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薛福成提倡歷史應因勢而變，借鑑西方；提倡史學經世，撰寫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出使日記續刻》《庸庵筆記》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主張評價人物應將其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特別是要注重道德品評。
關鍵詞：薛福成；因勢而變；史學經世思想；道德品評；
作者簡介：鄭素燕，女，安徽宣城人，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桐城派名家史學思想研究」（13BZS005）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1]，是「曾門四弟子」之一。薛福成自小熟讀經史，「於二十一史因革損益，成敗得失，了了胸中」[2]。在此基礎上，他形成了因勢而變的歷史觀和史學經世思想，並對一些歷史人物有其獨特的看法。目前學界對薛福成在西學、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及文學方面關注較多，而對其史學思想方面則鮮有論及。
一、因勢而變的變易史觀
薛福成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列強環伺，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對此，薛福成有著清醒的認識：「方今俄人西踞伊犁，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與安嶺，綿亙二萬裡，周匝三垂，蓄銳觀釁；法人蠶食越南，取其東京以為外府，撤我滇粵之藩籬；英人由印度規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窺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廣，而四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廩然不可終日。」[3]353-354
面對如此嚴重的民族危機，薛福成認為必須要因勢而變，「與時變通，以釋近患，非得以也，勢也」。[3]56「一旦歐洲強國四面環逼，此巢燧羲軒之所不及料，堯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惟是通變方能持久，因時所以制宜。」[3]423在薛福成看來，變是時勢使然，歷史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上古的時候，人和世間的其他萬物沒有區別，但後來發生了變化，「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相繼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宮室，教之網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書契，積群聖人之經營，以啟唐虞，無慮數千年，於是鴻荒之天下，一變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訖夏商周，最稱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滅六國，廢諸侯，壞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堯舜也，蓋二千年，於是封建之天下，一變為郡縣之天下。嬴秦以降，雖盛衰分合不常，然漢、唐、宋、明之外患，不過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紇、吐蕃，曰契丹、蒙古，總之不離西北塞外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諸國，以其器數之學勃興海外，履垓埏若戶庭，御風霆如指臂，環大地九萬裡，罔不通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而今之去秦漢也，亦二千年，於是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3]184
既然歷史一直在變化，而如今的變化更甚，時人該如何應付？薛福成提出變法，「稍變則弊去而法存，不變則弊存而法亡。」[3]184要變法以圖自強致富，「中國地博物阜，甲於五大洲。欲圖自治，先謀自強；欲謀自強，先求致富。致富之術，莫如興利除弊。」[4]866而要自強致富就必須向西方學習，「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峙，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考工制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3]185在薛福成看來，只有學習西方的商政礦務、機器製造、交通電訊，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才能使中國由貧弱變為富強，甚至勝過先進的西方國家，「夫欲勝人，必盡知其法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勝，非兀然端坐而可以勝人者也。」[3]185薛福成認為，講求西法乃是宇宙大勢，亞洲仿效西法的國家有日本和暹羅，而暹羅能夠自立，原因就在於講求西法，「南洋各邦，若緬甸，若越南，若南掌，或亡或弱矣；而暹羅竟能自立，不失為地球三等之國，殆西法有以輔之。然則今之立國，不能不講西法者，亦宇宙大勢使然也。」[5]170
