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大學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放不下的一篇。因為三國而愛上學歷史，但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放下，去把目光和精力投入到世界的另一端。無論如何我熱愛那些英雄和他們的時代。說來好玩，看到學界泰鬥耆宿在著作裡對劉備和諸葛亮「出言不遜」，居然登時生出一股初生牛犢的倔強之氣。結果第一次寫作業就成了為「偶像」們爭口氣作的意氣文章。不過李維老師說過，哪有年輕人不有脾氣的。現在留在號裡，無論有多麼稚拙和鄙陋，總算是寄託一段時間的夢想與回憶。當然，也供大家取笑。
摘要：對漢末三國的討論，孰為正統佔據了一大部分。劉備以漢室宗親身份建立蜀漢，自然與法堯禪舜，號稱接過天命正統的曹魏政權產生直接的正統性之爭。神聖性與正統性的問題可以說從一開始就籠罩在劉備和蜀漢建國者們的心頭——何利用好劉備的血親身份？如何營造新政權的神聖性？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其建國後的內外政策。劉備一生以「匡扶漢室」為行動綱要，蜀漢的立國也建立在延續漢朝正統的目的上。這樣的立國基調奠定了未來諸多政策，譬如對北伐的堅持。
關鍵詞：蜀漢、劉備的血統、政治聲望、正統性、天命、益州士族、北伐
前言
漢末時人對劉備大多敬佩，曹操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1]，他將劉備看作唯一能與自己比肩的人物；又有陳登說劉備「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並補充道「餘子瑣瑣」[2]——那麼劉備的政治聲望如何而來，它又如何被利用到蜀漢建國正統性的營造中去？以往的學者多有研究，例如饒勝文《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就有對蜀漢興衰的詳細論述。綜合全書，作者提出了很有價值的觀點：「唯有積極地討賊，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合法性基礎才能得到更好的充注」——向前看，劉備一直標榜自己為大漢忠臣；向後看，蜀漢不斷地北伐，口號是「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我們不能忽視繼承漢朝的口號縱貫了蜀漢歷史。但饒先生的作品只以時間線索推進而略有忽視地區的整體性因素：譬如第五章《劉備取益州》後緊接著就是《借荊州的是與非》；《劉備稱漢中王》後接著的是《第二次荊州風雲》，之後才是《劉備稱帝》。其視角在益州與荊州二地來回跳躍，不利於讀者對蜀漢在巴蜀地區的政策直觀的認識。
而田餘慶先生在《秦漢魏晉史探微》的《蜀史四題》中的《關於舉劉備為漢中王<上漢帝>表》一文裡，認為劉備在拿下漢中後才稱王的原因有二：一是步曹操後塵，不做出頭鳥，待其先稱王后再稱王；二是為了效仿高帝，為進一步稱帝做準備。[3]其中第二條論斷非常重要，劉備稱漢中王很有可能與稱帝有關。由此，田餘慶先生繼續推斷，在《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中，他認為劉備此舉「刻意模仿劉邦」[4]，稱王稱帝的步驟也是在模仿曹魏。而筆者以為，劉備能從不斷的失敗之中從無到有，已經是奇蹟。即使是對益州的佔領都不單單憑藉人力，同時也有一定的運氣成分。劉備擊敗劉璋後，曹操破張魯，進一步佔據漢中，這對劉備政權造成極大威脅，所以此時劉備客觀上也不能稱王。故隨魏王而王，魏帝而帝應該不是劉備出於簡單的模仿目的，應該有其他的邏輯存在。當然，田餘慶先生的觀點給筆者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自劉備佔據益州後，其政治行為應該是線性的，討論其稱帝的正統性不應該離開稱王的合法性。不妨把視野再拉遠一些，從其以討黃巾軍起家，劉備一直都以漢帝國匡扶者自居，如此，我們可以從更整體的角度審視蜀漢歷史。
建立一個國家並宣稱其是漢帝國合法的繼承者，也並非揭竿而起那樣容易。劉備集團固不能自然地接過漢帝國權力的接力棒，又因是益州的外來勢力，於蜀地並無政治根基，這使得塑造蜀漢政權的建國神話更是一個艱巨而重要的任務。對於劉備和他的蜀國，其正統無非來源於劉備本人的個人魅力與皇室血統以及蜀漢政權自身存在的正義性，也就是「不絕炎漢」的天命觀。蜀漢立國的重中之重就是利用好政治聲望，樹立崇高的合法性，並為這一切賦予神聖的外衣。必須認識到，蜀漢的正統性不僅來自劉備部屬的擁戴，更重要的是益州本土勢力對其建國理念的認同，即蜀漢並不是一個地區政權，而只是漢帝國「暫居」於此的產物。這一點陳寅恪先生的《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給了筆者極大的啟示。司馬睿曾對顧榮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陳先生解釋稱：「所謂『國土』者，孫吳之國土；所謂『人』者，即顧榮代表江東士族之諸人。」[5]那麼劉備政權也可以類似解釋，即「所謂『國土』者，劉二牧之國土；所謂『人』者，即譙周代表益州士族之諸人」。「國」固然在中原，但被統治的人卻牢牢地生活在益州，蜀漢也要完成對自己「國」與「土」分離的解釋。
在從無到有的建國路上，蜀漢自劉備以下都高掣匡扶漢室、興復大漢的的旗號——這一點有目共睹。那麼諸葛亮與姜維兩代人的北伐，也極有可能更多地建立在政治層面而不是軍事層面。綜合前人的研究與《三國志》中劉備與其他人物的傳記，加上其他史料中尋覓到一些蛛絲馬跡，筆者試圖管窺蜀漢建立者們對新生國家正統性的樹立與解釋，再現蜀漢建國的觀念史。我們大致可以清理出一條線索：劉備以「漢朝忠臣」起家，在光復漢室的旗號下完成了佔據益州，稱王稱帝的事業。蜀漢政權存在的意義也就是要讓大漢「還於舊都」，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巴蜀之地，那麼劉備身後，蜀漢繼任者就必須接過北伐大旗，完成王朝的使命。這不僅是出於戰略的考慮，更來自整個政權意識形態的驅動力。
