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日夜晚,喬伊收到朋友的微信,信息裡朋友說終於成功從拼多多離職,她不願意再經歷雙十二「20天休1」的高負荷運轉。隨後,朋友又發來一則脈脈的帖子——23歲的拼多多女員工,猝死在凌晨一點半下班的路上。
文章授權轉載自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作者:曾詩雅
編輯:金匝
10點55分,曾經是上海金虹橋國際中心一天裡最壯觀的時刻。
從四面八方趕來的人全都聚集在大廈一樓,兩臺放著打卡機的桌前形成龐大的隊伍,不遠處的路口,還有人狂蹬著共享單車衝向大樓,剎車、扔車、飛奔……
好好停車絕不是此刻的優先級,打卡制度讓人分秒必爭。「慢一秒鐘,前面就會多排一個人,這個人也許就會導致你11點01分才能打上卡——這時候是最崩潰的。」喬伊說。
一年半以前,喬伊是拼多多的一名產品經理,她所在的部門上班時間是11點,但因為拼多多也有部門上班時間為9點,於是遲到統一從9點開始計算,11點01分打卡,意味著遲到兩個小時又一分鐘,需扣除2小時的工資。
2020年11月的一個中午,喬伊又回到了熟悉的金虹橋,來見一位剛入職拼多多的朋友。一邁入寫字樓,熟悉的消毒水味闖入鼻腔,她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那種精確到分、秒的壓迫感,再一次衝上喬伊的神經。
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喬伊曾迷戀網際網路大廠的光環。在華中科技大學時的她,聽過很多校友的成功案例:微信創始人張小龍、PPTV創始人姚欣、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入職網際網路大廠,成為了包括她在內的應屆生們的最優選,它意味著一份誘人的薪資,無限的成長空間,以及改變世界的可能。
2018年夏天,喬伊大學畢業,幾乎同時,3歲的拼多多成功登陸美股市場,成為聯網史上敲鐘最快的電子商務公司。彼時,喬伊覺得收到拼多多的offer ,是「自己能力範圍內最好的offer」。
同樣是為了心目中最好的offer,徐力則從研一開始做足準備。那是2014年,徐力眼中「網際網路的黃金之年」,微博、京東、阿里巴巴在這一年先後上市,外賣平臺、打車軟體燃起燒錢大戰,爭搶著用戶版圖。
徐力在一次實習中遇到了一位從阿里跳槽來的經理,他的從容自信、侃侃而談感染了徐力,用當時最流行的網絡用語形容,就是讓人「不明覺厲」。非計算機專業出生的徐力,在研一時平均每天會花6小時自學Java語言、刷算法題。他還報名參加算法大賽,為以後進入阿里增加籌碼。畢業後,這些付出得到回報,他如願成為了阿里的一名程式設計師。
薛楠森進入阿里則擁有一些偶然性。2018年,已經入職一家網際網路大廠的薛楠森陪朋友參加阿里的面試,最終,朋友在第三輪面試被刷,而她留了下來,進入阿里的直播業務。
大多數年輕人進入大廠的故事,可能和趙又清的經歷更相似一些——名校畢業、視野開闊,被看作是全國最頂尖的頭腦。趙又清本科畢業於985院校,碩士就讀於英國的一所名校,回國後,因為代表優秀的標籤從「名校」變成了「大廠」,她順滑地成為百度的一個齒輪。
但後來,和喬伊一樣,這些人都選擇了離開大廠。
在BOSS直聘發布的《2020年Q3人才吸引力報告》中,網際網路行業在人才吸引指數排名中依然位居第二,第一則是和它緊密相關的IT行業。與此同時,脈脈發布的《人才遷徙與流動趨勢報告2020》也指出 ,2019年,網際網路行業裡出現了可見的人才流出。
