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兵荒馬亂中，母親終於不顧一切地隻身搭上火車，她要回衡山把一歲大的孩子帶出來。當初是為了避免讓幼兒受流離顛沛之苦而將他託給了鄉下的奶奶，現在，思兒心切，管不了那麼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見，孩子顯得大多了，可是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他瞪著眼前陌生的女人，像貓一樣緊纏著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麼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聲奶氣地喊著。
踩著黃泥路，到了火車站，孩子開始呼天搶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車轟然進站的時候，傷了心的母親轉了念頭："算了，不勉強吧！鄉下大概還是平靜點，反正很快就會回來……"
她終於鬆了手，將啼哭抵抗的孩子交還給奶奶，回身上了火車。火車緩緩開動，她將臉貼著車窗，依依地看著那緊摟著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兩隻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著她。
她當然不知道，火車一開動，就將她和孩子拉開了四十年。四十年後她已老態龍鍾，再度來到這荒野中的小火車站，黃泥路依舊，那個奶聲奶氣的孩子已是個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著腳走在田埂上，扁擔的兩頭悠悠晃著滿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歲；如果我早生四年，那個被留在湖南鄉下的就是我，那麼今天就沒有龍應臺，而有龍應湘。
四十年後的龍應湘該是個什麼人呢？
既然叫龍應臺，當然是個在臺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裡嵌了"臺"這個字，誰都知道他肯定是個異鄉人。四九年之後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臺生"的，不管是張臺生、李臺生、翁臺生，他們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馬亂中渡海而來，剛剛踏上臺灣的土地。祖傳數代的臺灣孩子不會叫臺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會叫京生一樣。"臺生"，一方面告訴你這孩子和臺灣有著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卻也洩露，他和臺灣畢竟只是初識。
我這個"臺生"從小就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玩伴不一樣。他們講閩南語，我們說國語；他們住在祖傳的老宅裡，我們則從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們的媽媽穿著短衫長褲，我們的媽媽穿旗袍；他們的爸爸做生意、打魚、種地，我們的爸爸穿著某種制服辦某種的公；他們在清明節提著食籃上祖墳，我們在家門前焚燒紙錢，捻香對天空遙祭；他們的父執輩群聚在夜市裡喝酒划拳，捲起褲腳蹲在廟前廣場推牌九，得意時咬牙切齒地喊"幹你娘！"；我們的父執輩穿著短袖襯衫、深色長褲，圍著方桌打麻將，時不時脫口而出"媽啦個B胡了！"洗牌時譁啦譁啦響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
所謂父執輩，就是那些口音腔調和你父母的相似，會和藹地摸摸你頭、給你兩塊錢差遣你在對面雜貨店買瓶五加皮然後讓你保留零錢的人。七九年，紐約電視上出現一個大陸的老農民，缺了門牙的老農咧嘴笑著，一臉憨厚，他一開口說話，我就呆了——怎麼口音如此親切竟像個"父執輩"呢？
操鄉音的我的"父執輩"在臺灣是那少數的異鄉人，缺牙的老農民使我發覺：海峽那邊，操南腔北調的"外省人"卻是多數，而且是那邊的本地人；我覺得驚奇。
八五年，臺灣人到大陸仍舊是違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個被落在火車站的長我四歲的孩子。
清晨，還在半睡半醒中，賓館窗外流進此起彼落的人語聲，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裡去呀？""早啊！"人來人往。
我蜷縮在被窩裡，耳朵卻像野狼一樣豎起來。這窗外的人，怎麼回事，竟然會說著我父親的話，那聲音、腔調，熟悉而親切，像條睡暖了的舊被，像廚房裡帶點油膩的老鍾。我衝動得想趴上窗子看看這些人的面貌——他們和父親長得可也相似。
在臺灣，父親的鄉音總惹人發笑，"聽莫啦！"人們搖搖頭。他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讓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鋤頭、芋頭、還是豬頭。
而在這扇窗外，每一個人——廚師、公安、服務員、書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說著父親的話，說得那麼流利順暢，說得那麼不假思索，那麼理直氣壯，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這麼一個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語言。
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姐"？"蜀人謂母曰姐"，楚蜀不遠吧？