「天命神話」，在讖緯之學流行的後漢，對於一個新生政權不可或缺，開國領袖不能只是凡夫俗子，沒有「天意使然」。早在東漢，已有先例，如另一位起身微末，最終「興復漢室」的光武帝，起兵之前有「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圖讖，「星孛於張」的奇異天象[6]。中興之主的身上，一定寄託了不亞於創業者的神聖崇拜。另有，袁術在稱帝前儘管遭到了大臣的反對，但執意不從。他也找到了「河內張朇之符命」[7]來為自己宣傳。但等到欲假帝號於袁紹時，親兄弟間的書信就變成了「卒強者兼之耳」[8]，可見在漢末，不管是否發自本心信仰「天命」，口號還是要找的，這樣才能挺直腰杆（但裴注也被學人詬病稱，其夾雜著「道聽途說的政治流言」[9]，故本處僅為筆者個人的推測）。
而《先主傳》中說：「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這雖然與「紅光滿室，異香撲鼻」有一定差距，但類似傳說未見於被《三國志》奉為正朔的曹魏政權之《武帝紀》和《文帝紀》中。最近似的是曹丕受禪前五十年兩見「黃龍見譙」[10]，但這一處只見於殷登本人的口述，似有故意攀附祥瑞的嫌疑。其他劉氏宗族，地位顯赫者如劉表，也只是「少知名，號八俊」[11]；如劉虞，則《後漢書》並無類似記載，只載其入仕過程；如劉焉，就更為有趣了：《劉二牧傳》說，劉焉聞「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卻不知這「天子氣」最終歸於劉備之手，反而進一步增強了劉備神秘的天命色彩。對連祖宗七廟都不見傳於世的蜀漢，惜墨如金的陳壽居然記載了先主如此的傳說，可見蜀漢的政治宣傳一定是不遺餘力的。這樣的宣傳究竟能說服多少人，能不能讓人發自內心地產生對蜀漢的信仰，不得而知。但魏人馬均的各種在今人眼裡都頗為奇異的發明就並沒有被陳壽收錄進《方技》傳，足以見陳壽對史料真實性的謹慎——那麼他將這條神跡收錄於三國志，至少說明他對劉備的天命神話是相當了解，並不反感的。其他蜀人想必也會像陳壽一樣，對劉備身上的神秘色彩表示接受吧。
然而蜀漢集團的麻煩是，劉備父親早死，祖父雄僅為東郡範令這樣的小官，再向上追溯甚至不可考。其實劉備被後人熟知的「中山靖王劉勝之後」的身份也不確定，以至於裴松之引《典略》注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初代臨邑侯劉復為北海靖王（也是位「靖」王），乃光武兄劉仲之子，反而更貼近東漢皇帝的世系。當然，臨邑在今山東省內，而劉備家族「世仕州郡」於涿，劉勝子劉貞又有位於涿郡的陸城亭侯之爵，且許靖、諸葛亮等的勸進表中也稱劉備為「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12]，其為劉勝之後的說法更為妥當[13]，故後世相關作品，如《三國演義》基本採用第一種說法。另漢末有「石苞室讖」，言漢朝應當於長安復興，故血統貼近高祖似乎有利於劉備營造「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神聖感。[14]此處劉備政權是否有這樣的考慮，筆者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劉先主家世不顯、譜系混亂無從稽考，是不利於塑造建國神話的。
以劉備對比光武帝，我們看到劉秀有明文記載，世代可考的「高帝九世孫」的身份，且祖上顯官不少，自己還是太學生——這自然是劉備不能比擬的。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劉氏宗族成員，如劉繇比較，《三國志·吳書》記載他為齊王劉肥之後，其伯父劉寵更是當朝太尉，其兄岱為侍中、兗州刺史，一門皆有清名，宗族實力不可不謂強大；再或劉虞，父劉舒為丹陽太守，為東海恭王，也就是劉秀嫡長子之後，時主疏遠；又如劉焉、劉表等，皆魯恭王之後，且少有俊名，出仕後政績斐然，不過，他們與東漢皇帝的血統比較疏遠。所以，不論是事功、還是家族本身的地位，劉備是無法與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以及劉繇等皇族相比的。一個簡簡單單的「中山靖王劉勝」後裔的身份恐怕也就與劉寄奴之「楚元王劉交」類似，並不能起到什麼具體的神化作用。
那麼劉備集團如何美化先主出身低微，顛沛流離的一生呢？「被擁立」為漢中王后，劉備向獻帝上表，稱自己「董督三軍，奉辭於外」，目的是「掃除寇難，靖匡王室」。既然「賊寇」分布在四方，掃除他們的大將自然要南徵北戰，更何況作亂者滔滔，只得「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同時，他點出了曾與董承「圖謀討操」[15]，力圖解決漢室第一大問題，這就與劉虞之流僅為自身利益攻城略地有了鮮明的不同。這樣將自身之正義性無限提高，身份也隨之拔高到與董承這般的「國舅」之位。加上不被質疑的劉氏宗族血統，便可馬馬虎虎地為自己披上皇族的尊榮。故楊戲《季漢輔臣贊》曰：「始於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並。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履覆跡，播德芳聲」[16]——劉備的聲威不僅來自於他的血胤，更來自他徵戰四方的經歷，以及為漢室而奮鬥的崇高政治目標。
與「任俠放蕩，不置行業」[17]的曹操類似，劉備「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18]。這樣的少年生活，同期很多大族後生都有過，如袁紹「折節下士，士多附之」[19]，嵇康「尚奇任俠」[20]，李通「以俠聞江、汝之間」[21]。任俠，社會風氣如此。這可以積攢政治聲望，也是得到一批武裝力量的一種手段，如諸葛誕「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22]。劉備胸懷大志，必然以之暗暗積攢自己的起事資本。在得到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資助的第一桶金後，劉備果然拉起了隊伍。隨著東徵西討，劉備積攢起了一隻從北方各地糾合而來的精銳部隊。《後出師表》有言：「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23]——這樣一批獨屬於劉備的精銳武裝，是他數易其主而始終保持獨立性質的重要資本之一。