一群人爭先入局,一群人失望離開,網際網路大廠,已經成為這一代年輕人新的圍城。
▲ 圖 /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喬伊眼中,在網際網路大廠的日子像是「又念了一遍高三」。
作為一名增長方向的產品經理,喬伊的工作內容是如何讓數據顯得更好看,她所在的部門為此曾討論出一個三個月時長的項目,幾經博弈,最後,這個項目被壓縮到了3-5天就上線——因為Boss們想馬上看見這個產品上線後的短期收益。
這和拼多多本身的成長有關,2017年,拼多多的GMV(年成交總額)超過了100億,用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淘寶5年、京東10年的業績。到喬伊離職的2019年,拼多多的GMV突破了萬億。這家後起之秀,一直在盡力趕超過去的巨頭。
那些「行業巨變」「世界改寫」的偉大理想和喬伊無關,她聽到最多的勸告是,「就像高三時老師最常說的那樣,你只顧低頭做題,別的什麼也不用想」,至於事情的意義如何、值不值得,不在她的考量之內。
以加速和提高效率為名,姓名在拼多多是被抹去的。和阿里一樣,拼多多採用的也是花名制,工卡、郵箱、座位牌、工作軟體、點餐軟體……所有標有姓名的地方,都被花名取代。入職之後,對接的部門越來越多,但喬伊對同事的了解只也限於花名。在拼多多工作的一年時間裡,喬伊只知道三位同事的真實姓名:一位是微信名就是真實姓名的上級,另兩位是她大學時認識的校友。「去了解同事的真實姓名和真實生活,好像被默認成一件不被允許的事情,系統在提醒你,你只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交友的,要拎得清才行。」
工位也是不斷變動的。喬伊所在的部門有幾百人,幾乎瓜分了金虹橋國際中心28樓四分之三的工位,辦公桌一張連著一張,非常密集,喬伊時常覺得,自己像重新坐進了一間六七十人的高三大教室。
一路狂奔的拼多多自2017年搬入金虹橋國際中心,兩年間員工數就從原有的1000多名擴張到了如今的6000多名,但基礎建設卻遠沒有跟上這個步調,「會議室總是要搶,廁所總是要排隊」。為了在有限的辦公地區達到最高的辦公效率,喬伊曾見過工位旁三天內就搭出了一間新的玻璃會議室,一個月後,因為工位擴張,這間會議室又在3天之內被拆除。
▲ 圖 /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每一兩個月,喬伊所在的部門就會進行一次座位調整。調整沒有任何周期和徵兆,往往是一個平常的午後,部門領導在工作群裡上傳新的座位表,通知晚上七八點全部門人員換工位。一到調整的時刻,28層的大多數人就會抱著桌上型電腦、辦公用品從一塊擁擠的區域騰挪到另一塊。
用一位大廠HR的說法,座位調整是為一些同項目的業務組相鄰能夠更高效辦公,項目在變,座位就得變。但如此頻繁的工位變動,讓同事間很難建立起深層關係。喬伊的理解是,「就像高中老師們換座位,不讓差生們相互講話,而是讓優等生和差生搭配著坐一樣,公司也許是想讓業績好的員工坐在業績差的員工身邊,去帶動他們。」
也有人全然接受了拼多多的邏輯。在喬伊記憶裡,小組組長總是每天在工位坐得筆直,不斷敲擊著鍵盤,即使要飛去香港打HPV疫苗,她也只請了不到兩天的假;還有同事離開拼多多後,覺得新工作不夠有「拼」勁,正計劃著重新回來;而同部門的90後大領導更是連著四五個春節,都駐紮在公司。
