷克的強勢領域，而不是全方位的對華轉移。
在整個二十年代特別是「布拉格之春」之前，捷克一直是世界科技強國，但並不是世界科技大國。所謂科技強國，則指捷克在製革、玻璃、工具機、軍工、汽車等幾個領域擁有世界領先的技術能力，而不是在所有領域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因為受制於土地面積等諸多客觀因素，捷克在航空航天、水力發電等其他科技領域，則顯得有所欠缺。
因此，與前蘇聯、美國等科技大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不同，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己之長、補他之短」。我們主要向捷克引進火力發電、機械動力、工具機製造、皮革技術等當時我們急需、且本身捷克自身也處於國際領先、居於強勢領域的現代科學技術。而非眉毛鬍子一把抓，全部搞「拿來主義」，這樣不現實，也不切實際。
不難看出，這是二十世紀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實際上也間接地反映了其他「小國」如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摩納哥等國家向中國進行科學技術轉移的共性：部分技術的轉移。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本身不是效仿某一個國家、照搬照抄某一種制度而實現的，而是通過對不同國家的綜合判斷、取己所需而獲得的，這也見證了中國的現代化本身具備獨特的包容性。
事實上也證明，這種轉移對於中國技術的現代化之路是成功的。這亦是「取眾家之長，補一己之短」、「三人行必有我師」這一中國傳統哲學思維在現代國際關係、地緣政治中的具體實踐。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實際上是眾多國家科學技術對華轉移中的一部分，但正是這無數個小部分，才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進程。
其次，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不要求有任何性質的附加政治條件，一般單純的技術購買或雙邊援助，體現了中捷長期以來友好、穩定的外交關係。
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這並非源於二十世紀，早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就已經發生。縱觀晚清「西學東漸」以來一百七十餘年，在列強船堅炮利之下，西方科學技術始入中國，如馬尾造船廠、江南水師學堂、路礦學堂等等，無一不見證西方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但這些技術轉移多半是帶有殖民、侵略性質的，並非是單純意義上的雙邊援助或技術轉移。
及至上個世紀中葉，處於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中國，不得不向「老大哥」前蘇聯引進科學技術，但卻受制於前蘇聯當時大國沙文主義的壓迫，最終中蘇走向交惡。但捷克對華科學技術轉移，卻是沒有任何附加政治條件的，更沒有殖民、侵略性質。當中既有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戰略合作，也有捷克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同病相憐」。一個是在歐洲飽受侵略、佔領的民族，一個曾是亞洲最大的半殖民、半封建國家。同樣的際遇使得兩個國家有著天然的好感。不難看出，在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的過程中，幾乎都是從中國客觀實際需要出發，既不坐地起價，也不「留一手」，而是竭盡所能地提供中國當時所需的技術與設備。因此，20世紀向中國進行科學技術轉移的捷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提出「附加條件」的國家之一，這也為未來良好的中捷雙邊關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最後，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主要集中在1949年至1991年期間，反映了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的主潮實際上仍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戰略合作。因此，今後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將會以「一帶一路」大戰略為主，構建新型的中捷技術、資金合作夥伴關係。
縱觀二十世紀的捷克科學技術對華轉移，總體概括是「兩個單向」，一是過程單向，即只有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而無中國科學技術的對捷轉移；二是內容單向，即只有單純的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而無資金的流動與經貿層面的合作。在全球化急速發展的當下，這種單純的技術轉移，顯然已成為明日黃花。
我們可以看到，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主要集中在1949年至1991年間，這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的戰略合作，而不是全球化語境下世界市場經濟的大勢所趨。因此這種合作仍然「計劃經濟」下的產物，隨著蘇東劇變的發生，這種特殊的科學技術轉移也宣告結束。
但是中捷之間的合作關係並未因為國際政治格局的嬗變而改變。近年來，中國與捷克的合作逐漸從曾經的「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升級為「中捷技術資金的全面合作」。在滄州有了「環渤海中捷產業園區」、斯柯達、拔佳等捷克知名企業相繼在中國設立了生產基地並且擁有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而中國近年來崛起的強勢科技產業如光伏太陽能、高鐵與製藥工程等等憑藉資金與人員的流動，開始逐漸向捷克轉移，形成了中捷戰略合作的新局面。24
捷克地處東歐，位於亞歐大陸的中心，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樞紐，也是中國與歐洲經濟、科技、文化交流的橋頭堡。二十世紀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轉移，為今後良好的中捷關係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下，中國與捷克、歐洲還會有更加深入的經濟、技術合作。25因此，今後中捷兩國之間的科學技術轉移，必然是走向雙向、多元的。
