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女都是異性戀嗎?關於耽美文化的四個迷思

撰文：盧浩菊

編輯：朱潔樹

文化研究學者戴錦華曾在題名為「後革命的幽靈種種」的公開演講中，將「耽美文學」作為重要的文本對象納入當代文化邏輯的考量。這篇演講稿在網上被廣泛傳播，引發了關於「耽美文學」的諸多討論。戴錦華從耽美文學的性關係描寫中看到了當代青年對權力的內在體認與尊重，並稱，相較於耽美的主流性，她自身處於邊緣位置：「我所選擇的的位置是邊緣對中心，夢想對現實，反叛對秩序，幼稚對成熟。」

但是，耽美文化——作為性向文化的重要代表，真的如同戴錦華所言，已經取得了中心位置麼？如果耽美文化已被主流秩序所認可，為什麼耽美作品的基本情節會在出版過程中被大量刪改？如果耽美文學中只有對權力的臣服，我們如何理解耽美文學中被寄予的對世俗權力的挑戰與反抗？

以上是性別文化與耽美文學研究者楊玲在題為「耽美：四個迷思與酷兒潛能」的公開講座中提出的質問與反思。現為廈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的楊玲，早期從事粉絲文化研究，在讀到同為性別文化研究者徐豔蕊所創作的耽美小說之後，開始轉向耽美文學研究，並與其成為研究夥伴。

耽美，英文名Boys』 Love，簡稱BL，是一種主要由女性書寫，供女性閱讀的男男同性情愛敘事，其形式以小說為主，同時包括漫畫、廣播劇、原創音樂、視頻等。上世紀90年代，受日本和臺灣地區的耽美漫畫與小說影響，中國大陸耽美創作孕育成型。楊玲在日前舉行的這場講座中提到，如今，耽美已是重要的當代書寫方式與文化現象，學術界無法對之視而不見。近年來，相關的學術研究越來越豐富，權威學者與期刊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闡釋耽美，這些闡釋不乏睿智洞見，但也存在需要澄清的誤讀以及呼喚反駁的偏見。很多學者將耽美文簡單地視為異性戀女性的幻想投射，認為耽美小說再現了當代青年對暴力的迷戀與美化、其中的性關係處理複製並強化了現行權力等級秩序，因而貶抑、否定、批判耽美文化。在楊玲看來，這些批判部分存在著對耽美文化的誤讀，忽視了耽美小說性關係秩序的複雜性、性暴力書寫的多重倫理與政治意蘊，也遮蔽了耽美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內開闢話語空間的事實。她從酷兒理論的視角出發，提出，「耽美作為酷兒潛能可以幫助我們超越父權制和異性戀正統的當下，去想像和感受一個擁有更多自由、激情、快感的酷兒未來。」

在演講中，楊玲歸納了有關耽美研究的四個迷思，並陳述了她的分析與思考。

迷思一：腐女都是異性戀麼？

楊玲提出的第一個迷思是，研究者往往將腐女（即耽美文學的閱讀者）直接等同於異性戀女性，將耽美閱讀的風行與耽美創作指認為「異性戀女性網絡社區對男性間同性戀情或情色的想像、書寫」，認為其是主流文化工業的新賣點。

楊玲指出，這一結論既不符合事實，同時也簡化了腐女性別認同的複雜性。目前學界已有相關調查研究證實腐女性取向具有多元性，並不局限於異性戀。楊玲援引臺灣交通大學助理教授王佩迪（Peiti Wang）在2017年日本神奈川大學酷兒議題會議上提交的論文——基於從臺灣BL粉絲社交網絡收集到的3851份問卷數據，王佩迪發現：相較於普通民眾，BL粉絲對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極高，93.2%的受訪者同意或強烈同意「同志婚姻應納入民法」。另一方面，BL粉絲性取向頗為多元，52.7%為異性戀者，2.4%為女同性戀者，1.7%為男同性戀者，33%為雙性戀者，10.1%為無法分類的酷兒。其中，異性戀所佔比例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高。楊玲認為，將腐女直接等同於異性戀者的誤讀誤判與目前國內的耽美研究方法相關。「小範圍訪談」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而通常異性戀的女性讀者更願意分享自己的閱讀經驗，相對而言，性少數群體會迫於社會壓力而不願意分享。

圖片由作者授權提供，引用自：Peiti Wang (王佩廸), 「Repression or Revolution? On Taiwanese BL fans Community’s Reactions to the Same-Sex Marriage Legalization Movement,」 「Queer Transfiguration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oys Love Media in Asia,」 Kanagawa University, July 2017. 

