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學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要好好學習，以後成為國家的棟梁，做未來的主人翁。那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個很胖的女人，除了讓我們做國家的棟梁，她還有個愛好，就是打她的兒子。他當時也在我們班。她經常把他叫到講臺上，左手拿著他的試卷，右手劈臉一個嘴巴，把這位未來主人翁打得臉一歪，然後反手一抽，把他的臉再正回來。現在我還模糊記得那個孩子的樣子，瘦瘦小小，一臉驚恐，像只走投無路的老鼠。
我們雖然是「文革」後的一代，但畢竟也是讀著魏巍的「美國鬼子腦漿迸裂，塗了一地，另一個戰士，嘴裡還銜著敵人的半塊耳朵」的課文長大的，神經比較大條，後來有老師指著學生罵「你離我遠點，我看見你就噁心」，大家還會哄堂大笑。
直到我長大後回想起來，才能體會到其中包含的殘酷。當時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要麼哄堂大笑，要麼噤若寒蟬。當然，噤若寒蟬多少體面一些。但我們畢竟是笑了。說起來，當年的我們就是這樣，寫著春光明媚的作文，讀著正義感爆棚的課文，被委以祖國未來主人翁的重任，然後在成年人營造的詭異世界裡尋求適應之道。圖畫與真實之間的咫尺之地，窄仄到了只適合一個未來的犬儒存身。
那個年代很多老師和家長都脾氣暴躁。時過境遷，我能理解他們的心情。他們生活壓力很大，什麼東西都缺，而且從來沒有人真正告訴過他們怎麼教育孩子，怎麼對待兒童。誰懂得這些事情呢？說到底，從來也沒有人真正告訴他們怎麼做一個成人。
多少年來，大家都已習慣由別人替自己做決定。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專門針對老人的商家，做廣告的時候不貼「商訊」而貼「通知」，就是捉摸明白了這種心理。而他們容易上野廣告的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對任何媒體都有一種敬畏感。如果你告訴他們那些「王教授」是假的，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要是假的，電臺怎麼可能讓它播呢？
把成人當作孩子，把孩子當作傻子，這樣會讓人喪失很多成長的機會。童年時不曾純真，青年時不曾燃燒，成年時不曾成熟。一撥撥人也就這樣胡亂長大了。
善良和懦弱混跡不清，而秩序只能從恐懼和順從中學來。當然，也有不小的進步，現在的成人多少比以前懂事點了，但在本質上，做事的方式還是差不多。就像崔健說的，大家骨子裡究竟還是同一代人。
我上學的時候，見過都二十多歲了還因為在校園角落裡接吻，被保衛科攆雞攆狗一樣亂攆的大學生。就算現在，我也經常讀到學生被校長抓來就剃頭之類的新聞。從來沒有被人真正尊重過的孩子，怎麼能在長大後懂得尊重他人呢？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
小時候的語文課裡，小明是最讓人討厭的。他總是提前完成作業，總是幫助後進的同學。他一舉一動都那么正義，正義到了你會盼著他哪天因為偷看女廁所被抓起來。
馬克•吐溫就有篇惡搞的短篇小說，叫《好孩子的故事》，在故事裡，小明譴責小剛不該爬樹偷蘋果，說作文裡說了你這樣的壞孩子會掉下來摔斷胳膊的。結果小剛果真掉下來砸斷了小明的胳膊，小剛卻安然無事。故事的最後，馬克•吐溫心滿意足地寫道：小明因為幹好事太多被活活炸死了。
我們可不敢這麼寫。相反，我們在小明的帶動下，在作文裡做各種各樣從沒幹過的好事，幹好事前一定要想到雷鋒、邱少雲、黃繼光他們，幹好事後，語文劉老師則總是「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另外我們還經常路過劉老師的家門口，看見她的窗口還亮著燈光，那是劉老師在批改我們作文，於是內心湧起一陣暖流。我們就是寫這種東西長大的。然後等到這個社會上賣假酒賣假藥，大家又叫著說：「人這都是怎麼了？怎麼都變得這麼沒有誠信？」這又是在裝什麼呢？
好萊塢的主流片子不管拍得多爛多假，宣傳的價值觀多老生常談，但它們總能給人這樣的感覺，就是導演確信觀眾認可這些價值。那種庸俗是溫情甜膩的庸俗。而中國導演們想要「提一提境界」時候，卻往往弄到笑場的地步。這不光是因為導演笨拙，也有一個原因是，我們這裡確實缺少了某種東西。
在這樣的環境裡，教養一個孩子，多少是件讓人困惑的事。有位朋友抱怨過，把孩子送進學校以後，眼看著她很多地方都在變蠢，卻毫無辦法。我也曾經和女兒童童一起，站在水族館前漫長的隊伍裡，看著有一家老小談笑著徑直走進了旁門，聽著門口的保安對抗議者喊「那就是給領導進的，就是不給你家孩子進，怎麼著？」再瞅著身邊那些不解的孩子們，不免產生了羅大佑式的迷惘：「想起了遙遠的過去未曾實現的夢，曾經一度人們告訴你說你是未來的主人翁。」
（轉自：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