「高三終究有結束的一天,但工作永遠沒有盡頭。」喬伊說,「那些日子像溫水煮青蛙,不知不覺地自己就被困在工作裡,忘記了對生活的感知、忘記了對規則的懷疑。」
剛進入拼多多時,喬伊和同事們只是私底下討論過打卡制度的合理性,但沒有人向公司提出過明確質疑,當時的她覺得,「我這樣的新人,應該沒有資格去提這種問題。」她做出的最大「叛逆」,是在離職前的一個月裡,用遲到來抗拒上班,一個月裡一半的工作日,喬伊都選擇故意遲到半小時,因此被扣了2000多元的工資。
面對拼多多的打卡制度,當時有員工發明了作弊方法——遲到的當天,讓已經到崗的同事用自己的工作電腦截個圖,作為到崗證明,只要在之後的補打卡說明中提交這張截圖,就能被認定為正常出勤,免去遲到的懲罰。
這件事後來被人舉報,拼多多在公司內部進行了一次打卡作弊的盤查。當時,喬伊請完年假,定了翌日早晨的飛機回家,凌晨零點接到公司的電話,要一條條確認喬伊出勤的日期。「你那天是不是這個點來的」「你到底有沒有遲到」「你說的都是真話嗎」「你再仔細考慮一下,我們會一條一條查監控,如果你有說假話,會受到更嚴重的懲罰」……讓喬伊覺得像在盤查犯人。
整個盤查結束後,已經是凌晨三點。
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曾講過一個關於「劈木材的人」的故事。當一個年輕人得知不參與勞動就會一整天餓肚子時,他連續揮舞斧子劈了12個小時的柴,遠遠超過普通人的強度。布羅茨基覺得,人們「可以通過過量來使惡變得荒唐」。
喬伊曾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在拼多多的工作系統裡劈柴的人。一次雙十一前,她加班到清晨5點才從大樓離開,選擇在一家小麵館填滿自己的胃後,再坐上計程車時,她清楚地記得,計價表已經從晚間的價格變回了白天。
因為是管培生,在拼多多最後的日子裡,喬伊經歷了一次輪崗,她從產品經理的崗位被調去了客服,工作內容變得輕鬆,但時間仍然被掐得精準。
客服的工作頁面右上角會顯示未完成的單子數,每當喬伊處理完一批單子,組長就會發配新的單量,未完成的數值不斷減少,眼看著接近於零,新任務又來了,重新歸位倒數。即使有時候喬伊提高效率,趕在7點30分時讓未完成的數值漸進為零,依然會有新的單子被推進來,仿佛一個精準的算法計算著你的下班時間,不願讓你浪費分秒。
就像劈木材的人,喬伊在大廠的要求下不斷去完成任務,她覺得自己失去了對生活的感知,能休息的周日,她只想待在床上,出門根本提不起興趣,健身、化妝、購物、遊玩……她全都放棄了。
這樣「超額的遊戲」也發生在薛楠森身上。疫情期間,阿里直播業務迎來了熱潮,薛楠森每天工作到三四點,第二天八九點又被工作電話叫醒。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日常屬於自己的時間被擠壓到只有五六個小時,連睡一頓好覺都無法滿足。身體也因此發生連鎖反應,她的心臟時不時地像被揪著般疼,平躺時就會心慌睡不著。因此每晚,薛楠森只能是趴著,用身體壓住心臟來幫助入睡。
2020年3月的一天,薛楠森從早上7點50分的第一個電話開始工作,隨後,產品、運營、銷售、技術的電話輪番而至,最忙的時候,釘釘上的信息每隔一分鐘就能刷出10條,她需要抱著筆記本上廁所。
當天下午一兩點,薛楠森點了一份烤肉作為午餐,但等到她空下時間去取外賣時已經是晚上8點。坐在電腦旁,打開掛滿水珠的外賣蓋子,撲面而來的不是烤肉原有的味道,而是一種肉涼之後的油腥味兒。為了不讓自己低血糖,薛楠森還是選擇吃下它。
