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小說：一種世界性文學類型的遷移》，[美]葉凱蒂著，楊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9月出版，353頁，45.00元
從「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到「中國現代文學」，時間的遷轉當然是因素之一；而更重要的則是，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實際上為「和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思想語言的文學」
（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論〈吶喊〉〈彷徨〉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而此意義上的文學觀念與創作體制都是相對西化的。在這一現代化的進程中，「瓶」與「酒」的不盡對應尤其凸顯——小說這一類目，初則在史、子兩部之間遊移，及後不但有文言、白話之殊，更於近代出現傳統「小說」與現代novel的不同；而小說史書寫中，對具有政治意圖的「目標驅動」型小說究竟應如何評價，也是一個不可繞過的核心議題。
葉凱蒂的《晚清政治小說：一種世界性文學類型的遷移》，正有助於對這一話題的深化認知。作者系美國波士頓大學現代語言與比較文學系教授，其學術旨趣在於探索文學、文化、藝術觀念的跨國流動，並長期著力於從「世界性文學」這一視角觀照政治小說，本書系在其博士論文
Zeng Pu's "Niehai Hua" as a pol-itical novel—a world genre in a Chinese form（哈佛大學，1990）的基礎上，拓展領域、深化研究而成。
全書分為上下二篇。上篇二章，重在追蹤政治小說在歐美的生成及其向東亞的遷流；下篇六章，主要探討這一文學類型與中國語境互動過程中的重塑策略。在重申政治小說世界共性的基礎上，本書在結論中指出：「我希望本書已經證明，以文學作品的內在聯繫而不是文學領域的武斷區隔來指導研究的方法是富有成效的。只要我們接受跨文化互動是文化特徵的原則而非例外這個提法，立馬就會觀察到明顯的關聯和互動。」
（頁316）而書中所述內容的延展性，其實不僅停留於晚清政治小說研究的具體學術議題，對省思當下小說史研究的分科與理念亦有裨益。
按現行的學科劃分，晚清小說（某種程度上，這個話題可以擴充到「近代文學」）恰恰處在「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間，從事本領域研究的學者，其「學術出身」容有差異，研究理念亦不盡相同。如果做一個粗率且可能有些誇大的劃分，也許可以這樣說：面對晚清小說這一特殊的研究對象，某一部分學者更傾向於尋找歷史的一貫性與連續性，善於考索晚清作家借鑑經典白話小說的那些文學資源；而另外一部分學者則長於關注及歐美、東亞小說發展的重要文學類型與文學體式，關注其「世界性文學」的一面。舉例來說，在研究武俠文學這一特殊文類的時候，流行的論著常常上溯中國經典中的「武」「俠」理念與相關書寫，但對於「武俠」一詞的日本背景，以及日本所流行的武俠、劍客等類型小說缺乏更詳盡的闡發。而從另一方面看，某些學者在論述近代小說敘事模式或小說家知識背景等問題時，對於古典小說中所提供的文學-文化資源亦常常簡略帶過，這也極易導致某些評價不夠篤實確切。毫無疑問，兩種研究視角應當兼顧，互相補充。但這在實際研究中卻存在相當大的難度。作者在書中提示：「我們不能只把這種與世界的關聯扔在腳註裡，而是要充分地進行挖掘」
（頁6），並且關注到了「為了保證新東西能讓人感覺親近，晚清譯者、作者、讀者所熟悉的文學想像和以往的實踐往往要回到傳統的套路上」
（頁245）、「中國傳統文學模式提供的熟悉的設置給讀者期待設置了一個假定的框架」
（頁277）。提出文學類型的世界化，又顧及世界性文學在地發展的特殊規律，這一學術理念當然是非常通達的，而且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視。