即使是異性戀腐女，將其閱讀耽美的行為僅僅視為異性戀對同性戀情的「意淫」與「獵奇想像」的觀點，也遮蔽了閱讀者投入耽美創造的虛擬世界中所產生的複雜性別認同的可能，以及文本所釋放的酷兒潛能。楊玲引用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論述腐女的多重性別認同。浙江大學研究生阮姚娜在碩士論文《同人女群體的倫理困境》（註：同人女，腐女的早期稱謂）中稱，她通過訪談發現腐女往往是跨性別男同，即：在現實生活中她對自己的女性角色有清醒的認識也不想改變，但是在戀情中她更願意以男性的角色愛上一個男人，「她的生理性別是女性，她的社會性別是男性，她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她是女人，她愛男人，但是她不想作為一個女人，而想作為一個男人來愛男人。」日裔學者Mizoguchi Akiko在論文Theorizing Comics/Manga Genre as a Productive Forum: Yaoi and Beyond (2010)中同樣論及了日本耽美粉絲在現實生活中與在性愛、情慾關係的性向認同中的差異性，她指出，大部分現實生活中為直人的耽美粉絲，往往自認為是性少數群體，她們意識到自身的「非正常性」——作為女人喜歡男男情愛，並對此有著驕傲或羞恥的複雜情感。作者舉例說，一位生育了兩個孩子的30歲直女告訴她，她無法將自己和丈夫的性愛行為當做異性戀性行為，她會在腦子裡將之轉化為耽美裡的男男性行為，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位現實生活中的直女稱為虛擬的男同性戀者（virtual gay man）。

有趣的是，耽美粉絲不僅可能是虛擬的男同性戀者，也可能是虛擬的女同性戀者。Mizoguchi Akiko在論文中稱，以女性為讀者與創作者主體的耽美文類是在虛擬的女同性戀空間中運行的，同人文化培育了女性之間的情感紐帶並形成了女性社群。這裡所說的女同性戀並非僅指女性之間的親密性關係，而是指女性性慾、情感生活可以完全擺脫男性，近似於由女性所構成的公共社會空間。楊玲曾訪談過耽美寫手風弄，在訪談中，風弄稱：「我家是一個耽美工作室，很多畫手都在我家住過，出版社的一些貨物（書、周邊）也都寄放在我這裡。我們就像一個人民公社，實行共產主義。」

由此可見，腐女並非大部分是異性戀者，將耽美閱讀視為異性戀對男男同性戀的意淫想像既是對事實的誤讀，同時也忽略了閱讀過程中所激發的多重性別認同的可能。楊玲認為，耽美閱讀能引領創作者與閱讀者跨越自我表面身份認同的障礙，在虛擬的層面或者現實的層面中實現對主流社會規範認可的性/別身份與欲望模式的超越。

迷思二：攻受關係是對現實權力秩序的複製與臣服麼？

楊玲談及的第二個研究迷思是：耽美書寫中的攻受關係往往被指認作對權力等級秩序的複製與強化。戴錦華在其演講「後革命的幽靈種種」中的闡述頗具代表性，她認為攻受這一「不容變更的主動與被動、強勢與弱勢的角色位置鮮有例外地與角色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全然高度吻合，甚至絕少背離新舊主流文化的各種規範」，也就是說，「在更換了愛情故事或情慾關係的性別身份之後，這一亞文化中的小說創作不是剝離了，而是凸顯甚至強化了的權力和等級秩序。」楊玲稱，關於攻受關係不可逆、攻受是現實權力關係直接複製的觀點，是對攻受的汙名化。

