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
硝煙四起、百家爭鳴、群雄逐鹿、縱橫天下……暌違四年，昨晚8時，《大秦帝國》系列第三部《大秦帝國之崛起》在央視一套盛大開播。四年等待，秦劍出鞘，作為央視丁酉年開年大戲，昨晚螢屏獵獵秦風再起，演繹金戈鐵馬的戰國崢嶸歲月。本刊記者專訪《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帶你走進《大秦帝國》的背後。
文 | 呂文棣
編輯 | 王珍一
43歲到59歲，孫皓暉用16年的人生跨度完成了對大秦帝國長達六百餘年的書寫，他說這是他人生中最好的16年。16年後的孫皓暉已從一頭黑髮變作灰白，但其氣色更富生機，精神更加勃發。
孫皓暉的家鄉，在古老的鄭國渠畔，陝西省三原縣西陽鎮，這裡離秦國早期的第二國都櫟陽（今臨潼櫟陽鎮、閻良區地帶）只有數十公裡。他童年、少年的記憶就浸潤在老人講述的故事與秦地山川訴說的秦風遺韻裡。
1992年，孫皓暉在北京參加的多次活動中發現，學界許多知名人士對中國歷史文明的評判不外乎兩種觀念：一是紀錄片《河殤》帶來的「黃色文明落後論」，一是柏楊的「中國文明醬缸論」。
當時的孫皓暉很困惑：「一個唯一以其本原形態延續了五千餘年文明的國家，如何就沒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如何就不能作為我們繼續前進的根基呢？」
孫皓暉決心「算總帳、算老帳」，從秦帝國時代著手梳理中國文明的歷史脈絡。
在翻遍了二十五史，整理了其中非議秦國的言論後，他對現在中國民眾，包括文人都抱著過分卑俗、卑劣眼光去看待歷史的態度頗為不滿。「大秦帝國所處的時代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個時代，但卻在『暴虐苛政』的惡名下幾乎湮沒在歷史的沉沉煙霧之中。我認定一個事實，兩千餘年的中國學界對秦的評判完全喪失客觀性，已經不願意將秦帝國當做一個嚴肅的歷史問題來進行認真討論了。」
基於對中國原生文明的思考，又考慮到對秦文化的普及，作為學者的孫皓暉選擇了以文學的方式為秦正名，探尋中華文明本原。
「當下的歷史小說有一個通病，就是用我們庸俗化的當代語言去表現古人的思想和行為，這弄得我們古代很多政治家、英雄猛士的出場都有點兒『嬉皮士』的味道，完全沒有了真正古典英雄那種崇高的美感。」
所以對於一部第一次正面展現中國文明正源的作品，也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大秦帝國》的寫作，沒有選擇當下時尚的語言風格，孫皓暉要用中國古典語言風格來展現中國古典文化精神。
動筆寫《大秦帝國》是在1993年春。最初，孫皓暉寫的是一個《大秦帝國》的電視文學劇本，1997年劇本寫完後，才開始寫小說。1998年春天，他與夫人在海口一個僻靜的小區住下，全力寫作小說《大秦帝國》，開始了他的自我放逐。
在海口的數年時間裡，孫皓暉幾乎每天11點起床，吃過中午飯，不午休，就開始創作，一般晚上最多會寫到兩三點。從萬餘字到寥寥數百字不等，他認為長篇的寫作不害怕慢，卻害怕中斷，「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但這樣一本皇皇巨著，寫作困難可以想見。紛亂複雜的長達六百多年的春秋、戰國、大秦帝國歷史，如何將其中的脈絡梳理清楚，從什麼點切入？怎麼展開？分為幾個大的時代階段？每一個時代階段的核心精神是什麼？等等。不把這些吃透，作品就沒有透視力，沒有靈魂。在孫皓暉看來，《大秦帝國》最大的困難正在於對結構的確立。最終他將《大秦帝國》分為6部，6部既與歷史進程吻合，也有各自的內容側重面。比如第一部主要寫「變法浪潮」，第二部寫強國崛起後突破封堵的「縱橫」破交戰，第三部寫戰國中期的重大戰爭，第四部寫秦國走出低谷時期的艱難過程，第五部寫統一中國與統一中國文明的歷史洪流，第六部寫秦帝國的驟然雪崩。
同樣是浩瀚大著，易中天寫《易中天中華史》有他的團隊幫其篩選海量資料以及相關編輯工作，但孫皓暉在16年裡，全部是其一人進行資料彙編篩選。
談及助手，孫皓暉不自覺地就說起戰國「士」的精神，「我也非常需要助手，如果社會能夠給我創造一個團隊，我的成果會更多。但當時我也沒有去僱一個助手的條件。在戰國時代，如果有人追慕你的學問追慕你的精神，他會不惜一切代價跟隨著你，那樣他們就融成一個生活共同體來做這件事。」
孫皓暉只能一個人戰鬥。從《大秦帝國》小說的寫作開始，孫皓暉開始使用電腦。「最開始還是用dos系統，是我夫人出去學了一段時間，回來教我的。開始上手特別慢，過了幾個月後我才可以用電腦寫東西。」
他清楚地記得，第一臺電腦是臺灣出的叫「宏基」牌的一臺筆記本。這臺電腦承擔了他最初整理大量史料的工作，「所以用了大概不到一年，就給壞掉了。」回憶及此，孫皓暉覺得「樂呵」，「當時修電腦的老闆一臉詫異，說，你這人用電腦，把鍵盤的按鍵都能敲出手指頭坑！按鍵能叫你搞壞！」孫夫人則在一旁補充：「他用過的電腦，鍵盤上的字母都是模糊不清的。」
