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俄羅斯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崛起的裡程碑

我個人認為《安娜·卡列尼娜》是託爾斯泰最好的作品，我當然是從文學的角度看的，從長篇小說寫作技巧的角度看的。我和很多作家談過，他們都覺得這部小說寫得幾乎沒有瑕疵。託爾斯泰寫出《戰爭與和平》之後，俄國人歡呼雀躍，歐洲人刮目相看，毛姆說那是最好的長篇小說，羅曼·羅蘭說它是當代的《伊利亞特》。其實，另有很多歐洲作家不完全服氣，他們認為俄國人會打仗，所以俄國人會寫戰爭小說，但俄國人寫愛情小說、家庭小說、悲劇小說還是不靈，也就是說，不在少數的歐洲作家認為俄國作家不會講故事，其實到現在，我們依然會發現，俄國文學的可讀性一般來說是不如西歐小說。你也可以說俄國作家不樂意講故事，他們更樂意精神傳道，這當然是正面的說法。內行的作家往往會說，俄國作家寫作時比較粗線條，不大會精雕細作。其他的歐洲語言我不懂，但是我懂中文和俄文，也懂一點英文，我發現，俄國作家在寫作中確實沒有中國作家和英語作家那麼關注文字本身。中國作家寫作的美文傳統特別深厚，你的故事再好，如果你表達的文字是粗糙的，那麼你在中國就不是好作家，甚至不是作家，但是俄國作家，有的時候語言實際上不是特別講究。這是兩個國家不同的文學傳統，但是，《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個例外，無論在情節結構還是文字表達上，它都是無可挑剔的，對於《安娜·卡列尼娜》全世界的作家都是服氣的。談起《安娜·卡列尼娜》，大家經常會說它有一種拱形的結構，一邊是安娜和伏倫斯基的關係，一邊是列文和吉娣的關係，這兩個情節開頭各自發展，最後逐漸靠攏，形成一個拱頂。好多作品都是這樣的拱形結構，這樣的結構顯得非常結實，天衣無縫，很能承重，什麼都可以加進去，這是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在藝術上的完美性。

壹

列夫·託爾斯泰對待安娜的態度轉變

把《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做一個比較，是蠻有意思的話題。在這兩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中，託爾斯泰都有過嚴重地改變初衷的情況，也就是他寫作的構思和創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託爾斯泰寫作《戰爭與和平》的時候本來沒想寫這場戰爭，他想寫的是十二月黨人起義，可後來他意識到，俄國歷史上對改變俄羅斯民族意識來說更為重要的事件可能還是1812年的衛國戰爭，於是他就轉過來寫這場戰爭。寫《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一樣，他本來是想接下來寫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也收集了很多材料，但一位客人告訴他的一個故事卻使他寫起這個「家庭故事」來。起初，他決定寫「一個不忠的妻子以及由此引發的全部悲劇」，我們通過這句話能感覺到，他一開始寫這部小說是想告訴別人，一個不忠的妻子會給家庭和社會造什麼結果，也就是說，他在準備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是站在安娜的對立面上的，是準備說這個女人怎麼不好，她的不好又造成了什麼結果。但在寫作過程中，安娜的人物性格邏輯卻改變了託爾斯泰最初的構思，託爾斯泰還是寫了她的不忠，以及這個不忠所造成的悲劇，但是他更多地寫到了我們後來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也就是這個悲劇的來源問題。他一開始想寫的一定是安娜自身的問題，要麼是她的情慾帶來的結果，要麼是她在上流社會的隨波逐流，要麼是一個偶然事件，總歸是不正常的愛情造成的糟糕結果。但是寫著寫著他發現，安娜跟上流社會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愛是真愛，如果安娜也是逢場作戲的話，一點問題沒有，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那樣。安娜正是因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成了上流社會的攻擊對象，成了社會輿論的犧牲品。寫到這裡，託爾斯泰的同情心轉到安娜一邊了，面對的是安娜周圍那個市民氣濃厚的社會，安娜變成他同情的對象。我們經常會說，有時候作品的藝術邏輯能改變作家自己，託爾斯泰寫作這兩部作品的時候，都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程度不等地改變了自己的創作初衷。

貳

《安娜·卡列尼娜》是《戰爭與和平》的延續

或許有人認為，從《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託爾斯泰的創作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也就是從史詩開始轉向家庭，從寫戰爭開始轉向寫愛情，從寫四大家族轉向寫兩個人的戀愛、私情，也就是一種收縮，一種轉折，甚至是一種下降。這樣把這兩部作品做題材上、風格上的對立，其實是一種比較幼稚的方法。