歐美耽美社群「隨緣居」

攻受是否不可逆這個問題，在耽美粉絲社群中也存在較大爭議。國內有不少粉絲受歐美斜線文（Slash Fiction，歐美耽美文）影響，比較反感攻受固定。2014年，資深耽美粉絲「yuezhifeng」在歐美同人文社區「隨緣居」發起「為何會有CP不可逆的心理」的討論，得到論壇網友的熱烈回應，討論持續一年多，300多個ID參與，共有500多個回復。在討論中，有網友認為攻受關係是男女性別關係的投射，即這是異性戀女性對男男關係意淫時所投射的男女情愛想像，將其中一方定位為女性，「女性為受，男性為攻」。這一論述激發了很多粉絲的反擊，他們認為攻受並非是對性別身份的複製與投射，恰恰相反，攻受是試圖超越原有的男女「主從有別」的性別模式。一些網友提出，攻受角色劃分是有依據的，其中網友mortalcat從權力砝碼的角度闡述了攻受角色的設定依據，她表示：

Sex is power，性關於權力……對我自己來說，我討厭權力失衡的cp……想像一個天平，左邊代表A的權力，右邊代表B的權力，假如A是年上，A+5，A還是上司，A+5，A居然還是遊刃有餘的腹黑，A+10。這樣一來，天平實在是太往A那邊傾斜了不是嗎。但是沒有關係，還有很重的一顆砝碼，那就是性。這種時候，我就會很可能傾向於BA（註：指B攻A受），而AB的文大多會因為太失衡而讓我不太舒服。而如果兩邊本來的砝碼壘起來差不多，也就是一般大家會說的相殺相愛勢均力敵，那麼我就會覺得互攻也無所謂。

也就是說，性關係中攻受角色的設定成為平衡二者關係的重要籌碼。在主流異性戀情感模式中，男攻女受的固定性角色往往是現實中男主女從的權力關係的複製，性是權力的折射，而在耽美小說中，性成為重新平衡權力的重要元素。楊玲指出，這位網友的觀點與日本學者Watanabe Yumiko（2007）的觀點很相似，Watanabe Yumiko認為人物的攻受角色是「根據社會、肉體和精神三個尺度來衡量的，「這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個以微妙的權力平衡為基礎的豐富的私人關係系統。例如，一個有著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可能在精神上次於他的伴侶，因此在某些方面依賴他的伴侶。」簡言之，攻受設定彌合了性愛雙方的權力不平等，性位置的差異最終實現關係的平等，因此，耽美書寫通過攻受設定試圖建構平等、純粹的愛情關係，而非對權力秩序的強化。

《性別是條毛毛蟲》
[美] 凱特·伯恩斯坦 著  廖愛晚 譯
新星出版社  2013年11月

另外，攻受關係組合也相當豐富，並非只有強攻弱受、弱攻強受，還有美攻醜受、女王攻忠犬受，忠犬攻女王受，霸道攻溫柔受，腹黑攻天然受等。相較於以性別定義情慾關係的異性戀霸權秩序，耽美小說書寫以攻受的形式呈現了性慾表達的多種可能性。跨性別學者凱特·伯恩斯坦在論著《性別是條毛毛蟲》中提出，以伴侶的社會性別來定義雙方的性關係模式——例如異性戀、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等，事實上簡化了個體化的欲望實質。在伯恩斯坦看來，欲望、性行為方式比性別身份更為豐富、更為重要，她列舉了16種可能的性關係模式，諸如Top/Buttom（上位/下位）、Triad（or more）models（3P或者更多）、Human/Animal models（人/畜）、 Owner/Slave models（主/奴）、Adult/Child models（成人/兒童）、Differently-able bodies models（殘障人士） 等，這些基本都可以在耽美小說中找到與之對應的攻受關係。與伯恩斯坦的觀點相近，楊玲認為，耽美通過攻受模式實現「去性別的性關係想像」。攻受模式替代了男/女模式，甚至男/男模式，「不以性別為基礎的性取向，為因性別身份而被剝奪了性幻想權利的女性讀者提供了一個表達、操演各種不符合主流社會規範的欲望和幻想的平臺。攻受重新詮釋了人與人之間可能有的欲望或者親密關係的方式，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親密關係模式。」