眾所周知，戊戌前後的時新小說已經頗涉當代議題與現代思想，此類作品多在租界區報刊連載，自有不少新銳論調。1895年傅蘭雅（1839-1928）公開舉辦的「新小說」競賽無疑當屬先聲。而梁啓超（1873-1929）明確討論了政治小說這一世界性文學類型引入中國的問題，並高度評價其具備「救國」的社會價值。從文學形式而言，這一時期提倡的「新小說」與傳統白話小說也有較大不同。本書清楚地梳理了這一文體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歷程，並詳細介紹了政治小說及相關理念是如何影響到中國學者的：以新型小說傳播思想道德觀念，並達成改良社會的功用，梁啓超的這一觀念淵源於日本，又與朝鮮、越南的政治小說提倡者產生了呼應
（頁98）。在此前的研究中，學者高度關注到此類「新小說」的特殊性，所談「晚清小說」起訖、範圍不妨略有不同，但多數研究基本不以政治時段上的晚清為標誌，而是以清朝最後十年具有新特徵、新理念的小說為研究對象。
（參阿英《晚清小說史》、歐陽健《晚清小說史》）其中，政治小說的地位尤其重要。
何為「政治小說」？在著名的《佳人奇遇》序中，梁啓超如是說：「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乳，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以個人的閱歷、見聞為小說，並希望以之轉變社會風氣，蓋為梁啓超所定義的「政治小說」。但這一定義實際上並未被類型化，「政治小說」何以區別於「談政治的小說」，似乎並非涇渭分明。本書嘗試進一步將政治小說的概念凝練化，認為政治小說乃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旨在為當下與未來提供發展方案，主要目標為描畫國家理想政治前景，推向文明線性進化軌跡的一種特殊文體，並試圖將政治小說與早有淵源的時事小說、譴責小說拉開距離。毫無疑問，此類寫作樣式與書中的政治理念均為古典白話小說所無，但這一趣味卻並非僅有賴於舶來——晚明、晚清流行的時事小說，以及清代部分才學類、世情類小說，均有發揮政治議論，希圖影響社會的創作旨趣。就本書所主要涉及的政治小說來看，其寫法多數具有融匯「世界」與「在地」的兩層面，而「在地」的文化資源，尤為本書下篇著力研討之處。
政治小說中烏託邦書寫的時代背景，固然有以未來回溯當今的創作，但亦往往託之古代。這在舊式小說中實屬慣常：述古之目的即為諷今。如晚清樸學家俞樾（1821-1906）的戲劇《驪山傳》，認為士兵持盾牌滾舞前進，可以戰勝火器（第六出）。今天看來其觀點雖不足道，但亦屬曲園先生歷史考證、治理觀念的結合品，或可以說「提供了具體的指導」
（頁207）。復就傳統體式的白話長篇小說來看，烏託邦書寫也自有脈絡。名聲不甚顯赫的蔡召華（1797-1870）《笏山記》（1908刊）一書融合世情、神魔、才子佳人諸體，屬清代白話小說題材融合的典型之作，其核心宗旨是在幻想中的笏山地區實現建國、施政的政治理想。而還珠樓主（1902-1961）的武俠、仙俠小說，其入世部分亦往往涉及政治理念與大同思想等內容。再至金庸（1924-2018）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借武俠世界隱喻政治問題，則章回小說中的「烏託邦文脈」亦依稀可見。若不僅僅關注小說書寫，那麼「處士橫議」和「十世可知」當然亦是上述小說家可以仰仗的重要思想資源。
當然，上述觀點並非否認政治小說是一種「世界性文學類型」及其在晚清的創新性，亦並非說上述小說傳統必然影響到晚清政治小說的創作。而是希望說明：在以名著為中心的閱讀視野下，我們對清代小說創作傳統的理解，有時容易稍嫌簡略，這可能會對我們的在地視野產生局限。如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當然直接淵源於日本「未來記」小說，然而書中對才子佳人情節的淡化，以及「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恰好又與傳統小說-史學的複雜關係形成呼應，故其雖為中國新小說之空前創作，但若與傳統小說相較對讀，亦並非全無聯繫。晚清所再次興起的講史風潮，作者儼然有使之成為通俗歷史讀本，並勸諷國民救亡圖存的創作意圖，表現形式自由差別，但文化理念在小說批評史上亦不算特別新奇。是以，進一步探討政治小說的定義及其在中國的在地性發展時，或許有必要繼續考察此前小說創作情況與政治小說的可能聯繫，方能更好凸顯政治小說這一文體的獨異性，亦即本書所說的「並沒有被翻譯成既有的中國小說類型，而是創造了一個新的中國文學類型，帶有它自己的敘事和編碼策略」