在軍事實踐中，劉備也通過一系列戰役不斷磨練軍事能力，積累聲望，聯結各方政治勢力。《先主志》記載，劉備年少時「瓚深與先主相友」，顯然劉備的起事會與他們的關係有關，故二袁爭雄之時，「（袁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乾，以逼紹」；後又與田楷救公孫瓚於袁紹，救陶謙於曹操。在二袁爭雄的這一階段，可以看出劉備依附於袁術集團。同時，劉備的軍事能力在他們之中是得到認可的，否則不可能如此頻繁地參與重大軍事活動。田餘慶先生在《秦漢魏晉史探微》中，提到丞相掾趙戩評價劉備「拙於用兵，每戰則敗」以證明其不善軍事的史料[24]之引用恐怕有問題，蓋此句下又有「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25]似原文意反是稱讚其用人與軍事能力的話語。
但劉備又並非袁術的鐵桿親信。成為徐州之主，劉備先是得到了徐州大姓豪族的支持，他們的代表有陳登、糜竺等，這與原屬於陶謙的「丹陽兵」集團形成對抗，使得劉備在徐州擁有了自己的獨立自主權，而不是袁術集團的傀儡。於是在劉備接替陶謙掌管徐州之後，袁術即發兵徵討。呂布襲取徐州後，袁術寫信感謝呂布，信中說「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 [26]。在袁術心中，劉備顯然不能作為陶謙的繼任者維護自己在徐州的利益。而劉備也並非等閒之輩，甘受欺凌。劉備領徐州後，陳登遣人報知袁紹，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27]，可見此時劉備與袁紹的關係開始緩和。《先主傳》又有「袁譚，先主故茂才也」，此說不假。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光武帝下詔令三公、光祿、御史、州牧等歲舉茂才各一人，而袁氏乃汝南郡望，地屬豫州，有權察舉譚為茂才的只有豫州牧劉備。可見在出屯小沛時，劉備不僅與徐州大族建立了良好關係，也與袁紹取得了聯繫，左右逢源，此為劉備的政治智慧。另劉備有擊殺楊奉、韓暹，曹操的徐州刺史車胄，官渡之戰中為袁紹「徇㶏強諸縣」[28]，赤壁之戰中「先破（曹）公軍」[29]等戰績，也不失被陸遜評價為「天下稱雄，人多憚之」。
《廿二史札記》中對魏蜀吳三國的用人方式評價道：「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劉備與很多人建立了牢固而親密的關係，其中最膾炙人口的除了劉備與關張趙的「恩如父子」或與諸葛亮的肝膽相照，而陳登與劉備的相交也十分重要。陳登如何評價劉備，前文已述，而劉備也在許汜抱怨陳登態度冷淡後批評了他，並有「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30]的褒揚。至於許汜事件，又有辛稼軒詞曰：「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先主傳》記載，「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劉備愛民之風也徵信於天下，建安十二年，曹操破荊州，劉備面對手下放棄百姓先行撤退的建議，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此類記載常見於史書，於顛沛流離之時仍然廣施仁德，劉備得到了眾人之稱譽或源於此。
一定的政治智慧、軍事才能、人格魅力三者兼具，劉備因此贏得了更多人的讚譽與忠誠，如袁渙拒絕為呂布寫信辱罵劉備，拒絕與曹魏群臣慶賀「劉備之死」。作出這樣可能會給自己招致災禍的行為，都是因為袁渙「嘗為備舉吏」[31]；而鍾會在滅蜀後，又說：「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敵國之人尚認可其功勳，本國人以之創造一個「順期挺生，傑起龍驤」的美妙神話，不會無說服力。至于田餘慶先生在《秦漢魏晉史探微》中提到的劉備政治聲望問題[32]，恐是劉備在做客將期間讓「主人」感到難以駕馭，故心中忐忑[33]，並非廣大士人對他道德上的非議。
——蜀漢政權與益州本土人士
根據《後漢書·郡國志》的記載，將所載的郡國人口相加，得東漢年間益州有戶1525257戶，人口7242028人，而《晉書·地理志》有「劉備章武元年, 亦以郡國封建諸王, 或遙採嘉名, 不由檢土地所出。其戶二十萬, 男女口九十萬」——比對起來，不寒而慄：號稱天府之國的益州，怎麼可能也「十室九空」了？內藤湖南的著作中也有：「荊、益二州，常免於中原之兵禍，文人學士之歸荊州者，以千計；三輔、南陽之流民入荊州者，數萬家。凡此類事，往往為史所不記，則荊、益之視他州，益致殷富，可以知其微矣。」[34]這麼多流民入益，肯定依附於當地土豪，是不可能被政府完全清點的。蜀中豪強借這批流民，定可壯大自身的實力。由此，我贊同李兆成的觀點，即「劉備人蜀之初的九十萬人口和蜀漢滅亡時的九十四萬人口, 僅僅只是當時政府控制的編戶數, 即真正向政府交稅納賦的人口, 益州的實際人口則遠不止此數」[35]。此外，《三國志·呂乂傳》中說：「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僅僅一城居然被清理出八九分之一的隱匿人口，豪族之盛，可見一斑。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可以幹涉州官的任命，《三國志·董和傳》記載，董和在江原長和成都令的任上秉公執法，竟遭到本地豪強「憚和嚴法」，要求劉璋將他遷走，進一步證明了蜀中豪強的勢力猖狂。而劉備集團在入蜀之後，以諸葛亮隆中對的規劃，政治中心自然轉移到了益州。作為外來勢力，對益州成功的統治少不了本地士族的支持。