薛福成的變易史觀不僅僅體現在尋求自強致富，他還主張借鑑西方國家的養民、教民之法，他說：「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矣。」[4]818薛福成在日記中詳細記述了西國養民之法，「按西國養民最要之新法，條目凡二十有一：一曰造機器，以便製造；二曰築鐵路，以省運費；三曰設郵政局、日報館，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約、通商以廣商權；五曰增領事衙門，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國電線，以捷音信；七曰籌國家公帑，以助商賈；八曰立商務局，以資講求；九曰設博物館，以備考究；十曰舉正副商董，以賴匡襄；十一曰設機器局，以教閭閻；十二曰定關口稅，以平貨價；十三曰墾荒地，以崇本業；十四曰開礦政，以富民財；十五曰行鈔票，以濟錢法；十六曰講化學，以精格致精製造以興工藝；十七曰選賢能，以任庶事；十八曰變漕法，以利轉輸；十九曰清帳項，以免拖累；二十曰開銀行，以生利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強。」[4]733薛福成希望中國能借鑑此法養民，發展礦務、商務和工務，以擺脫窮困，走上致富之路。
在教民之法上，薛福成指出西方各國非常重視教育的普及，教育體制完備，「西洋各國教民之法，莫盛於今日，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即殘疾聾瞽暗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者，皆有義塾以收教之。……文則有仕學院，武則有武學院，農則有農政院，工則有工藝院，商則有通商院。非僅為士者有學，即為兵為工為農為商，亦莫不有學。」[4]607而中國的科舉制度積弊叢生，士子們只專注於制藝，不問實學，「驅天下數十百萬操觚之士，敝精憊神於制藝之中，不研經術，不考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則驚為河漢，講經世之要務，則詫若望洋。」[3]291因此，薛福成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立國」的思想，積極構設近代教育制度，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6]。
薛福成論因勢而變，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才在歷史變化中的作用。薛福成認為歷史盛衰變化的關鍵在人才的消長，「世運之所以為隆替者何在乎？在賢才之消長而已。」[3]3而中國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人才就顯得尤為重要，「人才多出一分，即於時事補救一分」。[3]742-743在薛福成看來，日本能漸漸富強的原因，就在於人才的奮興，「是故國不在大小，而在人才之奮興；才不限方隅，而惟識時務者斯謂之俊傑。」[4]642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人才？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即通西法，研求時務的人，「今欲人才之奮起，必使聰明才傑之士，研求時務而後可。」[3]13
薛福成因勢而變的變易史觀，突破了傳統天命循環史觀的藩籬，具有了初步的進化史觀。他認為世界是進化的，人類的科學技術在不斷進步，「蓋世事遞變而益奇，昔之幻者今皆實矣。夫古聖人製作以來，不過四千數百年，而世變已若是；若再設想四五千年或萬年以後，吾不知戰具之用槍炮，變而益猛者為何物？行具之用火輪舟車，變而益速者為何物？但就輕氣球而論，果能體制日精，升降順逆，使球如使舟車，吾知行師者水戰、陸戰之外有添雲戰者矣，行路者水程、陸程之外有改雲程者矣。此外，御風、御雲、御電、御火、御水之法，更當百出而不窮，殆未可以意計測也。」[5]17-18此外，薛福成提倡的講求西法，突破了洋務派僅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層面，而擴充到養民教民之法的社會層面，雖不如後來嚴復等人的進化史觀深刻，但其開風氣之先，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
二、為學期於有用的史學經世思想
經世致用在明清之際形成了一種思潮，史學家章學誠認為史學的根本宗旨是經世致用[7]。桐城派一直有著經世致用的傳統，姚瑩、曾國藩等是晚清史學經世思潮的倡導者。薛福成繼承了晚清桐城派史學經世的傳統，早在少年時就立志經世，「往在十二三歲時，強寇竊發嶺外，慨然欲為經世實學，以備國家一日之用。乃屏棄一切而專力於是。」[3]337綜觀薛福成的一生，都在主張向西方學習，實行改良，並身體力行，力圖挽救中國的危亡。他早期擔任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幕僚，協助二人辦理洋務，處理了許多重大事件，如處理「馬嘉理案」、抵制英人赫德為總海防司、定計平定朝鮮內戰等。1884年任浙江寧紹臺道，籌防浙東軍務，創辦洋務，創建崇實書院，培養實學經世人才。1890年，薛福成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欽差大臣，出使四國，被錢基博讚譽為「數十年來，稱使才者並推薛曾雲」[8]。