這頓涼掉的烤肉是她那段時間唯一一次沒有邊工作邊吃飯。凍結著一層油脂的烤肉咽下肚,淚水落下來,薛楠森問自己:「你什麼時候、又是為什麼、活成了這樣?」這頓飯也成為了薛楠森離職的催化劑。
真正離職的決定性瞬間發生在今年5月,凌晨四點,做完表格的薛楠森起身下樓洗漱,樓梯走到一半,薛楠森只感到一陣暈眩,一腳踩空,直接從樓梯上滾下了樓。儘管只是頭部受了點傷,但薛楠森已經覺得恐懼。
在薛楠森所在的不足10人的團隊裡,一半的人在加班中倒下過:有同事加班到噁心嘔吐,有同事加班得沒時間吃飯得了胃潰瘍,還有身體不好的同事加班一陣子後直接進了手術室……
在把996當作「福報」的阿里,薛楠森時常能聽見老一輩阿里人說「年輕人不熬夜用來幹嘛」「年輕人就是用來拼的」的話。那一天清晨6點,薛楠森拍了受傷的照片,發給主管,並提出離職,她決定離開這套「不要命工作」的系統。
▲ 圖 / 《我,到點下班》劇照
為進阿里準備了三年的徐力,最後只在阿里只待了一年。
真正讓這名程式設計師幻滅的,是「代碼價值的喪失」。入職前,徐力花費大量時間讓自己寫出優雅、清晰的代碼,但入職之後,他發現大多數人只關心自己的收益,不關心代碼寫得好不好,產品有沒有未來。系統裡像流水帳一樣寫了上千行代碼,儘管有一個尋找故障定位的系統,但真正使用起來,總是比人為發現還晚一步。
更重要的是運行結果。徐力理想中的「工程師文化」「工匠精神」,在大廠的內部晉升體系裡,是要退後的,故障定位系統被負責人包裝成「宇宙第一定位系統」,受到了許多人的誇讚,然而,等這位負責人拿完3.75 的績效,成功晉升之後,「宇宙第一定位系統」卻成為了沒人管的爛尾工程。「在阿里,還有很多像這樣的邊角料項目。」徐力說道,「要做影響全國億萬用戶的事情,有可能只是你的一廂情願。」
在百度,要完成一個項目,作為產品經理的趙又清只會被技術部的同事看到兩次。第一次是立項時,技術會詢問她這個項目的預估收益;第二次是做OKR Review(目標與關鍵成果回顧),他們找到趙又清,直截了當地說,需要填一個完成的收益值。
趙又清曾經熬了四五個夜,做出一個產品的三份方案,在與技術討論的會上,她剛講完第一個,就聽見有人冷笑了一聲。那一剎那,她沒能忍住:「不要再笑了,有意見我們可以拿出來討論,而不是用這種方式表達。」
從外在禮節到內在價值,尊重感在趙又清的工作裡一點點消失。她曾想在一個產品的用戶性別那一欄,為少數群體增設一個「保密」的選項,同事奇怪地看著她,問:「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有這個必要嗎?」
部門領導曾在聚餐時說:「女生做產品經理,就多利用外貌優勢,去技術面前撒撒嬌。」趙又清當下直接反駁道:「我希望我是靠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方案來解決問題的,而不是靠化個妝,或者撒個嬌。」
這樣的時刻不斷積累,但更多時候,趙又清不會站出來指責對方,她把工作中的瓶頸盡數歸結為個人。她陷入對自我的質疑:「覺得自己狗屁不是,垃圾不如,什麼也做不好、什麼也做不成。」
她也試著去像一般同事一樣,在乎那些數據、那些報表,準備晉升PPT時,同事們都在努力把活攬到自己身上,就算只參與了項目收尾工作,也把自己包裝成項目負責人,她也熬夜準備著晉升PPT,但覺得怎麼都無法像他們一樣包裝自己。
