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創立的儒家學說成為後世傳統文化的思想根基，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以盛唐為代表的古代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思想開放、文化昌盛，儒家思想得以廣泛傳播海外，對許多東南亞國家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其中越南就是極具代表性的一個國家。
一、傳入：「越南先儒」士燮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幾千年來湧現出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但若論文化交融最活躍、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歷史時期，則非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莫屬。
到了漢武帝時期，絕大多數門派的學說被禁止傳播，大量前朝專著被沒收或焚毀。儒家思想正式成為社會的正統思想，並且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時至今日仍對我們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從漢武帝開始，中國古代的一個思想大繁榮時代宣告終結。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派遣伏波將軍平定南越，並在當地設置了南海、交趾、日南等九個郡，這便是孔子學說在當地傳播的開端。東漢光武帝時，錫光和任延分別被任命為交趾太守和九真太守，他們不僅教給當地人民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還將中原地區的孔子思想在當地廣泛傳播，以至於掀起一股濃厚的「嶺南文風」。
如果說前面三位為孔子學說在越南的傳播鋪墊了堅實的基礎，那麼開始讓孔子學說真正深入人心的當歸士燮莫屬。士燮是東漢蒼梧人，少年時遊歷四方、潛心治學，對《春秋》《左傳》等經典頗有研究。後來任交趾太守，前後持續了近40年之久，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越南史官吳士連這樣記載道：「越南通詩書禮義、文樂教化，堪稱為文明之邦，而這些都是從士燮開始的。他的巍巍功德不止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恩惠，而且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交趾人民也因此對他崇敬有加，紛紛尊稱其為「士王」，士燮更是被後代人奉為越南先儒。
唐朝時期，孔子學說愈發受到統治者的推崇，因而得以在南洋地區得以更廣泛地傳播。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科舉取士，主要科目涉及四書五經等明經課程。高宗年間，唐朝在交州設置安南都護府，並將科舉制度傳播到這裡。官方行為推動了民間對於詩書禮義的追捧，加之中原文人與安南文人之間的交流往來，孔子學說得以進一步在當地廣泛傳播。
二、發展：科舉取士與「程朱理學」
宋朝時期，作為藩屬國的越南效法宋朝大力實行科舉制度。當時的越南李朝統治者李聖宗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廣修文廟，建起孔子、周公的雕像，每個季度都要舉行祭祀儀式。李仁宗時期，國運昌盛，經濟、文化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公元1075年，李仁宗舉辦了建國後的首場科舉考試，分別考察明經、博學、儒學三門科目，後來甚至專門建立了國子監，作為皇太子和文官們學習儒家經典的地方。
公元1226年，陳朝建立，陳太宗參考前朝制度，開始在越南正式實行科舉取士制度，並仿效中國殿試錄取三甲進士的方法錄用人才，給成績優異者頒賜「狀元」「榜眼」「探花」等榮譽稱號。他先後創立了新的國子院和國子監，並提倡百官讓自己的宗族子弟入學讀書，還親自為每位皇子撰寫銘文，教導他們要「忠孝和遜，溫良恭儉」。
公元1253年，陳太宗頒發詔令，讓全國的儒家學者在都城的國子院匯合，為百官講解四書五經的奧義。
李、陳二朝仿效宋朝，統治者非常尊崇孔子學說，並且上行下效，通過科舉制度的推廣引領民間的儒學風潮。這些舉措對於越南統治者鞏固統治、發展經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陳太宗設科取士，宰相選賢舉能，朝廷甚至出臺了完備的相關法律。天子尊賢重道，百官勉勵德行，百年基業由此得以穩固。
越南史學家評論說：李太祖時，聖學儒風尚未得到振興；李英宗時期開始修廟立祠，中國文化才得以開始傳播；陳太宗即位後採取科舉制度，制定完備的法律條文規範了朝廷的選官制度；陳聖宗則堪稱是尊儒重教的楷模，非常注重百官的舉止德行。
正是由於統治者對於孔孟儒學的尊敬和推崇，一大批有學之士紛紛湧現，如黎文休、黎括、張漢超等人都是當時天下聞名的大儒。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黎文休曾經編纂《大越史記》，記述李昭皇之前越南的歷史，編寫手法上與《春秋》的編年體如出一轍，成為越南歷史上最早的通史經典。
