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現在為止，反響最大、最能得到學術界認同的《紅樓夢》譯本是霍克斯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譯的兩個版本。楊戴翻譯的《紅樓夢》是迄今為止惟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英文全譯本。
關鍵詞：中西合璧 英譯《紅樓夢》
戴乃迭與楊憲益，堪稱中外聯姻珠聯璧合的典範。楊憲益和戴乃迭是上世紀４０—９０年代活躍在中國文壇的翻譯界泰鬥，更是一對驚才絕豔、絕無僅有的夫妻翻譯大家。他們一起翻譯了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熟悉他們名字的外國人遠多於中國人，因為他們是最早把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譯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從先秦散文、詩經楚辭到《水滸》、《紅樓夢》、《魯迅全集》，以至現當代文學作品等百餘種，蜚聲海內外。他們的翻譯事業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他們的合作被譽為珠聯璧合、不可替代。
戴乃迭（1919－1999）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嫁給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后冠夫姓改名為Gladys Yang，英國人，生於北京，以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而著稱。上世紀60年代初，楊憲益戴乃迭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最終於1974年完成並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該三卷本《紅樓夢》在國外皆獲好評，有著廣泛影響，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被譽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之一。不少人在提到她時，總會這樣說：「嫁給了中國」的戴乃迭。
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現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一素質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對朋友們說：我愛的不是楊憲益，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雖是一句戲言，但卻真實地反映了戴乃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摯愛。
戴乃迭生於北京一傳教士家庭。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樂仁，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上世紀初到中國傳教，曾任燕京大學首任經濟系主任，並負責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學）事務；後又幫助中國創建工合組織（CIC），致力於賑荒救災工作。母親塞琳娜是傳教士兼教師。戴乃迭行四，上有三個兄姐，下有一個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春節的廟會，元宵的花燈，清明的風箏，以及花轎、人力車、胡同和小金魚，特別是那拉煤進城的駱駝隊的悅耳的駝鈴聲，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優渥，在抽屜胡同有座玲瓏別致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邊還有棟小別墅。夏日她與姐弟們在海灘數腳印或騎毛驢遊戲；冬日到燕京大學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與姐姐騎著童車在馬路上玩耍時，被幾個好奇的大兵圍住，向他們發問、逗樂。母親為此深感不安，於1926年帶著兒女們返回英國。
戴乃迭在柴郡先讀一年小學後，入瓦汗斯託堂的一家教會學校當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課很出色，曾榮獲一項國家獎學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當年牛津大學有許多俱樂部性質的協會，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緣此，她結識了後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