趙又清最後選擇了放棄晉升。「大廠就像一口大大的染缸,有的人在裡邊把自己撈成那一塊五彩斑斕的布,而有的人可能就淹沒在裡面。」 但後來,趙又清在對自我的懷疑裡陷得更深。昔日同事們晉升比自己快,這讓習慣當優等生的趙又清感覺到了壓力。她覺得自己正在一點點往下沉,「我好像沒有自己了」。
每天早晨,趙又清聽到起床鬧鈴聲、公司電梯開門聲都會心跳加速;坐上工位,面對電腦,她時常不知道如何打下第一個字;有時在工位上受不住,她就去廁所哭一會兒,夜晚即使回到出租屋,也常需要崩潰大哭來抒發情緒。
然而,頹喪的情緒一直都在,反應到生理上,趙又清暴食、脫髮、發胖。她看著樹,覺得葉子上寫滿了「焦躁」,看著車,覺得那種快速的飛馳感是一種煩燥……趙又清預感到自己生病了。她去醫院看病,醫生說是中度抑鬱,看病的那一天,她不敢用醫保卡,她怕公司查到自己的病情。
▲ 圖 / 《我,到點下班》劇照
在習慣了大廠法則的人眼裡,離職是一件很難理解的事。
喬伊提出離職當天,上司列出了很多「值得留在拼多多」的理由:你擁有一群優秀的夥伴,他們擁有高學歷、高智商;與很多巨頭相比,你在一家有更多上升空間的公司;你正在做一些變革整個製造業、農業的事情……
但喬伊覺得,這些理由,她並不迷戀,那些財富自由的神話,對她也不再有吸引力。「如果我依然堅持在這裡,5年後也許會進入更高的職位,完成一些KPI,領一份不錯的薪酬,在上海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活,但需要我每天忍受痛苦才能實現的話,它就變得不再吸引我。」
離職之後,喬伊在上海放空了兩個月,試著像之前的自己一樣逛街、做飯,和朋友們去外灘,在大廈頂樓上看了看上海繁華的夜景。以前在拼多多,她也常站在28樓的玻璃窗前看夜景,看周圍的樓宇與樓宇相連,底下的高架橋向四處延伸,橋上車來車往,但她不知道自己未來的生活會通向哪裡。
▲ 離職之後,喬伊拍下的金虹橋大樓,「像巨型怪獸一樣」,她說。圖 / 受訪者提供
等趙又清第二次去醫院檢查時,心理狀況已經從「抑鬱」變成了「抑鬱」加「焦躁」。當她把病情告訴父親時,父親的第一反應卻是:「你不要亂吃藥,你就是藥吃多了才會這樣。」
在趙又清父母眼中,她作為北京人,既沒有北漂的孤獨,也沒有金錢的重壓,在百度的這份工作也是她自己的選擇,應該沒有任何壓力。直到如今,他們才發現,這個過去一個人規劃好留學計劃、申請到留學金、拿到Dream Offer的女兒,其實並沒有在大廠找到自己的價值。
趙又清學著自我縫合,離職是向前的一大步。最後一天,趙又清選擇走樓梯下去離開公司,到最後一層時,她突然哭了出來,她覺得這場離職就像是在和過去告別,如釋重負。
薛楠森也曾因禍得福,經歷過短暫的「如釋重負」。2019年10月,還在阿里的薛楠森休了年假,與朋友一起去西北玩。然而,飛機還沒起飛,她的手機就被偷了。在西北的那幾天,她度過了一年中最安寧的時光。直到要回家,她才買了新手機,回歸到阿里的系統中。
「沒有人規定年輕人就一定要玩命工作。」2020年5月,薛楠森帶著這個信念徹底離開了阿里的系統。和喬伊、趙又清的經歷不同,上司對她的選擇表示理解,「我年紀大了,不像你一樣年輕,有可以選擇的餘地,如果我再年輕一點,也許也會作出同樣的選擇。」
杭州的5月還沒有回暖,戴著口罩的人在公司裡來去匆匆,電梯裡還畫著搭乘的格子,一次性只能上兩三個人。薛楠森把這一幕留在腦海,然後踏上了回煙臺的旅程。
2020年6月,「28歲從字節跳動退休的程式設計師郭宇」的故事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去年初,提前實現財富自由的郭宇決定換一種生活,他宣布從字節跳動「退休」,在日本開了一家溫泉旅館。
