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一西，都是戲劇家，同一年去世，莎士比亞和湯顯祖都被自己的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的人記住了足足400年，這已經充分證明他們驚人的傳世能量。
今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紀念日，再過3個月湯顯祖的忌日也將到來。有人用「東方的莎士比亞」的稱號解釋湯顯祖的文化地位，而莎士比亞卻用不著「西方的湯顯祖」這個說法來幫忙。因為當「莎士比亞」在全世界的戲劇舞臺上依然興盛活躍的時候，湯顯祖和他的《臨川四夢》早已不是中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面目美好，卻遙遠空洞。
為此，北青藝評採訪了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莎士比亞學者張衝。
張衝：文學博士、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國際莎士比亞協會會員、中國外文學會莎士比亞分會副會長。在英國文藝復興與莎士比亞戲劇領域發表有《莎士比亞專題研究》、《視覺時代的莎士比亞》（合）、《探究莎士比亞》等著作及論文30餘篇，譯有《冬天的故事》、《辛白林》、《配利克裡斯》、《兩貴親》、《愛德華三世》等五部莎士比亞戲劇及長詩。
「卷福」版《哈姆雷特》
北青藝評：在今年眾多的文化場合中，莎士比亞都和湯顯祖綁定在一起。除了兩位戲劇家在同一年去世的這種「巧合」，從文化影響和戲劇作品的成就上來看，今人將這兩個人放在一起的意義是什麼？您認為二人具有可比性嗎？
張衝：的確，這樣的巧合促成了今年的文化與文學盛事。當然，還有一位，寫了《唐吉訶德》的塞萬提斯，同樣是文學巨匠，同樣是去世四百年，願他的在天之魂不會因被冷落而感到委屈。
將莎士比亞與湯顯祖放在一起，可能有希望「文化崛起」的心態在其中。將湯顯祖比肩莎士比亞，有意無意間突顯了「我們也有」的心態，符合從上到下「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態度。
其實，把莎士比亞與中國歷史上的經典戲劇家做比較，並非是今年才有的現象。無論中外，早有學者做過這樣的比較研究，如著名的美國漢學家白芝（Ceril Birch），幾十年前就發表過莎士比亞與湯顯祖的比較研究論文，日本的青木正兒也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只是當時大多限於學術圈，沒有那麼多的媒體、特別是網絡的助推。
要問莎士比亞與湯顯祖之間有沒有可比性，首先要弄清楚，是什麼方面的可比性。兩人都死在四百年前，可比；兩人都寫戲，可比；兩人都以戲劇、詩及詩意出名，可比；兩人的戲裡都寫愛情與魔幻，可比。但是，這樣的「可比」有意思嗎？把兩隻不同的容器放在一起，一圓一方，一木一石，一大一小，形容一番，比完了。有意思嗎？
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兩人都寫喜劇和悲劇，他們的作品從形式、內容到傳統都有不少可比之處，例如：戲劇結構的差異、「悲劇」和「喜劇」觀念及體現形式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背後的戲劇起源、文化淵源、文化習慣、思想意識等方面的差異。這對於溝通中西，特別是讓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文化底蘊，從而能寬容平等地接受這樣一個與他們很不相同的文化，而不是僅僅把它當做「文化古玩」，還是有意義的。但是，迄今為止的不少「比較文學」成果，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步。比如：湯顯祖研究的成果中，有多少是通過比較或對照研究莎士比亞得到的？反過來的問題同樣成立。
當然，這樣的結果是需要有「群眾基礎」的。因此，今年作為「湯莎年」或「莎湯年」，最大的意義是通過文化助力，使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引起人們的好奇、注意和了解，打好這樣的群眾基礎。再說，多一點集娛樂與學術於一身的活動，總歸是好事。
北青藝評：聽說現在有國內演劇團體正在籌備用崑曲演《羅密歐與朱麗葉》，以切合「莎士比亞遇上湯顯祖」這個熱點。最近幾年，用中國戲曲形式表現國外經典的嘗試不少，您對此有過關注嗎？您覺得這種「對撞」和「融合」有意義嗎？
張衝：我本人並沒有在劇場看過這樣的演出，但讀到過不少相關的研究。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很多地方戲曲裡得到了改編，京劇自不必說，越劇、滬劇、粵劇、黃梅戲、川劇、豫劇、梆子戲等等，都有改編。去年還有漢劇的《馴悍記》，今年下半年還將有真正體現「湯莎會」的、集《臨川四夢》與《仲夏夜之夢》於一體的演出。