「先行者「劉焉父子並沒有為後來者開一個好頭。劉焉「利用在蜀郡的南陽、三輔流民數萬家作為自己的的基本力量，號東州士」。而在短暫的安撫之後，突然舉起屠刀，找藉口「殺戮益州一些豪強，以利威名」[36]。這造成極大的惡劣反響，在初平二年，曾經支持劉焉的賈龍就與他刀兵相見。劉璋接替劉焉後，本地人士的反抗更進一步，先有「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又有趙韙「陰結州中大姓」反抗，並得到蜀郡、廣漢、犍為三郡響應等一系列動亂。而這也是劉璋「性寬無威略」 [37]，無力約束手下東州兵，造成內部矛盾空前激化的惡果。所以後人趙藩說劉二牧「寬嚴皆誤」。
作為他們的後來者，劉備集團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華陽國志·李壽傳》記載「豫州入蜀，荊楚人貴」，確實，劉備集團的中樞人物以荊州人居多而益州人士少，但這不代表益州士人被排除在外了。《華陽國志》記載，「劉主割據，資我英俊」[38]，一大批不願意與劉璋父子合作的益州士子進入了蜀漢的政治高層，他們或如楊洪參贊軍機，鎮壓叛亂；或如何宗以讖緯之學為劉備稱帝營造聲勢。一時間，不管是劉璋部屬還是益州本地人士，都人盡其才，得到了重用。另一邊，以諸葛亮為首的一批文臣，修訂《蜀科》；諸葛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目的就是解決「蜀土人士，專權自恣」 [39]的局面；同時一批以呂乂為代表的幹吏們執法毫不容情，打擊豪強。此外，劉備集團並不侵犯蜀中士民應有利益，比如趙雲就反對「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40]的行為；另外，執法嚴而不酷，在大部分益州士族眼中是公平的，譬如張裔就評價諸葛亮「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 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41]。
當然，益州士族的反對聲音也存在。如廣漢李邀曾公開責罵劉備,認為劉備不該攻佔益州取代劉璋。而自己願意幫劉璋打敗劉備, 只是能力不夠辦不到而已。有司要求將他處死，而諸葛亮替他向劉備求情[42]——對士族執法寬嚴有度，可以說是劉備集團初期對待益州士族的大政方針。作為回報，我們也能看到先後兩次勸進表上，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以及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一大批益州士子的姓名[43]。而他們的擁護，是季漢能立足巴蜀的重要資本。
同時要說明的是，劉璋的東州兵，這在劉二牧時期把自己當客，如今「反客為主」的集團已有相當大的部分本土化了，團結他們是「鞏固蜀漢政權的唯一手段」。王仲犖先生如此評價劉備、諸葛亮的相關政策：「劉璋雖然倒臺了，劉璋的部下卻完全被劉備和諸葛亮所爭取過去了。」[44]不管是不是主動投降，一大批劉璋舊部在蜀漢初期的政壇上大放異彩。修訂《蜀科》的五人中有法正、劉巴、李嚴三位劉璋舊部；劉備迎娶吳壹孀居的妹妹（曾是劉璋弟弟的夫人），試圖與劉璋集團真正的「融為一體」。此外，在劉璋時期就已經受重用的董和，「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李嚴官至尚書令，劉備託孤時為諸葛亮副手。即使如許靖這樣徒有虛名、貪生怕死，為實幹家劉備所不齒的，在法正的勸說下得到了優厚待遇。他在劉備稱帝後官居司徒，成為其「追昔燕王之待郭隗」[45]，尊賢重士的招牌。清人何焯說，這樣的人事安排，「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46]。一時間，「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47]蜀漢的帝業就在來源複雜但團結統一的人才梯隊中蒸蒸日上。
——蜀漢政權的建立過程中的合法性塑造
在攻取漢中後，益州幾個郡變得十分擁擠，三大勢力明爭暗鬥，看似皆大歡喜的劉備集團內部暗流湧動——「以賓客之分而得益州，地盤，營壘驟然擴大。但是作為核心、作為基幹的劉備嫡屬，尚不足穩居主導，控制局面」。且《隆中對》裡「跨有荊益」的基業已經形成，下面一步就是要「躋身政治高層以與曹、孫抗衡」[48]。所以出於穩定內部和張大旗號的考慮，踐位稱王，勢在必行。
範曄著《後漢書》，在《孝獻帝紀》稱劉備「自稱漢中王」，似乎與本傳李傕「自為車騎將軍」、「自為大司馬」性質相同， 「自稱」一詞甚至有更甚一步的諷刺之意：左將軍、宜城亭侯進位為「漢中王」是不被世人認同的，至少會被認為是「自立」之舉。裴松之引《江表傳》載孫權曰：「前所以名為西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在東吳方面看來，劉備稱王不符合「制度內的規則」。馬克思·韋伯說，「若要維持統治的持久存在,必須喚起合法性的信仰」——至少本國人要信。那麼，劉備集團要解決 「如何在得不到漢帝封綬的情況下，賦予劉備稱王的合法性」[49]的問題，他們必須要給出一個合適的理由。
我們可以看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劉備群臣的《漢中王勸進表》有言：「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將劉備與前朝的周公，本朝的劉章、霍光相比，先強調了他的功業之正義性，然後筆鋒一轉，「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可朱虛侯有九錫還是霍光有？這顯然邏輯不通。但之後又有「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鹹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原來，推劉備為王的合法性在於援引故例：當「匡扶漢室」之領導者權位不高，是不能很好地帶領「義士」們的。不巧的是，劉備集團中，此時有位「平西將軍都亭侯馬超」——與「左將軍宜城亭侯劉備」幾乎平級，另外，署名《勸進表》的以射援為代表蜀中舊人與以諸葛亮為代表的劉備部署形成了鮮明的派系分野，為了確立上下級領導關係和團結一切力量以掃除奸兇，「必須」給予劉備更大的爵位，也就是漢中王。[50]下面，文章強調了「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將高祖故事高高舉起，提醒天下「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51]的祖訓。更進一步，矛頭直指剛剛在建安十八年封王的曹操，把「不合法」的罪名丟給了新生的曹魏政權。