"有一次，我從學校裡回來，跑了兩三裡的路，下著雪嘍，進到屋裡來，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給我一碗飯，我接過來，想放桌子上去，沒有想到譁啦一聲飯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為我嫌只有米飯沒有菜，把飯給甩了。她傷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飯省給我吃……"
父親講這個他不知講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後嘆息："我對不起你奶奶。"然後要沉默很久。
我們則各做各的事情，這個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馬光砸破石缸來得驚險，也不如華盛頓砍掉櫻桃樹來得偉大，實在不怎麼樣。倒是在我滿嘴牙膏泡沫傾聽窗外的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這許多年來父女一場，怎麼倒從來不曾問過父親是否想家。
於是我讓哥哥就著錄音機坐下，"給爸媽說段話吧！"哥哥兩眼望著自己的腳，困難地思索著。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該說什麼呢？問父母這四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問老天那一列火車為什麼走得那麼不留餘地？
回到臺灣的家，行囊尚未解開，就趕忙將錄音帶從口袋中掏出——我從不可預測的歷史學得，有些東西必須貼身攜帶，譬如兵荒馬亂中秘書的孩子，譬如一張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無可複製的帶著鄉音的錄音帶。
外面黑夜覆蓋著田野，我們聚在溫暖的燈下。
母親捧著杯熱茶，父親盤腿坐在錄音機前，沒有人說話。
極慎重地，我按下鍵盤。
哥哥的聲音起先猶疑，一會兒之後速度開始加快。
父親沉著臉，異常地嚴肅。我偷覷著——他會哭嗎？父親是個感情衝動的人。
母親呢？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車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責，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嗎？
我用眼角餘光窺看著兩個老人，有點兒等待又有點兒害怕那眼淚奪眶而出的一刻。
"不對不對，"一言不發的父親突然伸手關了錄音機，轉臉問我，"你拿錯帶子了？"
"沒有呀，"我覺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聲音。
"一定拿錯了，"父親斬釘截鐵地，而且顯然覺得懊惱，"不然我怎麼會聽不懂？像俄國話嘛："
我張口結舌地看著他，只是看著他。
他沒有淚下，他沒有大哭，他不曾崩潰，他他他——少小離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跡他鄉，他已經聽不懂自己兒子的鄉音。
我看著父親霜白的兩鬢，覺得眼睛一陣熱——唉呀，流淚的竟然是我。
白洋澱上為我們撐船的是個河北老鄉，赤足立在船尾和兩個孩子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著。兩個洋娃娃模樣的孩子出口卻是中國話，老鄉覺得"真逗"。
"你也會外國話嗎，安安？"老鄉說，邊把船撐進荷叢深處。
"講兩句來聽聽，安安。"
船上的人紛紛起身去採蓮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卻想對這河北老鄉多瞧兩眼。
這又是塵封記憶裡的"父執輩"哪！那樣熟悉的臉型，連皺紋的密度和紋路都似曾相識；那樣親切的口音，好像隔牆聽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這不是邵伯伯嗎？
邵伯伯來打麻將，總拎著瓶酒。進門見到四個五個流著鼻涕的小孩，從褲袋裡總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皺巴巴的廉價糖果。他邊喝酒邊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聲地哭。
邵伯伯的太太留在河北老家，沒出得來。母親趕雞似地驅逐一堆看熱鬧的孩子；邵伯伯還有個女兒，走的時候才剛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頭栽在桌上，人家以為他又犯了，沒想到他死了。
走過千山萬水，可還沒見過白洋澱這樣如唐詩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瀲灩的水光，貼著水光的是墨色的蓮葉，參差出水的是鮮綠的荷葉，荷葉往往簇擁著搖曳生風的荷花，襯著荷花的嬌嫩是後面野氣橫生的蘆葦叢，蘆葦叢後就只有那空曠渺茫的天色。
突然飄起細雨，水面蕩出一圈又一圈紋路細緻的漣漪。
"安安，你臺灣去過嗎？"船劃出了荷叢。
"去過呀！我在那裡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來過白洋澱。
活著的河北老鄉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車的母親和沒上火車的哥哥，砸了碗的父親和他來不及一見的"對不起"的母親，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龍應臺與龍應湘，長在德國卻生在臺灣的尚未長大的安安……你說異鄉和故鄉在哪裡開始交叉開始分歧？誰又有選擇的權利？
所謂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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