這樣的「融合」首先拓展了傳統戲曲的表現範圍，考驗並提升了傳統戲曲從編導、演員到觀眾各自的操作與接受能力。因為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我們的戲曲，要跨越好幾道障礙：情節、人物、語言、風格、理念、樣式等等。其次，這樣的「對撞」與「融合」，即使有時候會使一種戲劇形式在另一種戲劇形式中顯得有些尷尬，卻也能為觀眾帶來一些意外的享受，啟發出一些不同的思考，會反過來加深對自己文化和文學現象的領悟。
不過，我們不必誇大這樣的意義。應當看到，「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我們如果跳出「故事情節」去看那樣的改編，就會發現有很多東西幾乎讓人有方枘圓鑿的感覺。以某些地方戲改編的《哈姆雷特》為例：用中國傳統的女扮男裝的方式，或把哈姆雷特套在「小生」、「鬚生」、「武生」、「花臉」這樣的行當裡演，很難讓人信服他就是莎劇裡的那個哈姆雷特：在德國受了人文主義教育、卻無法擺脫氣質裡具有文藝復興特徵的憂鬱傷情；一方面因知識太多、想得太多而失去了行動的決斷，可另一方面又行動魯莽、缺乏審慎。數一數戲裡死在他手裡的人，實在不大像我們古典戲曲裡的「好人」。我們也的確可以從《李爾王》裡找到類似「三綱五常」的橋段，也可以用這齣悲劇作為「尊親敬老」的反面教材，但要從這樣的比較中得出「原來莎士比亞也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恐怕也失之膚淺。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能否也將我們的傳統戲曲經典改編成英語話劇後到外國舞臺上演出呢？有來有往，平等交流啊。
青春版《牡丹亭》
北青藝評：您提到過，在中國，莎士比亞文本和戲劇舞臺呈現之間、學術和劇場之間，往往存在著隔閡，兩個行當難以打通。其實，中國戲曲也有類似情況。而在國外，尤其英國，優秀的戲劇演員甚至明星，都有著較好的文學基礎和教育背景，而知識階層也多有觀劇習慣。您認為中外這種不同的狀態，原因是什麼？戲劇和文學間能夠良性互動如何實現？有何裨益？
張衝：學術界與演出界對話有難度的現象，深究起來，原因有幾個。首先，戲劇對兩者的呈現是不同的。對學術界，戲劇是劇本，是文學作品，是語言建構的東西，是可以推敲、分析、闡釋與再闡釋的對象；對演出界而言，戲劇就是供表演的本子，一切以演出為中心。這一點，中外的情況基本一致。但接下來的情況就不同了。在我們這邊，戲劇教育（或廣義上的藝術教育）和人文教育（或特定的文學教育）還存在著一定的割裂。本來就隔行如隔山，每一行當有每一行當的特殊性，但由於我們的人文教育中缺乏戲劇教育，戲劇教育中缺乏人文教育，這樣的割裂就加深了。
其次，在教育和學術層面，如果雙方缺乏對話交流的話語基礎，甚至因互持偏見而缺乏意願、因行業自閉而缺乏虛懷，導致編導演未能充分了解劇本，或不能掌
握劇本在時代變遷和學術研究下可能產生的新意義，而研究劇本的，把劇本當詩歌小說一類純文本的文學現象來分析，缺少舞臺想像，這樣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被編導演等戲劇實踐家們所看輕。
所以我一向認為，編導演與學者要做的是架橋，是溝通，相互虛心學習。做學者的要能不斷地與時俱進，在經典中發現與當代生活相關的意義，做編導的也要善於了解戲劇文學批評的最新成就，以開放的心態和活躍的想像，不斷在舞臺上為經典作品注入新的生命。
北青藝評：莎士比亞是文學、文化，也是商業、社會話題，而在中國，文化經典的存在形式顯然比較單一，往往就學術論學術，跟普通人沒關係。如果說湯顯祖等中國經典的傳承效果不佳，是不是因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對當今還有借鑑警示作用，而湯顯祖已經沒有了？莎士比亞還能調動當代人的理性和感性思維，而湯顯祖不能了嗎？
張衝：西方的戲劇教育貫穿於從小學到大學的整個過程，往往是通過融合在課程裡和學校生活中的表演活動實現的，還有與戲劇教育有配套作用的講演訓練。另外，由於古希臘羅馬戲劇是整個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迄今，它們的影響滲透到教育中，遠遠超越了戲劇的範疇，而在整個文學、文化和意識形態裡發揮著作用。反觀我們的戲曲，雖然有元雜劇的輝煌時代，卻似乎從未有可比希臘羅馬悲劇那樣的重要性和地位。
湯顯祖是否具有當代意義的問題，其實與中國經典是否具有當代意義緊密相關。所謂當代意義，就是作品提出的問題是否能引起當代讀者或觀眾的共鳴，是否能與他們身上或身邊發生的問題產生關聯，這與作品本身的創作年代、故事內容、臺上的人物穿著哪個時代的服裝，並沒有太多的關係。湯顯祖有沒有當代意義，一方面需要我們的學者用自己的研究來指明，一方面需要我們的編導通過演出來展現，但最終都得落實到：這樣的研究，這樣的演出，是否能使當代的觀眾讀者感興趣，讓他們信服，是否能在他們中間產生共鳴。不是僅把作品當做文學或藝術的興趣和共鳴，而是像莎士比亞那樣，劇本裡的很多問題，無論是研究還是演出，都能讓人覺得，莎士比亞就活在當下，莎士比亞演的就是現在的事情。這也是我想向我們的中國經典研究和演出提出的問題：我們的經典，當下性在哪裡？這是學者和編導的責任，是經過他們之手，傳承經典生命，發揚經典意義的責任。
湯顯祖VS莎士比亞