楊憲益少時家境富裕，小時候曾穿過袁世凱饋贈的黃馬褂。父親是當時天津最傑出最富有的資本家——天津中國銀行行長。幼年的楊憲益在家裡念私塾，獲得了優秀的國學教育。才11歲，就閱讀了數量可觀的古代筆記小說，以及明清通俗傳奇和長篇小說。
1934年高中畢業，楊參加了燕京大學考試，因成績優秀，學校破例讓他跳一級，入學就從二年級讀起。可他卻更想上清華和北大。正在準備這兩校聯考時，中學英國老師郎曼先生找到他家，提出願意回英國度假時帶他去倫敦。
到了倫敦，郎曼先生為楊找了很好的希臘文老師。楊憲益花了兩年時間，他刻苦用功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還到歐洲各地去旅行。1936年，終以優異成績於考上了牛津莫頓學院（當年去劍橋的中國人更多，因其注重理工科，中國人多去那兒學科學，而且也更容易考上），同期的學友包括向達、呂叔湘、錢鍾書、楊絳、楊人楩。那一年楊憲益剛21歲。在那裡，他結識了美麗的英國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就是後來的妻子戴乃迭。楊憲益本是津門富家子弟，才華橫溢。他的聰明、調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著戴乃迭。家庭的薰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國情結使她對楊憲益一見鍾情。
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日甚，楊憲益主持的牛津中國協會反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將100多人的組織發展到了1000多人，錢鍾書、楊絳、俞大縝、俞大絪等皆是成員。楊憲益到處發文章、演講、募捐，戴乃迭一道參與，她也成了堅定的反日戰士。戴乃迭回絕了英籍追求者B,認定了楊憲益，兩人感情日深。
自結識楊憲益後，戴乃迭毅然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楊憲益也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英國文學。這種互補為兩位異國青年日後在翻譯界（中譯英）造就輝煌奠定了基石。
1940年某日，楊憲益在牛津大學的宿舍中開了一個早餐會，正式宣布他與戴乃迭訂婚的消息。回國後，1941年2月16日，楊憲益、戴乃迭以及楊的大妹妹楊敏如與羅沛霖在重慶同時舉行婚禮，中大校長羅家倫與南開校長張伯苓（楊敏如是南開教師）為兩對新人證婚。
婚後，戴乃迭與楊憲益應貴陽師院之邀去教書。貴陽地處邊遠，生活艱苦，醫療條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親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紹她到齊魯大學執教，校長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後，齊魯大學校長易人，原聘書作廢，不得不去條件更艱苦、薪金更微薄的光華大學。直至1943年秋，經盧冀野（盧前）介紹到梁實秋主持的北碚國立編譯館工作，生活才有轉機。楊憲益、戴乃迭聯手，歷時3年將《資治通鑑》譯成英文。走翻譯之路這一選擇，改變了他們後半生的人生道路。
剛回國的生活非常辛苦，在重慶中央大學分校教書期間，楊憲益利用業餘時間翻譯了《儒林外史》、《阿Q正傳》。
那時，重慶國立編譯館的負責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實秋。過去翻譯委員會主要是從事英譯中的工作，然而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文外譯始終式微，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史學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想開闢一個新領域——把中國的經典著作翻譯成英文介紹到西方，於是挖角聘請了楊戴夫婦。
梁實秋聽說楊的興趣是中國古代史，便建議他翻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由此開始了翻譯生涯。才三年時間，倆人就譯完了從戰國到西漢的約36卷。可惜1949年解放以後，人事更迭顧及不到它，再無人提及。80年代，楊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給了一個澳大利亞朋友。
1952年，北京一紙調令調他們到北京參加「亞太和平會議」的翻譯工作。學術界的老朋友都極力勸他們留在北京，尤其外文出版社副社長劉尊棋，拼命拉他們加入，說要搞一個像商務印書館那樣的出版社，不過是有系統地對外介紹中國的文化，這一點終於打動了楊先生。