最後，上表的群臣們認為仿照漢初設諸侯王的典故，擁立劉備為王是「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竟在合法性上自退一步。似乎是「理不直，氣不壯」，但實際上是以退為進，將抵抗奸兇勢力——曹魏的時期當作「過渡期」，在這段過渡期裡，漢中王國的存在是天下匡扶漢室義士的大本營，擁有絕對的合法性。寥寥百字，寫就一篇雄文，既捍衛了劉備建國的合法性，又明槍暗箭地攻擊了曹操晉封魏王一事不符合漢朝祖訓，因此就無所謂的「承繼大統」之說，可謂一箭雙鵰。難怪清人何焯稱讚作者李朝「即在西京亦不多見」，還說可能得「諸葛公潤色」[52]。在此文外，劉備也在給獻帝的「上書」中強調「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與臣子們的勸進表遙相呼應，點出了「同姓諸侯王翦除叛逆，拱衛王室」的重要意義。
有了王位，下一步必然是帝位。公元220年，曹丕受禪稱帝，宣告東漢王朝的正式滅亡。由於魏受漢禪，法堯舜之事，「代漢者當塗高」的讖緯，進一步渲染了曹魏政權在世人心中的法統。劉備必須及時地再次舉起漢朝大旗，否則將來魏帝國站穩腳跟，生米煮成熟飯，就失去稱帝的最好時機了。於是，在丟失荊州一年之後，沉寂的蜀漢政壇熱鬧起來。打頭的就是一個謠言的誕生：「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獻帝死了新君才能即位，謠言的政治目的很明顯。再看，根據《逸周書》，「在國遭憂」曰愍，劉備官方給劉協這樣的諡號，既不是美諡，又點出國家危亡，顯然是以攻擊曹魏政權為目的，根本不是向大行皇帝致以敬意。所以謠言的源頭雖不得而知，但漢中王的朝廷肯定有相當大的嫌疑。之後，「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群臣根據河圖、洛書中眾多吉祥的句子裡有「備」字，及眾多祥瑞現於蜀漢境內的狀況，認為「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所以劉備稱帝就「應際而生，與神合契」[53]了。
根據許靖等人的上書，「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鹹稱述符瑞，圖、讖明徵」，可見官方層面上，劉備稱帝得到了大規模的擁戴。在他們看來，劉備稱帝的合法性與迫切性有三：第一，曹操父子的篡逆行為使得「人鬼忿毒，鹹思劉氏」。[54]雖然禪位是象徵著權力和平合法交接的手段，但曹丕殺害皇帝，與王莽無異，此時的社會輿論就如同光武中興時「人心思漢」，劉備要相應天下人的意願；第二，祥瑞屢現，特有關羽徵樊襄時張嘉、王休（兩個吉祥的名字）獻從漢水打撈的玉璽——襄陽位居漢水下遊，玉璽的出現展示著劉備將沿著高祖的腳步，「承其下流」，繼承光武的事業乃是上天的安排，此外劉備此時為漢中王，與四百多年前的劉邦之漢中王的爵位出現了驚人的吻合；第三，強調了劉備「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結合劉備的名諱在河圖洛書中得到兆驗，這就是天心民意的統一。當然，大家也有為自己的考慮，正如諸葛亮先說：「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55]可見此時稱帝也滿足了蜀中士人建功立業的需求。
於是，劉備正式稱帝，在他的告皇天后土神祇文中，他又一次宣示了大漢的天命不絕：「漢有天下，歷數無疆」，也就是曹氏父子的行為不過是王莽第二，而「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劉備的稱帝正是「惟神饗祚於漢家」的寫照。這是蜀漢建國合法性的核心論述，其大前提就是漢朝的天命無疆，所謂一切所謂的「禪讓」都會遭到正統的漢室宗親代表天意的討伐。但這樣的宣告也奠定了蜀漢立國的基調以及未來的歷史走向：蜀漢政權對北伐近乎偏執的堅持。
——蜀漢統治者的「國」「土」觀
關於諸葛亮與姜維的北伐，諸位學者已有認識，有「轉移矛盾」說、「以守為攻」說等等，下面我試圖著重分析北伐與蜀漢政權能夠延續之合法性的關係。自荊州丟失，益州叛亂四起，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這樣的局面與諸葛亮《隆中對》的規劃相去甚遠，本不應該「窮兵黷武」。但劉備稱王稱帝時高舉的漢室旗號在其死後，成了下一代統治者的政治負擔，北伐成了蜀漢的「義務」，而蜀漢也在利用它繼續完善立國的合法性問題。
不管《後出師表》的作者是不是諸葛亮，「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一句的確點出了「北伐」所代表的蜀漢政治需求：其一就是上文所論述的，蜀漢立國之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攘除奸兇」這一政治任務的，這一點蜀漢上下都十分清楚。在劉備稱帝後要興師東徵孫權，就有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56]。其二，蜀漢要解決一個相當尷尬的問題，即在此之前，歷代正統王朝從未有過偏安一隅的特例，其統治核心區除東漢外，於西周、秦朝、漢朝三代，皆是關中地區（但即使是東漢，也給予了三輔相當高的政治地位， 長安亦有「西京」之稱）。就算不局限於關中，將目光擴大，那「中國」這一政治概念也最多是秦嶺淮河以北的中原，顯然不包括蜀地，甚至連荊襄之地都被時人鄙夷。例如漢末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由關中至荊州作詩云: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57]孫聞博將漢帝國的幅員明確分為「中央、內郡、邊郡」三個層次[58]。離開了關中核心區，割據邊郡，蜀漢政權自然會在合法性上受到質疑。所以光高舉「克復中原」的旗號是不夠的，偏安的現狀也需要有法統的支持。