迷思三：耽美文是對性暴力的美化與認同麼？

強暴或者說非兩願的性交場景在耽美小說中相當常見。有研究者認為，耽美通過對背景、人物外貌、服飾的高度美化，將強暴者、被強暴者、強暴本身審美化，迴避強暴的權力、暴力性質。楊玲指出，對暴力的美學化並非耽美文獨創，在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中也頗為常見，例如莫言、餘華、閻連科等作家也會在小說中冷靜、客觀、細緻地再現暴力現場。暴力美學不是要迴避、遮掩暴力，而是通過具有悖逆色彩的情慾想像，闡述深刻的倫理、政治議題。由於歷史中的社會暴力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難以言說卻又無法釋懷的痛楚、憤怒和暴戾始終彌散於社會的每個角落」，耽美小說延續當代作家作品，通過暴力書寫的方式指認歷史累積的無名暴戾，是對同一歷史語境的不同回應，只不過後者更傾向於反思、影射公共政治，而耽美作者則傾向於處理私密關係中的控制與反控制、暴戾與柔情、衝突和妥協。

在耽美小說中，性暴力與情愛關係往往交織在一起，「攻因愛而強姦受」「攻強姦受之後產生了愛」，這樣的敘事頗為常見。在戴錦華的闡釋中，因為性暴力而走向情愛關係的敘述模式，事實上以受害者的自願馴服、自願臣服而告終，受虐者/弱勢者「最終心悅誠服地與強勢者、和權力籤署了一紙鮮血淋漓、血肉模糊的契約」。

楊玲從兩個角度反駁了這一觀點。首先，並非所有的耽美讀者在閱讀性暴力場景時都會代入弱勢的受害者身份，有些創作者甚至有意引導讀者代入弱勢的攻的角色，佔據「將強者壓倒」的視點，在想像的層面上實現對強者的褻瀆。例如，在耽美網絡論壇「耽美閒情」，有讀者匿名發帖說：「我看到那種高高在上威風凜凜眾人影從的人物就會想看到他被推倒強姦的場景。」楊玲認為耽美提供了徵服強有力男性之驅的視角，帶有一種「褻瀆的快感」。

《軍奴左三知》（上/下）封面圖
於煙羅 著
倍樂文化 出版   2006年4月

再者，耽美虐文的敘事邏輯「不是施虐方/上位者對受虐方/下位者的規訓，而是權力不平等關係的逆轉」，「處於權力金字塔最底層的受虐方通過自身的努力，逼迫施虐者接受一種更為平等的相處模式。」耽美作品《軍奴左三知》就講述了原本卑下的、遭受凌辱的軍奴左三知如何通過自身努力一步步爬到更高位置，最終與將軍裴陵平起平坐，獲得了他應得的平等、尊嚴與愛，讓主奴位置發生了逆轉。楊玲認為，耽美強姦故事提供了想像性解決制度性暴力的方法，在這裡，強姦不是壓倒性的毀滅力量，而成為一種可以憑藉自身人格、尊嚴和努力來加以解決的問題。

迷思四：耽美是逃避現實還是再現了更激進的情慾想像？

最後，楊玲談及耽美關於愛情想像的純粹性問題。部分研究者認為：耽美文化是青年人面對無力現實的自我封閉，通過構築不現實的世界，來逃避不完美的俗世。張冰在《論耽美小說的幾個主題》中提及，耽美的頹廢在於它製造了「一些漂亮的泡泡，年輕的孩子們沉溺其中樂而忘返，把真正令人窒息的現實拒之門外」。毛尖在《小鮮肉的耽美語法》一文中也表達了相似的論點，「耽美論壇不討論聲名狼藉的金錢和現實主義的生計問題，對耽美作者和讀者而言，現實的不完美成了讓他們屏蔽現實的動力，他們以享樂主義的方式圖解人生。」

楊玲認為，耽美與其說是對現世的逃避，不如說它以烏託邦式的情慾書寫來修復自五四以來提倡的浪漫愛的缺陷與不足。和耽美相似，浪漫愛同樣是舶來品，前現代的中國有愛情故事，但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浪漫愛」，後者強調兩個自由、平等的個體之間強烈的情感紐帶，是身體與心靈的高度契合。五四時期，浪漫愛曾經一度成為年輕人追求的目標。楊玲認為，五四現實中的戀愛關係存在兩個缺陷，並非理想的浪漫愛：一方面，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導致異性戀中的浪漫愛，往往是女性投入更多；另一方面，浪漫愛具有私人性，往往和人類生存中的永恆旨趣、公共領域，諸如家庭、政治、祖國、職業、社會身份、宗教等方面責任相衝突。而耽美的情愛書寫則以純粹而平等的男男情愛關係修復了這兩個缺陷。例如作品《魔道祖師》講述了兩個靈魂伴侶情投意合的情愛關係，同時二人共同剷除邪惡、匡扶正義，隱匿於江湖之後又默契地重回世俗，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追求取代了戀愛的私人性。