託爾斯泰在寫《戰爭與和平》之前十年的作品，幾乎全部在為《戰爭與和平》做某種準備，儘管有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而《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戰爭與和平》這部作品很自然的延續。《戰爭與和平》體量非常大，他後來的作品某種意義上都是這部作品中某些分主題的延續。在《戰爭與和平》中，「和平」的生活佔有很大一部分，這個「和平」就是貴族的生活，其實《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貴族生活這個分支的一種延續。此外，《戰爭與和平》不僅是一部史詩，也是一部關於貴族生活的小說。愛情也好，舞會也好，貴族之間的爾虞我詐也好，這些在《戰爭與和平》都很多。另一方面，《安娜·卡列尼娜》絕對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託爾斯泰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作家，他出名比託爾斯泰早，去世也比託爾斯泰早，託爾斯泰開始寫作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名氣已經非常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卡列尼娜》發表以後認為，這部小說首先是一部社會小說，而不是愛情小說。也就是說，對一部長篇小說的定性恐怕不能僅僅看它的情節和內容，也要看到它和那個時代的關係，也要看到和它之前和之後作品的關係。所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在託爾斯泰的三大長篇小說中是一部承前啟後的作品。比如，託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寫貴族生活的這一部分自然地延續到《安娜·卡列尼娜》，在《安娜·卡列尼娜》開始更多地摻入他本人對貴族階級的審視、批判，正是這樣一種對貴族階層的反省促使他改變了對安娜的態度，從而對貴族階級這一整體進行反省，最後過渡到《復活》裡對整個階級和制度的否定。這三部作品之間其實有著很強的邏輯聯繫。總之，《戰爭與和平》除了史詩之外也是家庭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除了是家庭小說以外也是社會小說。

叄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個意義特殊的事實」

我們把《戰爭與和平》定性成英雄田園詩，所謂英雄田園詩一定是壯闊的，昂揚的，樂觀主義的，歷史樂觀主義的；但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特別有名的一句話。其實在《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即便是列文和吉娣，託爾斯泰特別想把他倆寫成特別幸福的一對人，但是看完這部作品後沒有多少讀者覺得他們的生活是高度理想化的。的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每個人都「各有各的不幸」。從《戰爭與和平》昂揚的歷史樂觀主義頌歌，過渡到《安娜·卡列尼娜》中關於俄國貴族階層的傷感再現，整體的調性是不一樣的。

有俄國學者認為，1880年前後整個西方對俄國的看法出現一個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就來自《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戰爭與和平》問世之後，西方人並不完全服氣，覺得託爾斯泰不一定會寫愛情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徹底徵服了大多數西方作家，覺得即便寫歐洲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當時的歐洲作家依然寫不過俄國人，寫不過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自己辦的雜誌《作家日記》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是一個意義特殊的事實》，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記敘了一次街頭偶遇，說在涅瓦大街上突然遇到了作家岡察洛夫，這是一個非常慵懶的人，他寫的《奧勃洛莫夫》前面幾十頁都在寫主人公怎麼起床，作家本人也有些像他的主人公，這個作家是個貴族，他很有錢，但一輩子都沒結婚，因為覺得結婚太麻煩了。這樣一個安靜的貴族在街上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老遠就漲紅著臉問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沒有讀過「那部小說」，這兩個人心照不宣，「那部小說」指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激動不已的岡察洛夫手指著西邊的天空說：「他們是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來的！」「他們」指的就是西歐的作家。這兩位俄國大作家的心態是具有代表意義的，也就是說，當時的俄國作家都在較一個勁兒，看他們什麼時候能寫得比歐洲作家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介紹了這次相遇之後，就寫道：「從這個時候開始，因為有了《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因為有了列夫·託爾斯泰，俄羅斯人就可以在歐洲的文學和文化中昂首挺胸了，歐洲人也應該開始覺得俄羅斯人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是個文學動物，是個文明的動物。從此，整個西方開始轉變對俄國的看法。」

這個例子使我們感覺到，文學有時的確讓人感到沒什麼用，不是高科技，創造不出多少產值，可是文學的用處有時大到你無法想像的地步。你覺得你有多少錢，別人因此就一定會尊重你、高看你，事實上，別人可能恐懼你，但未必尊重你，而文學和藝術就能換來尊重。《安娜·卡列尼娜》在歐洲和全世界所產生的影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