加入外文社的《中國文學》雜誌之後，夫妻倆就計劃選譯150種古典文學名著，從《詩經》直到清末文學；再選譯100種當代文學，從魯迅到當時。他們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作品，這其中楊翻譯中國古典作品多一些，戴乃迭則獨立譯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現當代作品。
在外文社工作期間，楊認識了文化部部長周揚。周得知他懂希臘文和拉丁文，就問：「《荷馬史詩》沒人翻譯，你為什麼不翻譯？」結果就把楊調出來翻譯《荷馬史詩》。譯完《奧德修紀》後，外文社認為也應該幫自己社做點事情，於是讓楊翻譯《紅樓夢》。其實楊不喜歡看《紅樓夢》，小時候讀《紅樓夢》只讀了一半。當時一位漢學家英國人大衛·霍克斯，也在翻譯《紅樓夢》，已經翻譯了兩年多了。他譯出的版本用的名字是《石頭記》，為了以示區別，楊就用了《紅樓夢》這個書名。他們翻譯的過程通常是楊翻譯初稿，交給戴加工，她費的力氣有時更大。這是迄今為止惟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英文全譯本（另外僅有的一個全譯本就是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楊憲益夫婦的「中西合璧」終於讓寶黛的愛情故事為西方人所知、所懂、所愛。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看另一個例子：著名學者李治華與夫人雅歌２７年翻譯《紅樓夢》，不過這是法文版。195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出版一套《東方知識叢書》（又名《世界文學名著》），李治華應邀參加了這項工程翻譯《紅樓夢》，沒想到這部書讓他付出了27年的心血！他用10年時間譯完初稿，又用了17年時間完成校改清樣、寫序言（60多頁，等於一篇紅學論文）、作註解（90多頁）、加人物（400多個）姓名對照表、地名表（100多個）等。這期間李就讀中法大學時的導師「中國通」安德烈·鐸爾孟一起討論、切磋，夫人雅歌初改、校對。直到1981年，法文版《紅樓夢》終於由法國伽利瑪出版社付梓，此事立即在國際上引起轟動。李治華動手翻譯《紅樓夢》時才39歲，而當法文版《紅樓夢》面世時他已66歲了。如今，4200多頁的《紅樓夢》法文翻譯手稿收藏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
有趣的是，李治華的夫人雅克琳·阿蕾扎伊思也是他的同窗（婚後李借《詩經》字句為妻子取中文名「雅歌」），也是夫妻倆共同完成了法文版《紅樓夢》的翻譯工作。這和楊戴伉儷何其相似！
到現在為止，反響最大、最能得到學術界認同的《紅樓夢》譯本是霍克斯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譯的兩個版本。兩個版本的翻譯都十分精彩，成為研究英譯《紅樓夢》的最佳案例。不過兩個版本的翻譯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還是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而翻譯的不同代表著某種深層文化的不同，對於人名的翻譯基本上是用標音表示人名，這就像一杯本來濃香的茶，經這麼一弄，原來的神韻魅力全被消解了，變成了白開水。類似現象在譯本中普遍存在。
比如在霍克斯翻譯的版本中，黛玉的形象就與原著發生了裂變。黛玉住在瀟湘館，只有那裡才有活水和竹子。她憑藉自身的詩人氣質，自覺與「竹」這個意象相通。而這種相通與契合是全方位的，與黛玉的性格發展趨勢遙相對應。因而瀟湘館是一個住處，更體現黛玉的性格和命運。黛玉在海棠詩社的雅號是瀟湘妃子。瀟湘館與瀟湘妃子中的「瀟湘」二字源於娥皇、女英灑淚的典故，表達娥皇、女英喪夫後悲痛至極的心境，此處用來傳達黛玉用情至深至專以及對其愛情和最終命運的一個暗示。而在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中，黛玉形象已經與原作中的形象大有出人，富有西方色彩。黛玉的名字採用拼音譯法，譯為「Daiyu」。而多愁善感的黛玉住的「瀟湘館」竟又成了Naiad's house，意指西方神話中美麗、快樂和善良的水泉女神的住所。雖然瀟湘館有一泓清水，但稱不上是泉，且瀟湘館重在竹之義和美。黛玉其號「瀟湘妃子」竟成了「River Queen"—江河王后，與中國文化淵源相異，也使其中湘妃為殉夫情段於湘水的典故文化損失殆盡，更將西方國家的「queen」與中國封建社會的「妃子」混同起來。故「黛玉，瀟湘館與瀟湘妃子」三位一體的體系沒有得到最終的體現。
《紅樓夢》中的人名都有特定的寓意和作用，把人物的性格特徵、命運遭遇和作者的愛恨褒貶、創作意圖都蘊含於名字之中。這是在中外小說中很少見的創作方法。現舉一例。襲人是《紅樓夢》中一個重要的丫頭，楊憲益翻譯的版本中， Hsi-jen是音譯，沒什麼問題，但是括號中的解釋卻有問題，因為assailsmen是「襲擊男人」的意思。這樣完全搞錯了「襲人」的文化內涵。襲人，原名花珍珠，賈母將她給了寶玉。寶玉聽聞她姓花，取陸遊詩句「花氣襲人知晝暖」為其改名襲人。相比來說，霍譯將襲人譯作Aroma，Aroma是芳香的意思，更接近花氣襲人的意思。霍克斯對作品中的一些下層群體的人物名稱都採用不同譯法。有的反映出其主人的顯赫地位，如：琥珀(Amber)、珍珠(Pearl)等；有的則體現出主人的高雅情趣,如：襲人(Aroma)、晴雯(Skybright)等，在這一點上還是比較接近原著的意味。（摘自裴鈺《莎士比亞眼中的紅樓夢》）