薛福成認為君子為學，應致力於有用之學，在為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作序時寫道：「君子之為學也，期於有用而不託諸空言。」[3]829薛福成的文章，不管是奏疏、書牘、政論，還是日記、筆記，甚至連書後、傳記等都立意深遠，均為經世之學，黎庶昌曾評價道：「並世不乏才人學人，若論經世之文，當於作者首屈一指。」[9]而其中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出使日記續刻》及筆記中的史料、人物傳記等均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史料，構成了他史學經世的主要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撰寫出使日記，留下重要史料。薛福成於1890年至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在此期間，他對沿途亞洲、非洲、澳洲和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地理、科技、風俗人情、法律、軍事、宗教、教育等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寫成了《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及《出使日記續刻》。薛福成在為出使日記作的《跋》中寫道：「凡舟車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強立國之要，細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筆之於書，以為日記。」[10]在日記中，他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物質文明，還分析歐洲各國富強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教育，「歐洲立國以商務為本，富國強兵全借於商」[5]147，「近數十年來，學校之盛，以德國為尤著，而諸大國亦無不競爽。德國之兵多出於學校，所以戰無不勝。推之於士農工賈，何獨不然？推之於英法俄美等國，何獨不然？夫觀大局之興廢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學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歟？」[5]230薛福成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國落後的原因，呼籲中國要向西方學習，進行改良。
除此之外，薛福成還將與中國相關的事宜一一記錄在日記裡，「是以此書於四國之外，所聞關係中國之事，必詳記之。」[11]如英俄侵略朝鮮之事、英法等國對中國態度的改變、羅馬尼亞、緬甸等國與中國的關係、中英滇緬界務商務的談判、中英關於會立坎巨提頭目的談判等等。並詳細記錄華人、華僑在南洋各國的情況。另外，薛福成為保護華僑，與英國進行談判，要求在英領地設領事，出使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中英交涉的全過程。
出使日記不僅來源於薛福成的親身經歷，還有的來自於新聞或舊牘，「本大使奉使之餘，據所親歷，筆之於書。或採新聞，或稽舊牘。」[12]並將自己的見聞與前人的相關著作相對照，如《瀛寰志略》《海國圖志》《乘槎筆記》《職方外紀》《使西日記》等，力求記載準確無誤。正是由於薛福成的細緻觀察及長於思考，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史料。這正如曾光光所言，薛福成與黎庶昌、郭嵩燾等人對西方政治歷史文化的全面介紹，「突破了傳統史學以本國歷史為中心的局限，促進了傳統史學向近現代史學的轉換」[13]。
第二，善惡並書，以有利於經世之學。薛福成在《庸庵筆記·凡例》中寫道：「昌黎韓子有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3]839
《庸庵筆記》共有六卷，前三卷《史料》《逸聞》，記載的都是薛福成所親歷親聞的真人真事，尤其是兩卷《史料》，「涉筆嚴謹，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3]839。《史料》《逸聞》記載了當朝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及人物的奇聞趣事，其中有不少是正史中所未記載的，這也是薛福成撰寫《庸庵筆記》的原則之一，「是書所記，務求戛戛獨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3]839如《張忠武公逸事》一文，薛福成重點描寫了晚清名將張國梁少年時做盜魁的逸事，而不再寫其已經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其奇勳偉傑，彪炳史冊，無待餘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採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3]848因此《庸庵筆記》彌補了正史的不足，影響很大，近代掌故大家徐一士就將其作為自己研究近代掌故史實的張本，他說：「筆記之屬，吾父曾為講《庸庵筆記》等，甚感興味，亦後來研究近代史實掌故之張本。」[14]