與孫吳政權不同，孫吳本身就將自身定位為偏霸一方的割據勢力，孫吳建國的道路實際上就是南渡的孫氏集團「江東本土化」的過程[59]。而蜀漢高舉大漢旗號，例如大臣楊戲所撰的《季漢輔臣贊》中「季漢」的稱呼，體現蜀漢與兩漢名份相當，只是政權的地域性轉移。正所謂「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未絕」[60]。也就是說，蜀漢營造了「國土分離」的正統觀。寓寄西南的蜀漢，「寄人國土，心常懷慚」——「還於舊都」永遠都是蜀漢第一要務。另外，「舊都」的用詞也值得注意，諸葛亮將政權與區域區分對待，這樣以來，漢政權的概念就從蜀地剝離了。如此，那些試圖以「處中國以臨萬邦」宣傳曹魏的正統性而質疑蜀漢的，就未免僅「從地理上空間廣狹以理論，未足以饜人意」[61]了。如今我們再審視蜀國短短四五十年的歷史，應該更清楚地看到「漢」這個國號背後代表的是拒絕本土化的決心。
雖然立國的合法性問題之解決，可通過這樣的方式，但代價也很大。蜀漢是三國之中唯一一個不能接受「三足鼎立」的政權，若想維護大漢的法統，就不能耽於天府之國的和樂生活，必須堅持擴張——而這大大觸犯了本地豪強的利益。故後期的蜀漢政權的內部矛盾重重，在鄧艾兵臨城下後，蜀中大族以譙周為代表，直接鼓動後主投降。而劉璋身邊尚有蜀人張任、嚴顏等的大義凜然，相比之下，蜀漢可謂盡失人心。一味的北伐使得本地蜀人不能在蜀漢政權中獲益，故滅亡之後亦無反抗之理，他們無非就是從被「外來戶」劉焉統治，轉為被劉備統治，再到曹魏。甚至說，章武建號時蜀中士子有多配合，景耀六年他們就有多不想抵抗鄧艾和鍾會。
益州士族對蜀漢政權早有不滿，早在「四相」當政的時期，蜀中就早有輿論質疑以復國為口號的蜀漢政權。《三國志·杜瓊傳》記載杜瓊拒絕出仕，以各種理由搪塞徵辟。又以 「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來解釋「代漢者當塗高」這一流傳已久的讖語，甚至有 「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使言屬曹，卒言侍曹」這樣擺明了支持曹魏正統的論調。在黃皓亂政時期，又出現了「宮中大樹無故自折」之異兆，譙周就據此放出過預言曹魏滅蜀漢的言論[62]。最終，譙周在《仇國論》裡撕破臉皮，「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63]。這分明在質疑「季漢」二字的合理性，更和諸葛亮「然不伐賊，王業亦亡」的論斷針鋒相對，與其說是論仇國，不如說在論「亡國」。這與他在武侯去世後不顧詔書禁止，「速行」前往其他弔唁的行為截然不同[64]。在第三部分已經有論述，本地士族的支持是統治蜀中的基礎。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到了這樣的地步後，蜀漢的神聖性與正統性名存實亡。
總的來講，蜀漢政權對興復漢室這一口號的堅持是超乎我們以往認知的。即使是東伐孫吳，也是「重圖跨有荊益的一次嘗試」[65]。自劉備亮出「討賊密詔」以來，蜀漢政權一直堅持著。其建國的天命神話可以概括為，在默認漢祚未絕的基礎上，宣傳劉備個人的血統與才德，以營造蜀漢的漢朝合法繼承者身份。蜀漢建國的進程絕對不是單純的模仿歷史，而是在特殊的時期，劉備集團佔據了一塊特殊的土地後，從歷史中尋找各種有利於自身的證據，為自己「乘黃屋左纛」尋找理論武器。「先帝在日」，蜀國可靠劉備本人的血統與威望，塑造一個足夠被膜拜的領袖的形象，同時營造天命傳承的法統。此外，統一戰線，營造向內和諧向外進取的意識形態，提升自身的合法性與正統性。荊州丟失後，夷陵戰敗，《隆中對》的計劃破產，全面復興漢朝幾乎成為了泡影。但為了維持正統性，蜀漢必須高舉「嗣武二祖，龔行天罰」[66]的政治口號。劉備以繼承大漢為口號建國，可以說「撿了便宜」，畢竟漢朝離時人還不遠，她的文治武功還能被大家憶起。但「漢賊不兩立」無疑是諸葛亮們的政治負擔，如果不伐魏，如何能證明自己的事業是正統的「漢」而不僅是割據偏暗的「蜀」？這不僅是為了要沿著高祖走過的路，重新統一全國，更是表達堅決不苟安一隅的決心。但拒絕本土化的代價很高，如蜀漢北伐的行動是不可能得到益州士族支持的——統治者們可以是「漢人」，但本土大姓們可都是「蜀人」。與南宋、東晉不同，蜀漢人民並沒有同仇敵愾，抗擊異族的家國情節，究竟是被劉備帶來的荊州人統治還是被曹魏的北方人統治的問題在他們心中沒有多大分量。《仇國論》被公然宣傳，更是證明在蜀漢後期，以譙周為代表的本土士人已經認為蜀漢與曹魏本無二致——兩國只是誰也吃不掉誰，將要長期共存的敵國而已，並不是「正統」與「叛逆」的水火不容。
武侯治蜀的成就斐然，袁淮評價「亮之治蜀,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67]。誠然，蜀中民生和樂，至少可以割據一方。但與東吳搞「二帝並尊」之後，所謂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也只是具文了。而到了後主昏庸，蜀中居民「野民皆菜色」[68]的那一刻，劉備為了稱帝營造的神聖性、正統性都不能逆天改命。蜀漢因地小人稀，對其統治不利的輿論一直存在，加上無法根本上調和外來的統治集團與本地人士的矛盾，其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