《魔道祖師》劇照

楊玲強調，耽美所展現的激進的戀愛想像與情慾書寫具有超越現實限制的革命性，在想像的空間內部，單一固有的規範中的性慾關係可以被重新改寫，而「圍繞耽美小說這種幻想模式所展開的圍剿與堅持，剿滅與再生，有著超出幻想領域的現實意義和價值」。演講的結尾，楊玲引述臺灣性別研究者何春蕤在《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中的論述再次重申耽美具有的酷兒潛能：

「我們要求更大更寬廣的情慾空間，超越一夫一妻的父權婚姻，超越單一的性伴侶，超越異性戀，超越單一僵化的性模式，性解放要從壓抑的、單一的、僵化的一切框架中滿溢出來，漫過規範的疆界。」

《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
何春蕤著
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

【相關背景】中國耽美發展歷程：海外輸入，草根傳播

「耽美」的稱謂來源於日本詞彙的音譯。1990年代初期，大量日本動漫進入中國市場，其中有些包含耽美元素，例如尾崎南的《絕愛·1989》、日本漫畫家組合CLAMP的《東京巴比倫》等。90年代後半期，日本耽美小說開始在大陸流行，與此同時，國內也相繼出現了一些耽美創作網站以及擁有耽美板塊的原創網站。本土耽美小說的萌芽最早出現於「迷迷漫畫世界」和「桑桑學院」等動漫相關網站。1999年，第一個耽美網站露西弗俱樂部創立，一度成為中國耽美粉絲的聖地。楊玲提及，露西弗取自天使Lucifer，其因與上帝對抗而墜落地獄，這個命名反映了初代耽美粉絲賦予耽美以對世俗規則的反抗性潛能與意義。21世紀初期，隨著商業性文學網站的崛起，耽美成為「晉江文學城」「鮮文學網」等原創文學網站的重要文類，並形成穩定的創作群體與讀者群體。2010年，由於不滿於「晉江文學城」的過度商業化，讀者與寫作者創立了「長佩文學論壇」，然而，在堅持了7年的免費論壇的非商業運營之後，2017年，長佩也不得不走上了商業化的老路。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耽美發展也受到歐美斜線文（Slash fiction）的影響。Slash為歐美粉絲圈對耽美的稱謂，指的是斜線符號「/」，用於連接兩個人名表示二者間的同性戀人關係，這個用法始於20世紀70年代美國《星際迷航》的同人文（註：在原作基礎上的二次創作），用於描述兩個男主角（Kirk和Spock）之間的情愛關係（Kirk/Spock，簡寫為K/S）。斜線文對中國耽美圈的影響與歐美影視劇在中國的爆紅密切相關。2000年，哈利·波特系列引入中國，耽美圈出現哈利·波特同人文以及論壇，例如「貓爪HP哈受中心站」。根據美劇《X檔案》（X-fire）改編的兩篇同人文《一條名叫Krycek的魚》和《24/7》也曾受到熱捧，這波風潮為中國耽美圈又輸入了兩個新的亞文類，一個是人魚文，一個是虐戀文（BDSM）。2010年，英劇《神探夏洛克》在中國爆熱，耽美歐美圈真正崛起，當時外國媒體的報導也促使國內媒體跟進，使得「腐女」一下子成為了高能見度群體。

「海外輸入，草根傳播」是中國耽美文化逐漸興盛的路徑，鑄就了中國耽美東西混融的特徵。儘管耽美的創作者和消費者都以女性為主體，但是也不乏有少許優秀的男性寫手。如今，賣腐、搞基，不再是僅局限於小圈子內的亞文化，耽美已經延展出較為成熟的IP產業鏈條，形成巨大的經濟效益。楊玲認為，亞文化已經不足以概括耽美，耽美更是一種元文化（meta-culture），可以和各種流行文化形式產生交集，比如，明星文化、媒介文化、體育文化。耽美不僅僅是一種特定媒介文本，更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情感結構，一個「濾鏡」，對年輕一代的性/別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相關背景部分亦整理自楊玲講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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