（頁151）。對此，本書列舉了豐富且有意義的例證（如文風、回目等），並將論述重點落在了小說楔子這一特殊敘事模式上。在作者看來，「新式楔子被作為一種高於且外在於小說正文的副文本加以改造，讓作者得以建立一個將低俗的文學類型和崇高的救國新目標聯繫起來的框架。」
（頁305）以《新中國未來記》為例，這部並未完成寫作的小說因設置了完整的楔子，因此「把原來線性發展、結局不定的虛構故事替換成了結局在一開始就被設定好的線性的故事。憑藉這種辦法，許多剛開始連載、從來沒有寫完的中國政治小說甚至在故事還沒發展完善時就已經收到了政治上的效果。」
（頁288）不過，《新中國未來記》這樣的「未來記」體，雖屬新構，形式仍有接近傳統之處；而此外如吳趼人《新石頭記》（1905）、蕭然鬱生《新鏡花緣》（1907-1908）、陸士諤《新水滸》《新三國》（1909）之類的作品，在表面上依然以經典白話小說的續書為寫作形式，這當然也代表了政治小說在地發展的一種特色：以「同人」的續書寫法展示政治小說的「新」理念。對新理念和傳統模式的融合，本書業已給出了相當多的精彩描述，但諸多文本之間的「互文」研究或許仍有推拓空間——部分議題實際已經溢出「政治小說」類型研究的範疇。
本書的寫作似乎還面臨另外一個挑戰。「文學研究者普遍接受一個假設，即政治目標只會對文學作品有損害」
（頁5）。在筆者看來，這一問題某種程度上亦是「純文學」研究者的迷思。從小說的歷史影響、社會功用來看，相關研究的學術價值毋庸懷疑；而認為「文學經典中排除目標驅動的小說」
（頁6，注釋1），至少不盡切合中國小說的創作、批評理念。一部小說是否必須在政治和藝術之間二選一？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這裡且不必多引古今小說批評家言，單舉出一點便可作為反例：1980年代流行的「純文學」「回歸文學」之類觀念，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表達。文學作品很難抽離價值立場只講藝術技法；而考慮到宣傳效果，作家一般來說亦不會徹底放棄藝術技法而專注價值驅動。而一旦兩者同時出現，究竟何為根本意義上的「驅動力」就是頗為複雜難辨的問題了。就本書作者所擔憂的問題來說，目標驅動也許並非問題，只有目標驅動而缺乏藝術才能，或許才是其難以成為經典的根本問題。更進一步說，「類型小說」本身即代表了一種特定的評價標準，若批評者強行以一種看似普適卻忽略各種文體不同特性的方式加以評斷，這類理念恐怕過於粗放。
要言之，在本書的詳細論證下，曇花一現的晚清政治小說，「成功將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潮流納入中國文學的脈絡中來」
（封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立基。這一話題看似學界並不陌生，但實際上提示研究者應將更多時間用於探索世界性文學在地發展的動力機制，而非簡單地將相應材料置於腳註，不加詳細挖掘。而書中所提示的諸多視角、話題，值得深入探索者似乎亦復不少。除此之外，本領域中更有趣味也更難以解答的問題或許是：長期面臨名實不盡符合的「小說」一詞，在近代逐漸遠離四部分類的「小說家」，與純文學敘事文體產生明確對應。但在這一過程中，古代之傳統小說與舶來之現代novel，又在某些層面形成了爭鋒之勢，這一不盡合榫，雖非如古人之「小說觀」那樣龐雜，但也對相應研究、創作產生了甚多影響。最典型者，如魯迅（1881-1936）的《中國小說史略》，就在全書開頭同時並置了古代目錄家之小說觀和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小說觀；在小說史的脈絡梳理和具體文本的分析評價中，也往往兼顧二者，至產生不少內在張力。此類問題似乎仍然影響著當下小說史的書寫，若循其本，則當回歸百年前的「現代化」環節，尋繹更多的解釋可能。這，當然並非本書議題所能涵攝，但本書立足於晚清政治小說的深入討論，或許足以為這一舊話題提供新的觀察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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