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的利弊
想升官發財無可非議，關鍵是靠什麼實現。在古代，很長時期以來，科舉是讀書人實現當官的唯夢想，在政治、社會結構、士習民風、文化傳承與文化融合中，科舉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科舉影響無所不在。
然而，應該辯證地看待科舉，科舉有利也有弊。科舉一方面引導全社會愛學重學，一方面也把社會引向歧途，使學習變得功利。蒲松齡很早就成了秀才，但他考進士考了很多次都考不上，這說明有很高天分的人也不一定會獲得成功。歷史上的那些大詩人、大文學家，往往是科舉的失敗者。
客觀地分析，科舉在利的方面，首先表現在科舉考試促進了傳統儒學文化的傳承與普及，它帶動了民間社會崇尚人文、教育，唐代科舉盛行後，就形成了「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的社會風氣。
科舉制度打破了閥閱門第對國家官吏更替的決定權，與「九品中正制」相比，在選拔制度的公正性、考試技術的嚴密性及參與競爭的開放性上，可謂超過了前代，這是其利。
隋唐科舉取代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度」,但它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就是一種絕對的進步。漢代徵辟「賢良」、「孝廉」,「鄉居裡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社會輿論對國家官吏的任用尚有一定的決定作用。至魏晉時期，門閥大族興起，乃有「九品中正」之設立，此種制度固然流弊甚多，但誠如顧炎武所說，「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
他舉了陳壽、阮簡、溫嶠、張率、謝惠連等人因為品行不謹而被廢黜的例子，以證明「清議」的作用。可見「中正品第」的鑑定，自有其嚴格的標準，並不是私情甚至皇帝的意見所能完全乾預的。
但科舉制度的弊端也是突出的。首先，它的設計理念與所能達成的效果是一種墮落：品第鑑定與人的品行有關，而科舉只與文字有關，這就誘使天下讀書人以有限之歲月，消磨於場屋之中，嚴重脫離社會、現實，只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科舉的學問腐蝕了人們的頭腦，不少學者只是為了抄襲才閱讀詩文，他們根本就不理會培養自己的道德水準和自我克制。乾隆自己也說：「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習難返。」
可見，科舉考試使得官吏選拔制度的技術性增強了，但卻是以破壞文化應有的建設作用為代價的。顧炎武將科舉比做「焚書坑儒」,顏元稱科舉「滅道，毀人才，阢世運害殆不可勝言」。科舉在客觀上使得讀書人之靈魂，社會、官場、文化之風氣日近於卑汙。
《紀聞類編》中云：
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聰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盡消磨於無用八股之中，豈不可惜？
清末很多問題直接間接由科舉而起。早在明末就有一個笑話，崇禎在煤山吊死後，有人用貼紅紙榜書於大明門上云：
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贄敬。晚生八股文頓首拜。
將明清亡國責任完全推到科舉頭上未免太過，貌似「神聖」的科舉在「漁獵者」心目中始終不過是一種工具而已。
黃儒炳《續南雍志》中記載了明朝中期的一樁奇聞：萬曆年間，監生茅迪吉、沈德謙等人恣行兇暴，對某祭酒的僕人大打出手，「榜掠無數，以繩系持其足，續以水灌之，幾於非刑。」祭酒聽說後，急忙派皂隸去救，結果也遭到毆打，再派典籍去勸教，也遭到辱罵，「狂呼謾罵，無師生之體。
在國家最高學府中會出現這樣的場景，真讓人啼笑皆非。當時有大量無賴、學棍通過捐納進入各級學府，「秀才」二字幾乎成為流氓暴徒的代名詞。顧炎武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
明末李闖王、張獻忠等人對土人、縉紳的瘋狂屠戮，可以說是士大夫階層此種道德破產必然要遭受的報應。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詔，停止科舉，「自丙午科(1906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這項沿襲一千多年的選官制度，就此壽終正寢了。青衿黃卷，三更燈火五更雞，曾經寄託過多少讀書人夢想的科舉，變成了歷史陳跡。
科舉對民俗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科舉雖然被廢除了，但中國人仍然保持了對讀書人的尊敬。值得指出的是，科舉對文化習俗的流行具有自發性，有的科舉習俗可以轉化為新的民俗，如流行於廈門、臺灣及東南亞華人華僑社會的中秋「博餅」習俗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