宋明年間，以二程兄弟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得到了中國統治者的重視，著名的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這一學說的忠實粉絲。程朱理學以孔孟儒學的基礎，創造性地發展出理學和神學的思想，講究「理高於勢，道高於治」，堪稱中國古代哲學界的一次深刻變革，對東南亞許多國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公元1407年開始，明朝曾在安南進行過20年的統治，在這段時間裡，明朝的《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經典書籍成為安南一帶各府州縣學堂的必讀書目，影響了整整一代的莘莘學子。
黎朝建立後，統治者將儒家思想與程朱理學定為治國的根本思想，大力發展詩書禮樂，開辦學校、重設科目，祭祀孔廟、重振儒風。科舉考試制度得以繼續施行，仍以《四書》為必考科目，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選，為國家輸送了大量的優質人才，阮薦、吳士連、黎貴惇等人都是當時越南文壇的著名學者，久負盛名。
三、全盛：阮朝是越南儒學發展的頂峰
公元1802年，阮福映在順化開朝稱帝，阮朝與清朝仍然保持著宗藩關係。嘉慶皇帝親自冊封阮朝國王，並賜名"越南"。從這以後，越南的典章制度大都效仿清朝的規制，而對於儒學的尊崇也一如既往地延續下來。
但是，清朝之前的理學奢談義理，空疏無用，因此受到了廣大有識之士的鄙夷的排斥，大儒顧炎武率先提出了程朱理學的致命弊病，主張開創儒學新風。這一時期越南的儒學受到清朝影響，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擺脫了程朱理學的束縛，不再一味強調義理的闡釋，而是把側重點放在了經國濟世之上。
同中國的清朝一樣，阮朝也是越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統治者深知如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光靠武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兼顧儒學和文教的弘揚，才能夠真正保障萬民歸心、江山永固。因此，他們主要在三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第一，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大力興辦學校，並非常重視皇子對於儒家思想的學習，為了滿足百官和學士們對於學習儒家思想的需求，朝廷還大量刊印儒學經典，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
嘉隆帝修建了國學堂和崇文館，以身作則申明教化，吸引四方儒士來到京師講學。後來又設立「集善堂」，專門用於為各位皇子講學的場所。皇子們從小學習《小學》，然後依次是《四書》、《五經》、《春秋》等課程，以明白正心修身、孝悌忠信的道德準則。
第二，在全國城鎮修建孔廟，提倡祭祀，並向全國官民百姓推廣孔孟思想。嘉隆年間，統治者不僅在京師建文廟，還命令各府州縣自行建造，並規定每年的二月和八月準時舉行對孔子的春、秋祭祀，歷代君王屆時都會親臨現場，場面非常隆重壯觀。
明命帝曾頒布戒律十條用以約束全國子民，告誡人們要恪守「仁孝禮智信忠孝悌」的處世準則，他說：「人生於天地間，就應當多行善事，去除惡行。」
「孔子廟是世界上最具有感染力的宗教建築。」——英國歷史學家李約瑟
第三，廣施仁政，以德治國。嘉隆十年，越南北方發生嚴重災荒，千萬災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統治者命令地方官員開倉放糧、賑濟災民，並且可以先斬後奏，不必上報。嗣德年間，有地方官吏上書請求朝廷撥款修繕道路和橋梁，嗣德皇帝很快同意撥款，並親自批覆：「築橋修路，利人濟世，也是一種仁政啊。」
早在郡縣時代，越南就已經深受來自中國的孔子學說的薰陶。建立獨立政權後，歷代統治者推崇儒術，採取科舉取士，推動了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廣泛傳播，對於越南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自西漢時傳入交趾，到阮朝嗣德年間，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兩千年構建了兩國之間強烈的文化認同，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它不僅是中越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對於兩國關係也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後漢書》
《大南實錄》
《大越史記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