除了彌補正史之不足以外，薛福成記載大事件及人物事跡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彰善貶惡，以挽回世道人心。他認為《左氏春秋傳》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善惡並書，功罪互見，「所以示後人法戒也」[3]478。但是近世的國史立傳及人物傳記，「意主揄揚其賢者，而擯絕其不肖者，由是關係絕大之事，後人但有所取法，無所取戒。」[3]478在薛福成看來，戒應先於法，「雖有志之士，抗希曩哲，力補時艱，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也。」[3]478因此他記載了不少耽誤時局之事，如《書沔陽陸帥失江寧事》《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等，讓後人引以為戒。
薛福成也描述了很多正人君子的形象，其目的在於以君子之行跡勸諫後人。如在《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詳細描寫了曾國藩滅「粵賊」、治軍治吏、辦洋務等忠勳事跡中所經歷的艱難困苦，及其「專務躬行，進德尤猛」、「知人之鑑，超軼古今」[3]21的為人，並認為曾國藩「似漢臣諸葛亮」。薛福成寫此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不忍「令其苦心孤詣，湮沒不彰」，另一方面則是用曾國藩的德行，「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3]22。他在《蕭母黃太淑人八十晉一壽序》中，寫黃太淑人「仁孝慈儉，約己厚人」，雖然家貧，但「振人緩急，如恐不逮，裡中惸獨者、孤寡者、衰且癃者、歿無棺者，必獲所求以去」[3]375。她的善行挽回了當地的世道人心，「嘗使鬻妻者將離而獲全，不肖者感德而思改。」因此薛福成為其寫壽序時說：「不敢以尋常頌禱之辭相溷，故撮舉太淑人積累致福之由，與其艱苦歷嘗之境，以視其後之人，俾知所鏡焉。」[3]375
薛福成還通過對清廉官員與世不同做法的描述，來對當時社會的不正之風進行批評。他在《道銜奉天府治中蔣君家傳》中寫道：「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儉。率仰贍州縣吏，州縣地曠瘠，困於積耗，皆浚民侵公以償所費。又與旗員錯治，政令歧出。其下緣為奸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隱，貨賂公行。」[3]78指出了奉天府吏道的黑暗，而蔣大鏞任奉天府治中時，不與當地官員同流合汙，潔身自好，「吏道益刓不肅，君獨皦然自振厲。上官諷以稍去崖岸，毋自苦。君正色謝不敏。」[3]78
三、論其世、重道德的人物觀
薛福成熟讀史書，對當朝掌故也十分熟悉，他對不少人物進行了評價。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他提出「尚論古人者，先論其世」，將其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設身處地地去進行評價。同時，他評價人物時注重道德品評，體現出他在道德上的價值取向。
第一，「尚論古人者，先論其世」
薛福成在《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一文中說：「然後知尚論古人者，先論其世，而玩尚論古人者之言，亦必先論其世。」[3]449即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注意其所處時代的情勢，將其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設身處地地去進行評價。
後世對於唐朝政治家李德裕的評價比較高，但對他與牛僧孺關於維州取捨的孰是孰非，有著不同的看法。宋司馬光以義利為辯，認為牛僧孺對而李德裕錯。對於司馬光的看法，薛福成並不贊同，他從當時唐朝的時局入手進行分析，認為：「吐蕃為患於唐，猶猛獸、盜賊也，素無信義，以和款唐，侵暴不已。渾瑊與盟平涼，即謀執瑊以侵唐。其後屢和屢入寇。為唐計者，當絕和議，籌全局，甄拔賢將分布關中諸鎮，威制吐蕃，策之上也。」[3]448-449因此，他認為李德裕是對的，對其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德裕之心，在張國勢，鞏邊防，人所共知也。……且文宗果憂吐蕃，倘召德裕而相之，必能運籌決勝，制馭四夷，於其相武宗知之矣。」[3]449而對牛僧孺，薛福成認為他阻攔李德裕收回維州，是自私自利、誤國殃民的表現，「僧孺之心，不過齮齕德裕，欲沮其入相之路，置國計軍謀於不恤，亦人所共知也。……僧孺雍容高論，玩愒歲月，妨賢病國，於其相穆宗、文宗知之矣。」[3]449
薛福成對明相葉向高也給予很高的評價。《明史》中說：「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15]薛福成則認為明神宗在位之時，天下事已大不可為，但葉向高「隨事補救，搘持一二，又能調劑群情，輯和異同，與東林諸君子往來，不激不隨，而以時左右之」[3]296，可謂之賢。但有人對葉向高存疑，「然尚有疑之者曰：『向高既致仕而去，泰昌、天啟之間，可以不出。出而值客、魏用事，既不能抗章力爭，與廷臣內外合謀，翦除巨蠹，厥後林汝翥之事，卒受群閹困辱以去。』」[3]296薛福成對此論進行了批駁，認為葉向高受明神宗殊遇，而當時主幼國危，其應召而出，為有義，復出時正值客、魏勢力根深蒂固，不可能將其猝去。「且攻之過激，彼將鋌而走險，故不如與之委蛇，猶可從中挽回，潛移默奪。且向高在閣，忠賢必不能大肆其惡，他日因勢利導，未嘗不可乘機之去。此則向高之志也。」[3]297葉向高再次請辭，是因為熹宗昏庸，魏廣微等閣臣甘做魏忠賢的鷹犬，因此「向高決意求去，而明事遂不可為矣」[3]297。