北青藝評：當下不可迴避的問題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關注不夠，忙著複製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嚴重者，不知道莎士比亞自覺很可恥，而不知道湯顯祖並不會感到羞慚。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理解中國人演莎士比亞的意義？
張衝：我倒沒覺得有那麼嚴重，不知道莎士比亞也未必「很可恥」，只不過少了一個認識西方文化的窗口而已。中國人演莎士比亞，主要是可以提供一個更多了解西方文化源頭的機會，通過演出，使觀眾意識到，有很多問題，無論時間、地域、人種，都一樣的。我們具有同樣的困惑，遭遇同樣的困境，同樣需要思考和做出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另外，我們也具有同樣的美德感，道義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著某些價值觀，而在另一些地方則價值相左。我依然堅信，「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一原則至今適用，體現在莎士比亞演出和研究中十分貼切。莎士比亞從英國走向世界的過程，完全可以成為我們如何使自己的經典走向世界的借鑑。
北青藝評：您說莎士比亞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中國人對於莎士比亞研究，在世界範圍內的話語影響力如何？我們在對其闡釋中是如何體現東方人自己的理解的？
張衝：我同意這樣的說法，莎士比亞是世界的，中國的莎士比亞演出與研究，是世界的莎士比亞中的重要一部分，尤以演出為重，因為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戲曲改編形式，可以豐富莎士比亞演出的內容。至於研究，中國學者傳統上的貢獻主要體現在莎士比亞與中國經典戲劇的比較研究、莎士比亞在中國的譯介及評論等，在莎士比亞的跨文化釋讀與誤讀研究方面，中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隨著我們與國際莎學界的交流日益廣泛頻繁，我們的學者在莎士比亞作品研究、莎士比亞改編研究等領域也開始在國際學術舞臺發聲，在某些方面的成果已接近國際水平，可以開展平等對話了，如莎士比亞電影研究。
北青藝評：您認為「湯顯祖們」走向世界的阻礙在哪裡？可能性在哪裡？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化，是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優勢還是劣勢？
張衝：就事論事，中國文化及文學經典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礙有這麼幾個：第一，是缺乏能讓人通過作品了解中國文化精髓的譯本。儘管國家大力扶持中文作品外譯工程，但毋庸諱言，在世界上真正有讀者的，是母語譯者的譯本。究其原因，語言的地道性、對母語讀者期待界限的了解、對母語出版市場規律的認知等，都是我們的譯本難以流行的原因。當然，母語譯者的本子也有問題，主要體現在對中國文化及語言微妙之處難以把握、對中國的文化歷史等缺乏必要的知識等，譯本中出現誤讀誤譯從而使我們的經典「變形」的情況還很常見。
第二，是我們缺乏能讓對方樂於接受的文化策略與產品。就文化輸出而言，我們應該意識到，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買方市場」，我們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別人覺得我們好，我們要把自己的產品做得讓別人樂意接受，並在潤物無聲中讓別人領悟、認可我們的好。在這方面，我們的確還有很多事情要學著做。
說到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我覺得正因為有差異，才使各自的價值觀更有意義，所謂「義從斷處生」。有差異，才需要交流，對話，溝通，更需要通過交流對話溝通達到理解、寬容和共存。我們的經典，我們的價值觀，自有其特徵與優勢，關鍵是如何將這樣的理論優勢轉化為實際優勢。莎士比亞走進來，湯顯祖走出去，日積月累，在相互碰撞、比較、溝通中增加了解，在誠心喜歡別人家的好東西的同時，也讓別人心悅誠服地喜歡我們的好東西。當然，我們更要讓自己的經典與時俱進，首先讓自己人喜歡。例如，今年剛過去的那段時間，皇家莎士比亞劇院來中國的北京、上海、香港巡演，在國內的演出和媒體上颳起了一股莎士比亞風，可有多少人知道，差不多同時，我們有學者在英國巡迴講演湯顯祖，同樣引起轟動，可這樣的消息，在國內卻並沒有很多的媒體在跟蹤報導。這不是責備媒體嗅覺不靈，因為認識、認可、喜愛我們自己的經典，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術、演出、媒體、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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