從1997年第一次開始使用電腦，《大秦帝國》的寫作用壞電腦四臺。
在海口時，孫皓暉與夫人的經濟開銷多來自於早期寫劇本的一些收入，剛開始的時候，孫夫人也在外工作，掙工資。等到後邊隨著寫作的深入，孫夫人才辭掉了工作。
在海南的十幾年時間，他們從來沒把海南島轉完過，只去了少數幾個縣，海南島最熱鬧最具有熱帶風情的三亞，他們也就去了兩三次而已。「在海南，每一個縣都非常有特點，海南島縱橫三四百公裡，周末的自駕旅遊是最好的去處，但我們從來都沒『享受』過。就是天天在工作。」孫皓暉笑著說。
在孫皓暉的描述裡，這段大跨度的寫作過往「已經走過來了，便不覺得有什麼苦。生活上沒有那麼風光，那是一種很正常的生活狀態。」「也許有其他作家、做事業者會面臨一些生活窘境，我的嚴重窘境並不多。」他認為不管是這個社會、時代，還是上天，「還是很眷顧《大秦帝國》的寫作者的。」他補充，「我有一個好夫人也是好幫手，我跟她是一輛戰車的兩個輪子。我寫作的歲月裡，她每天忠實地做三頓飯，這讓我沒有任何生活上的負擔，下樓都很少。」
對於1993年的孫皓暉而言，16年後，小說《大秦帝國》寫作的結束，21年後，電視劇《大秦帝國》在央視1套的黃金檔播出——由之快速推動秦文明意識在當下中國的普及，多少都帶有「夢幻」色彩。
這些比他預料的要快，而他本有做更長「拉鋸戰」的準備。這種有準備的強大「精神力量」支撐與創造《大秦帝國》的初衷一致：他力圖為當下中國注入「強勢生存」民族精神的雄心。寫作過程中，像秦始皇帝那些戰國時代大英雄的人生，對他帶來深深的觸動，更是激勵著他。「我從來沒有覺得有什麼能把我寫得筋疲力盡，要放下來。」
在孫皓暉看來，中國前三千年積澱的「強勢生存」精神體現在文武兼備、綜合平衡，在任何情況下「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在秦時代，我們的文明體系原本像一片大森林，既多元又平衡，所以那個時代，無論國家分治還是統一，都表現出這種「強勢生存」風貌。而儒學史學家從思想形態方面否定了秦時代，認定秦時代為「暴秦」，用「暴秦」兩個字把秦的所有正面意義抹殺、扭曲是不對的。
孫皓暉說，「很多讀者通過《大秦帝國》驀然發現，我們還有過那樣一個輝煌壯麗的時代，還有過那樣高尚、樸實、壯勇的祖先。」
孫皓暉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而所謂悲觀主義都有一個立足點，就是歷史是虛無的。而這種灰色情緒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悲劇，因為我們的灰色理念正來自於虛無主義，「是非成敗轉頭空」，好像生命結束一切都沒了。「我覺得我們人類作為一個高級智慧生命，我們對人類生命和整個文明的生命都應該永遠保持樂觀，我覺得唯有這樣的心態和境界，我們才能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這源自於他主張的「大爭精神」、「強勢生存」。
他樂於被認可為思想者，或是理論工作者。他對自己的定義是：思想先行者。如果硬要浪漫一點兒的表述，他說自己可稱之為一個「精神俠」，卻不是「俠客」。
「俠是一種境界，客則是一種具體的行為者。」他補充道。
他一度曾在網上發表文章，更新博客。2012年新浪找他還開通了微博，他發過幾條後來很少再發，後來乾脆終止了。網絡上的發言，慢慢讓他覺得那些碎片式的發言意義不大，而招致極端者的情緒回應，也愈發讓他覺得索然無味：「作為一個學者，我更願意沉下心來做一些真正有建設性的理論工作，而不是在網絡上與人進行瑣碎的口舌之爭。」
即使對《大秦帝國》劇本的改編，他也認為那是重複性勞動，這是他在結束第一部劇本改編後，不涉足第二部的原因。「我要往前走，寫理論書籍等等，做更有貢獻的事情。畢竟在『中國文明史』的研究領域，我覺得我們才剛剛開始研究。所以，我更樂於為大家、為社會做一些提供思想資源的工作。編劇、改編固然也能更體現原著精神，但不可能超過原著出現新的原創思想。」
他說，小說寫作的結束讓他更系統了對歷史的認識，比之前更加清晰。他也能更自信地與國內外學者對話，而對於《大秦帝國》面對的爭議，他更樂於找真正的「敵人」對話。
有人將《大秦帝國》看做戰國版的《大國崛起》，孫皓暉不置可否。但他承認，「『大秦帝國』給我們國家和民族爭取話語權，為它的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礎意義的條件。」
這種註腳或許是《大秦帝國》作為一種歷史追索給我們當下帶來的現實意義。
原文刊於《時代人物》雜誌2013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