致謝
感謝中國駐捷克大使馬克卿女士及蔡舒領事、《鳳凰周刊》徐偉編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王斌副研究員與陳巍助理研究員為本文完成的熱情襄助，筆者銘感至深。需要說明的是，在習近平主席2016年訪捷期間，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官方微信號曾將此文的縮減版予以推送，在微信上獲得不少網友的批評與指教，筆者在此誠摯致謝。
此外，此文的部分內容作為專題講稿在武漢大學「珞珈論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格致下午茶」等學術講座上與學界同道進行了交流與探索，參考了大家修改意見，恕不一一致謝，一併表示感謝。
最後感謝內子張萱博士，是她陪我的布拉格蜜月之行讓我對波西米亞這片土地有了各種奇思妙想的靈感，這篇文章只是其中之一。
1. 從閘北水電公司到上海閘北發電廠[J]. 政協上海市寶山區委員會學習文史委員會編：寶山史話·工商經濟專輯.1994年。
2. 該發電廠改造了1911年10月成立的上海閘北水電公司，並將其從恆豐路搬到了軍工路。
3. 準確地說，鄔達克生於捷克斯洛伐克，但因為奧匈帝國解體，使得他當時的國籍未定。
4. （意）盧卡·彭切裡尼（Luca Poncellini），（匈）尤利婭·切伊迪（Julia Csejdy）著：鄔達克[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年.60頁。
5. New Chapei Power Station[N].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Saturday, August 3, 1929. page.1
6. 天原廠與上海特別市政府公用局為接洽工廠用電有關文件（1929年10月24日—1930年11月16日）[M].吳蘊初企業史料之「天原化工廠卷」.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年.57-58頁。
7. 準確地說，1959年12月30日，外交部、一機部共同提出了關於瀋陽第二工具機廠與「捷中友誼廠」建立直接聯繫及命名瀋陽第二工具機廠為「中捷友誼廠」的請示報告。經廖承志同志12月31日批示「擬同意，請陳（毅）急核。」1960年1月1日陳毅副總理批示「同意辦」。接著在遼寧省委領導下，進行了一系列的命名儀式籌備工作，至此，中捷友誼廠成立。見《中捷友誼廠志》（內部發行）.2000年.82頁。
8. 瀋陽市情[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856頁。
9. 瀋陽第二工具機廠本身就是「蘇聯專家普羅哈洛夫綜合工作組」援建的企業，其前身是日軍修建的軍工企業——偽滿「工作機械株式會社」。中蘇交惡之後，蘇聯專家撤走，使得瀋陽第二工具機廠陷入到了生產困境。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 編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第1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119 頁。
11. 1995年，「中捷友誼廠」實行股份制改制與整體上市，並成功併購德國希斯工具機公司，成立「瀋陽工具機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該公司是世界排名第八的工具機生產企業，其規模與生產水平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12. 1960年代中葉，全國掀起「三線建設」運動。剛剛成立的中捷友誼廠一分為二，許多骨幹工程師、技術人員與工人西遷寧夏中衛，成立中衛鑽床廠，揭開了西北地區工具機生產的序幕。2003年10月，該廠改制為寧夏中衛大河工具機有限公司，至今仍是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工具機企業之一。關於「中捷友誼廠」的歷史，詳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中捷友誼廠：見證捷克對華援助史》（載於《鳳凰周刊》2016年第11期）。
13. 中捷友誼廠志[M].瀋陽：中捷友誼廠宣傳處.2000年.205-207頁。
14. 內蒙古自治區科學技術志編纂委員會：內蒙古自治區志·科學技術志[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年.469頁。
15. 中國輕工業年鑑[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年.251頁。
16.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輕工業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450頁。
17. 中國輕工業年鑑[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157頁。
18. 趙英勳：汽車概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2年.16頁。
19. 邢臺長徵汽車廠的前身是北京新都汽車廠，1971年搬遷至邢臺。實際上該廠1964年就開始仿製捷克太脫拉卡車，但技術不成熟。1987年，該廠正式與太脫拉汽車廠籤訂技術轉讓協議，這是「國家『八五』規劃」的重點項目。及至1990年代，長徵汽車廠完全掌握了太脫拉載重汽車國產化技術。2012年，該廠以股權轉讓的形式整體併入央企中航集團，更名為中航工業河北長徵汽車製造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該廠仍在量產太脫拉型巨型載重卡車，是中國唯一採用捷克太脫拉汽車製造技術的生產廠家。
20. 陳平陵：在第二故鄉的日子：留捷同學的回憶[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310頁。
21. 同上.2頁、14頁、310頁。
22. 同上.310頁。
23. 陳平陵等：在第二故鄉的日子：留捷同學的回憶[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80-84頁。
24. 陸志強：捷克十多年來的對外貿易政策和經貿狀況[J].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年2月。
25. （捷）利博爾·塞奇卡：捷克：已做好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準備[J].中國投資.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