西漢惠帝劉盈向來被評價為仁弱，司馬遷說他「為人仁弱」[16]，班固雖贊他為「寬仁之主」，但是悲其「遭呂太后虧損至德」[17]。世人以惠帝不能防閒太后，作為他仁弱的證明。而薛福成則認為此「誤矣」，他認為漢惠帝的遭遇是天定，非人所能為，「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韓彭輩如縛嬰兒，譎詐悍戾，用事已久。為之子者，欲力制之，必受奇禍；欲婉諫之，又不見聽。」[3]315就算是漢文帝遇到這種情況，也只能養晦避禍。而且漢惠帝在位期間，也對呂太后起了一定的牽製作用，「帝怒闢陽侯行不正，則下之獄，而太后慚不能言也。在位七年，諸呂未嘗用事，及帝甫崩，而臺、通、產、祿相繼封王，高帝諸子相繼幽死，闢陽侯且為右丞相，居宮中矣。則知惠帝在時，太后猶有所嚴憚而不敢逞。其維持匡救之苦心，後世所不盡知者也。」[3]315在薛福成看來，漢惠帝在位七年之治不在漢文帝之下，且漢惠帝「天資仁厚，殆非文帝黃老之學所及也」，「實三代下守成令主」[3]315。
第二，注重道德品評
薛福成十分重視道德，認為一心向善即為天堂，心向惡則為地獄，「天堂地獄之辨，在乎一心：心之善者，其階級之多，豈止佛氏所稱三十三天也；心之惡者，其等差之眾，豈止佛氏所云十八層獄也。」[3]310在薛福成看來，天下如果善人多，則天下可治，「有一鄉之善士出焉，好行其善而一鄉治，積而至於縣、於郡、於行省，莫不皆然，而後天下可治。」[3]378因此薛福成在評論人物時，以善惡為標準，彰善貶惡，以明人倫、正風俗。
薛福成對惡人不遺餘力地進行鞭笞，他在《山東某生夢遊地獄》一文中，將惡人分為以下幾類：一為暴賊，即歷史上殺人如麻之人，如朱粲、黃巢、李自成等；二是逆子，如弒父的商臣、弒叔母朱太后的孫皓等；三是逆臣，如王莽、朱溫、石敬瑭等；四是讒佞奸臣，如江充、主父偃、來俊臣、李林甫等；五是淫妒悍逆婦人，如妺喜、妲己、趙合德等。另外還有酷吏、貪夫、陋醫、奸商，等等。薛福成信奉善惡報應說，他在文中寫道：「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惡以為報施，銖兩悉稱。或前世有善惡，而今世報之。或今世有善惡，而來世報之。其他善惡，或本身受其報，或子孫受其報。」[3]959因此，他將這些惡人全部下了地獄，身受各種酷刑。
受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薛福成對造反篡位之人深惡痛絕，尤以隋文帝、明永樂皇帝為甚。歷史上對隋文帝的評價以肯定為主，如《隋書·帝紀第二高祖下》認為隋文帝「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王」[18]。而薛福成則認為隋文帝毫無功德，「欺外甥以篡其國，而殺機深險，至盡滅宇文氏之族。」[3]961他將隋文帝下了第十八層地獄，並使其坐在針棘之上，只要一動就痛徹心骨。而永樂皇帝朱棣，「不過吳王濞、趙王倫之徒，僥倖篡奪，而屠戮忠良，用心慘刻，絕無人理。」[3]961薛福成對其的懲罰是在他的牢獄中放一百缸糞，將其萬古置於惡臭之中。
惡人下地獄，善人則入天堂。薛福成將天堂分為三層，人品絕佳，毫無渣滓之人在第一層天，如三皇五帝、商湯、盤庚、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漢惠帝、北魏孝文帝、唐高祖、宋太祖、金世宗、明孝宗等皇帝，孔子、孟子、朱熹、程顥、程頤等大儒，伯夷、管仲、張良、房玄齡、範仲淹等古皇輔佐之人，娥皇、女英、周宣姜後、孝惠張皇后、班婕妤等品行高潔之后妃，以及孝子、賢母、節婦、貞女、孝女等。其餘在道德上有瑕疵之人在第二層、第三層天，如元太祖、明太祖，薛福成認為元太祖「殺伐過重，上幹天和」，明太祖「屠戮功臣、淫刑以逞」，二人「皆降在第三層天矣」[3]968。
薛福成曾在日記中對光緒初年以來的出洋使臣一一進行評論，評價的標準除了事功，最看重的就是道德。他將曾紀澤排在第一，郭嵩燾排在第二，「侍郎雖力戰清議，以至聲名敗壞，然其心實矢公忠。且他人必無此毅力，無此戇氣，故居第二。」排在第三、第四的是鄭玉軒、黎庶昌，「玉軒、蓴齋，皆君子人也；居心稍愨，所值又非可以見功之地，以至無建樹，故居第三、第四。」陳蘭彬又次之，「荔秋雖不失為君子，而膽量更小於鄭黎，實非幹事之材，故居第五」。在薛福成看來，這幾人都是君子，就算陳蘭彬沒有幹事之才，排名仍然靠前。排在最後的幾位皆人品有問題，李鳳苞「才力有餘，西學亦精，一旦得志，器小易盈，其所為頗近於小人」，排在第十四位。劉錫鴻「以氣節自矜，居心實其巧詐，建議亦多紕謬，足以貽誤大局，故居第十五」。崇厚「以頭等公使自誇，與俄人商定約章，誤國病民，為世大戮，故居第十六」。排在最末的是徐承祖，薛福成認為其「身居使職，而以贓敗，風斯下亦，故以墊焉」[4]826。
綜觀薛福成的史學思想，不管是提倡因勢而變的變易史觀，還是他的史學經世思想及對人物的道德品評，其目的都在於要解決中國內憂外患的危機，因此他大力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不遺餘力地批評社會的不正之風，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人物的評價，彰善貶惡，歷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在他這裡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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