和28歲就退休的郭宇不同,更多的年輕人在離開大廠時還沒能進入實現財富自由的階段,但他們和郭宇一樣,都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尋找期,找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離開大廠之後,薛楠森選擇創業,她開了一家自助自習室,工作從那臺時時抱著的筆記本和不斷響起釘釘聲的手機延伸到現實世界,她學著自己組裝桌椅書櫃、連接電線、運營小程序……有時也需要忙到凌晨,第二天在6點又早起趕工,但在嗡嗡的電鑽聲、飛揚的塵埃裡,她覺得很放鬆,因為這一次,她是為自己熬夜。
不過,薛楠森如今的生活裡依然有阿里的痕跡。她從不看淘寶直播,哪怕直播間賣的東西再便宜。她必須把手機設置成靜音,否則突如其來的消息聲就會像定時炸彈一樣讓她緊張不安,接電話前她會有三四秒的停頓,她需要做一個「說話」的心理建設,即使對方是很重要的客戶。薛楠森把這些稱為「大廠後遺症」。
趙又清的後遺症是,每次點開百度APP的界面,她都會下意識地去看自己參與製作的功能入口,她希望能在未來的某一天,打開百度只為了單純的搜索。
趙又清並沒有完全離開網際網路領域,她成為一家教育企業的產品經理。百度曾經教授給她的那些基礎功、方法論在新工作上發揮了作用。「就像和戀人分手一樣,離開之後你發現他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她不否定五年、十年之後再回到大廠的可能。「如果有機會,那時的我也學會調整自我時,我並不抗拒回到大廠。」
徐力並不後悔自己離開阿里的選擇。在他心中,工作應該讓位於生活。他不理解有同事為了事業與家人分隔兩地的選擇,也接受不了大年三十加班還曬朋友圈的行為。
曾經有一年春節,因為要審批技術人員的工單,徐力被留下值班。他通宵了一整夜,機械式地點著滑鼠批工單,但第二天,他依然被要求繼續上班。「在他們看來好像這是一種很正常的事,但我覺得我沒法陪他們玩了……如果工作不是為了生活,那麼還有什麼值得的呢?」
離開阿里後,徐力進入了一家創業公司。新公司裡,每個人的代碼都需要被不同的人評價,每一個功能都必須用心寫單元測試、集成測試,對工程師的肯定並不需要包裝,就能直接體現。工作一年後,他晉升成為了團隊的Tech Leader。在招聘員工時,他偶爾會想起大廠的光環。創業公司對人才的吸引力遠不如大廠,符合預期的人選不是開出特別高的薪酬,就是最後給了offer卻沒有入職……
同樣入職一家創業公司的喬伊有時也忍不住去不想,自己從大廠逃離選擇了更安逸的生活,那麼許多年後,留在大廠奮鬥的年輕人會不會好過自己很多倍?她發現自己偶爾還是會陷入外在評價的系統。為了忘記這個系統,最近,喬伊會在上班的午休時間去上一門吉他課,下班後觀察單元樓門口果子的成長變化,在朋友圈裡分享自己彈唱的新曲,聽到深夜的演唱會,她試圖尋找更多的內在驅動力、對事物的感知力。
▲ 離開大廠後,喬伊在小區裡隨手拍的果子。圖 / 受訪者提供
2021年1月3日夜晚,喬伊收到朋友的微信,信息裡朋友說終於成功從拼多多離職,她不願意再經歷雙十二「20天休1」的高負荷運轉。隨後,朋友又發來一則脈脈的帖子——23歲的拼多多女員工,猝死在凌晨一點半下班的路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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