蜀漢最終沒有贏得統一全國的勝利，建國者精心塑造的神話分崩瓦解，但劉備、諸葛亮等人的身後清譽被文人墨客歷代傳揚。《禮記》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在國人心中，真正的正統性是不己私利，為天下人請命。細想起來，這其實與祥瑞、血統沒有什麼關係。於是在若干年後，在「漢室宗親」和「法堯禪舜」都失去了市場時，人們還能在文學藝術作品中把蜀漢當作正統看待。宋人章望之推「王霸之辨」以論「正統」 :「分統為二名, 曰正統、霸統。以功德而得天下者, 其得者正統也… …得天下而無功德者, 強而已矣, 其得者霸統也。」[69]也就是說，蜀漢君臣雖然區守一隅，但志在王道，這才叫「正統」，曹魏政權說到底還是以事功立業，只能是「霸統」。今天「王道」的概念早就沒有了，但讀者仍然把三國故事裡的蜀漢視為正統，何也？也許是因為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的「高祖之風，英雄之器」；還有諸葛武侯卓絕的北伐孤影吧。
[1]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7頁。
[2]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22《魏書二十二·陳矯傳》，第643頁。
[3] 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16頁。
[4] 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第294頁。
[5]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59頁
[6] 範曄，李賢等註：《後漢書》卷1《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頁。
[7] 根據裴松之引用《典略》，這個讖緯是「代漢者當塗高」。引自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6《魏書六·袁術傳》，第188頁。
[8]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6《魏書六·袁術傳》，第188頁。
[9] 仇鹿鳴：《魏晉之際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08年，第13頁。仇先生參考了劉知幾在《史通通釋》卷5《補註》對裴注的評價。
[10]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2《魏書二·文帝丕》，第58頁。
[11]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6《魏書六·劉表傳》，第210頁。
[12]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99頁。
[13] 《三國志集解》中也有「臨邑國在東海，不聞遷涿。《典略》之說非也。」見盧弼：《三國志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9頁。
[14] 《三國志·董卓傳》記載董卓「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的言論。
[15]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86頁。
[16]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45《蜀書十五·楊戲傳》，第1080頁。
[17]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1《魏書一·武帝紀》，第2頁。
[18]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72頁。
[19]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6《魏書六·袁紹傳》，第188頁。
[20]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21《魏書二十一·嵇康傳》，第605頁。
[21]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18《魏書十八·李通傳》，第534頁。
[22]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28《魏書二十八·諸葛誕傳》，第770頁。
[23]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第923頁。
[24] 田餘慶：《<隆中對>再認識》，《秦漢魏晉史探微》，第168頁。
[25]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83頁。
[26]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7《魏書七·呂布傳》，第223頁。
[27]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74頁。
[28]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9《魏書九·曹仁傳》，第274頁。
[29]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1《魏書一·武帝紀》，第31頁。
[30]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7《魏書七·陳登傳》，第230頁。
[31]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11《魏書十一·袁渙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35頁。