在《紅樓夢》被翻譯的過程中，原本在原著中滲透的道教神秘空靈的色彩在翻譯之後變成了西方讀者更容易接受的基督教概念。這樣的概念轉換雖說對原著的精神理解有所偏差，但也不失為一種讓西方讀者更好地接受《紅樓夢》的翻譯策略。《紅樓夢》一開始就製造了一個道家的神話，寶玉出家後又被封為「文妙真人」。這更是道家出世派的封號。之所以這樣，自然和曹雪芹的哲學思想有關，他的思想源於老莊，又深受阮籍，稽康等人影響，書中雖也談佛教和儒教，但那只是襯託。因此道家思想在整個《紅樓夢》中意義非凡，有些道教用語也成為該著作中人物語言的一部分，然而作為中華文化的典型代表，譯者應怎樣將道教思想和道教用語介紹給西方讀者呢，是讓他們了解中華文化還是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把握原文的意義，如何將這些道教用語中的文化信息傳遞給毫無道教文化背景的英文讀者，就要採用一定的翻譯策略。這一問題在《紅樓夢》的霍克斯譯本中得以體現。
例如在《紅樓夢》第六十三回提到賈敬痴迷於道教的煉丹術而死，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升仙去了。」「功成圓滿，升仙去了」這是典型的道教用語，霍克斯將其譯為「He spent all his time." Said one of the servants. "Perhaps he found it and went off to heaven."「修煉」是道教術語，霍譯是「looking for the secret of immortality"，這樣西方讀者更容易理解它的意思。「升仙去了」，在道教中意思是是脫胎換骨，擺脫凡間的種種痛苦，成為神仙。霍譯為「went off to heaven"（去天堂了），由於基督教文化的影響，「heaven」對於西方人來說意味著幸福快樂的完美世界，如果真得譯出「仙」字，反倒讓西方讀者很難理解。
在中國，有道教的「玉皇大帝」，佛教的「菩薩」還有神話傳說中的「女蝸」，這些和西方國家基督教文化中的God(上帝)世界然不同的，尤其道教文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教派，有著濃厚的東方文化氛圍，因此實現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是《紅樓夢》譯者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霍譯中對《紅樓夢》之綱《好了歌》中「世人都曉神仙好」的翻譯，霍譯為「人人都知道靈魂要拯救」，這是明顯的西化。
在基督教文化中，認為人生來有罪，罪惡源自於人的欲望，人們應放下自己的欲望，才能使靈魂得以拯救，只有靠救贖，死後靈魂才能上天堂，達到理想境地。正是由於東西方宗教不同，英漢兩種語言中所用的宗教形象也有所不同。曹雪芹是道家出世派的思想，所以《好了歌》中的神仙是看破紅塵，超然脫俗的人，然而這一概念西方人不容易理解。但是中國人追求成為「神仙」的思想是與西方人渴望靈魂得以「拯救」的思想是相通的，在這一對等的文化功能的基礎上理解霍克斯的譯本，其譯文是無可厚非的。
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她摯愛的丈夫和翻譯事業，她常言道她喜歡的不是他楊憲益，而是中國傳統文化。1989年，戴乃迭病重，並漸漸失憶了，動筆寫了一部分的自傳也停了下來。此後10年，楊憲益一直守在她身邊細心照料。然而1999年11月18日，戴先生還是離開了人世。她去世後，楊憲益寫下一首緬懷詩，配著一直珍藏的戴乃迭畫像掛在客廳裡，朝夕相對：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從1940年隨楊憲益來中國後，除了因公出訪，戴乃迭只回英國探過一次親。60年來，她從沒想過離開中國、離開楊憲益。她把一生獻給了愛人和她的第二祖國。每次想到這些，都讓楊先生感到無限悵悔。自從妻子不幸離世，楊憲益放下了手中的譯筆，謝絕了與朋友的來往，他的生命也仿佛凝固，活在對戴乃迭的思念和對往事的追憶中。每天一包煙，陪他看電視，看日光恍惚從暗到明再從明到暗。「怕什麼呢？都這麼老了。」回想當時選擇翻譯工作並非刻意，有梁實秋的促成、也考慮到可以跟夫人一起工作。偶爾聽到別人對他一千多萬字的譯作高山仰止，他總說沒什麼值得流傳下去的，書也全都送人了，幾乎一本不剩。只有記憶伴隨著他，帶有太多驕傲與遺憾、牽掛與思念的記憶，那是連死亡也不能隔斷的。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楊戴傳奇，並未落幕，楊憲益先生的一句話意味深長：「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