[32] 田餘慶：《<隆中對>再認識》，《秦漢魏晉史探微》，第168頁。
[33] 如魯肅認為劉表對備「惡其能而不能用」的原因是「劉備天下梟雄」，如果《後出師表》中對「糾合四方精銳」描述屬實的話，任何諸侯都會對劉備這種帶領精銳部曲的客將心生忐忑，故在評價劉備品德時，筆者私以為應該更關注袁渙、陳登這樣在發話時與劉備並無直接正相關之利害關係的事例。魯肅語見司馬光 編著，胡三省 音註：《資治通鑑》六十五卷《漢紀五十七•孝獻皇帝庚•十三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087頁。
[34] 內藤湖南：《諸葛武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第37頁。
[35] 李兆成：《蜀漢政權與益州士族》，《四川文物》2002年第六期。
[36]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8頁。
[37]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三十二《劉二牧》，第869頁。
[38] 常璩：《華陽國志》，明嘉靖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第二冊，第121頁。
[39]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第917頁。
[40]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950頁。
[41]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41《蜀書十一·張裔傳》，第1012頁。
[42] 但李邈最終因在諸葛亮去世後對其出言不遜被後主處死，說明部分本地士族的不滿並沒有因日久而消除，劉備和諸葛亮兩大鐵腕人物的去世是矛盾爆發的突破口。
[43]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86頁。
[44]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3頁。
[45]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7《蜀書七·法正傳》，第960頁。
[46] 何焯 著，崔高維 點校：《義門讀書記·<三國志·蜀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66頁。
[47]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83頁。
[48] 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第217頁
[49] 饒勝文：《大漢帝國在巴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132頁。
[50] 一個派系來源不同的人才隊伍，也與竇融故事相呼應，但筆者認為馬超才是使援引故事的工作可以成功之關鍵人物。
[51] 司馬遷 撰，裴駰 集解，司馬貞 索引，張守節 正義：《史記》卷9《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00頁。
[52] 何焯 著，崔高維 點校：《義門讀書記·<三國志·蜀志>》，第460頁。
[53]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88頁。
[54]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二·先主備》，第888頁。
[55]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第961頁。
[56]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6《蜀書六·趙雲傳》，第886頁。
[57] 《七哀詩》
[58] 孫博聞：《秦漢軍制演變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
[59] 田餘慶先生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微》的《孫吳建國的道路》一節明確提出了此觀點。
[60] 張栻 撰，朱熹 編：《南軒先生文集•<經世紀年>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24頁。
[61]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62]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42《蜀書十二·杜瓊傳》，1022頁。
[63]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42《蜀書十二·譙周傳》，1029頁。
[64] 同上。
[65] 田餘慶：《<隆中對>再認識》，《秦漢魏晉史探微》，第182頁。
[66]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3《蜀書三·後主傳》，第889頁。
[67]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第935頁。
[68]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卷53《吳書八·薛綜傳》，第1255頁。
[69] 江湄：《正統論的興起與歷史觀的變化》，《史學月刊》，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